文天祥一生,可以勤王抗元为界,分作前后两期,前期诗共有229题259首。对文天祥前期诗, 今之论者一般评价不高,而具体分析不够;对他起兵勤王前后的诗作,又多强调内容、风格的转变 。文天祥前期诗的思想性、艺术性固然不如后期诗,但其自身价值不容轻视;文天祥前后两期的诗 作,固然有显著变化,亦有诸多一脉相承之处。我们应该具体地准确地评析文天祥的前期诗,以便更深刻地理解他的后期诗,并完整地把握其全部诗歌的特点和成就。游国恩先生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房开江先生撰写的《宋诗》都认为:文天祥前期诗“受江湖诗 人影响较深”。这在内容上可能主要是指文天祥退居文山期间写的约五十首山水诗(为行文方便, 以下简称文山山水诗)。文山山水诗描绘了文山富川的秀丽景色:“两两渔舟摇下,双双紫燕飞回 。流水白云芳草,清风明月苍苔”((山中六言三首》);“风高鸿雁起,晴久鹑鸿鸣。野树辞秋 落,溪云带雨行。”(《又赋》)。作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自然形诸笔端。但是文山山水诗更 多的是反映自己的隐居生活:“钓鱼船上听吹笛,偎芋炉头看下棋”(《用前人韵赋招隐》),“ 酒酣剩有诗酬唱,步倦何妨车马回?”(《与朱古平饮山中和萧敬夫韵)),作者时而骑马囊饭, 朝往夕返,时而呼朋引伴,聚会群游,或醉菊探梅,或弹琴赋诗,或月夜泛舟,或醉卧斜阳,是可 谓“潇洒胜由、求”。((山中自赋》)如果孤立地、浮泛地阅读文山山水诗,那似乎只是“一般 文人的诗,’(黄兰波(文天祥诗选·前言》),无以区别于江湖诗人之所为。但是,如果联系文 天祥罢职归里的背景加以观照,深人探讨,便可见得,文山山水诗与江湖诗人(包括“四灵”诗人)的樵曲渔歌是迥然不同的。文天祥于宋理宗宝佑四年(1256年)21岁时状元及第。因父亲病逝而守孝三年。开庆元年(1 259年)补除初阶时,正值元蒙大军围鄂,权宦董宋臣力主迁都议和,刚刚步人仕途的文天祥即 挺身而出,上书皇帝,条陈救国之策,并“乞斩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樱”。意见未被采纳,便自 请罢归。后四年,董宋臣东山再起,文天祥二次上书,极言其恶,请置之罪。咸淳元年(1270 年)平章贾似道托疾致仕要挟君主,文天祥当制浩,责裁以正义,而件逆权相,被贾似道嫉使台臣奏免所居官。由于文天祥嫉恶如仇,正道直行,结果迭遭排挤打击,“罢而仕,仕而复28罢,经历摧创,至于六七”(罗洪先《重刻文山先生文集序)),不得已几度退居文山前后达五 年之久。“青春岂不惜,行乐非所欲,’((山中感兴三首)),文天祥退隐文山既不是流连风月 ,也没有真正忘情物外。文山山水诗的首篇(文山即事)开宗明义:“宇宙风烟阔,山林日月长。 开滩通燕尾,伐石割羊肠。盘谷堪居李,庐山偶姓康。知名总闲事,一醉掉沧浪”。作者自比当年 归居盘谷的李愿,是“大丈夫不遇于时者”,因不遇于时、不容于世才辟文山、掉沧浪的。在(与 朱太博植)中,文天祥有更为明确的表白:“仆何所得罪于人!乃知刚介正洁,固取危之道,而仆 不能变者,天也。乃于寒舍千步外,得一破陀,溪山泉石,四妙毕具……而山外事一毫不接耳目矣 。”可见其遗世弃俗之为,实乃愤世嫉俗之举。“江山如有意,天地可无秋。夜月冯鹦铁,西风王 架楼。露蛋令我喜,烟草为谁愁?且醉杯中物,相看尚黑头。”((又用韵》)在文山山水诗中, 常常潜伏着或流露出诸如此类的愤世嫉俗之情。“若问山翁还瘦否?手持渔竹下寒江”((山中即 事)),“倚钓重来此蓑笠,梅花十里雪空江”(《宿山中用前韵)),文天祥一再化用柳宗元“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意,表现清高孤傲、不屈不挠的自我形象。文山山水诗,曲折反映了当时朝政的黑暗腐败和文天祥坚持理想人格的抗争。“一段青山颜色,不随江水俱流”((山中六言三首》)。长期的退隐生活,并没有消磨诗人的意志 。(生日和谢爱山长句)写道:“寓形落落大块间,嘘吸一气自往还。桑弧未了男子事,何能局促 甘囚山……簸扬且听箕张口,丈夫壮气须冲斗。夜阑拂剑碧光寒,握手相期出云表。”作者虽遭谗 被诬,解职还乡,却是穷且愈坚,不坠凌云之志。《夜坐)后半首触景生情:“少年成老大,吾道 付遗逸。终有剑心在,闻鸡坐欲驰”,用刘现、祖遨“闻鸡起舞”的典故,率直抒发建功立业、报 效国家的“剑心”宏愿。这才是文天祥的本来面目,是他退居文山期间思想的主导方面。在屡遭权 贵排挤打击的情况下,文天祥也曾产生遁世之想,(赠适庵丹士》自称“本是儒家子,学为方外事 。此身恨尧短,有意求蝉蜕”,并有“病中萧散服黄冠”((借道冠有赋)),“羽扇看棋坐,黄 冠扶杖行”((又赋))的学道之举,文山山水诗也确实颇多寄意林泉、啸傲烟云的篇什,但是联 系背景,透过现象,全面地、本质地看,文天祥笃信和奉行的始终是用行舍藏、达兼穷独的儒家传 统观念。不屑屈己干人,不愿窃位苟禄,以刚介正洁、直言说论立于朝,以愤世嫉俗、修身养性隐 于山,无论进退出处皆不忘以国家天下为己任,这是前期文天祥的人格和境界。‘而江湖诗派虽然 成员复杂,有游士,有清客,有所谓狂简者,有所谓猖介者,有的遁迹山林,有的行渴贵门,其诗 作的思想内容亦不可一概而论,但总体看,无论漫游还是干渴,江湖诗人的动机主要在于改变一己 之处境,其樵歌渔隐则多为全身远祸、流连光景,缺少文天祥那样的“剑心”、“壮气”,江湖诗人之诗,在背景、内涵、格调上,与文天祥退居文山之诗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黄兰波先生曾指出,文天祥前期“有一些诗篇是抒发优时之感”的,但又认为这些诗“未足以窥见他 的英雄肝胆”(见《文天祥诗选·前育》)。这个结论值得商榷。文天祥生活的前期,正是蒙古贵 族人主中原逐步南侵之际。宝裙六年(1258年),蒙哥亲率主力攻打四川;开庆元年(125 9年)忽必烈督师围鄂;咸淳四年(1268年)元军先后兵临襄樊;咸淳九年,樊城破,襄阳叛 ,伯颜领10万之众,分道东下,饮马长江,偏安一隅的南宋自此走向彻底灭亡。早在元蒙南侵之 初,年轻的文天祥就提出了“间文法以立事”、“仿方镇以建守”、“就团结以抽兵”、“破资格 以用人”四条切中时弊的救国之策,尽管当权执政者未予采纳,而优国伤时之叹常在文天祥心头泛 起。(题碧落堂)诗作于景定五年(1264年),在记大厦新成、写山堂雄姿之后,即联想江山 未复、时局趋紧而优心如焚:“修复尽还今宇宙,感伤犹记旧江山。近来又报秋风紧,颇觉优时鬓欲斑”。景定元年元军侵掠瑞州,碧落堂被焚毁,景定五年,文天祥知瑞州时修复了碧落堂,也29就在这一年,元军进占燕京,定为大都,改元至元,增加军晌,已有大举南侵之兆。“近来又报 秋风紧”,显然隐喻指此。(题楚观楼》作于咸淳九年,文天祥提刑湖南,诗的尾联是“遗恨飞鸿 外,南来访远音”,这一年正月,樊城、襄阳在长期拒守后终于陷落,作者遗恨、关注的正是此事 。作于同一年的(衡州送胡瑞逸赴嘈),题注:“时八月十五日,发兵讨贼”,诗云“蛟龙.灵雨 ,雕鹦展雄风……捷来君饮此,我亦凯元戎”,殷切期盼着讨贼之兵凯旋而回。(题郁孤台)作于 咸淳十年知赣州任上,是年,忽必烈命伯颜、阿术水陆并进,大举灭宋,而宋恭帝赵显刚即位,年 仅四岁,“风雨十年梦,江湖万里思。倚阑时北顾,空翠湿朝曦”,处江湖之远的文天祥凭栏北望 ,朝政、战局就像烟雾笼罩着太阳,晦暗不明,阴睛未卜,国家和君主的前途命运使文天祥的忧思 和焦虑是那样的沉重!即使退居文山期间,文天祥埠始终关注边防,不忘外患,《山中感兴三首》 一再写道:“大风从何来,奇响振空谷”,“故人书问至,为言北风急”,时局危急,而自己被迫 归隐,报国无路,作者不禁“感泪纵横发”!当他在文山盖新宅时,“闻江上有变,即罢匠事,唯 厅堂仅成”(《纪年录))。即使病中,他还“梦与千年接,心随万里弛”(《病中作)),国家存亡,山河防守之事耿耿于怀。金亡后的第二年,即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宋蒙战争便已揭开帷幕,四川则是双方较量 的一个重要战场。文天祥前期有《送刘其发人蜀》诗:“秋风凄已寒,蜀道阻且长。虎狼伏原野, 欲济川无梁。客从何处来?云我之西方。萧萧啸骗鸣,熠熠湛卢光。昔时荣华地,今为争战场。将 军扬天戈,壮士发戎行。江南有羁马,悠悠怀故乡。驾言与子游,云天何茫茫!”作者不仅形容了 蜀道的险难,更强调了蜀地的战乱。当年蒙哥人川以后,接连攻克成都、利州(今四川广元)等地 ,但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却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抵抗,阻兵城下达半年之久,军中病疫流行,蒙 哥也染病身亡,进攻四川的元军只好撤退。《送刘其发入蜀》诗中的“将军扬天戈,壮士发戎行” 显然是对抗击蒙哥的合州官兵的称赞。文天祥祖籍成都,六世祖文炳然始迁庐陵,“江南有羁鸟, 悠悠怀故乡”,表达了他对四川战事的关注。文天祥前期还有一首(.$蜀医钟正甫》,诗中有“ 为君望眠峨,使我双泪流”,也是为元蒙人侵四川而忧愁,“江南有羁羽,岂不怀故营”,则与《送刘其发人蜀》结意相同。笔者之所以逐一分析现存文天祥前期的忧时之作,意在说明,此类诗篇虽数量不多,却足以窥见抗元 志士文天祥的英雄肝胆。走笔至此,还想提出文天祥前期的另两首诗,一首是《题黄冈寺次吴履斋 韵》,作者寓情于景,以凄凉荒芜的秋色,表达优国伤时之感,而首联“长江几千里,万折必归东 ”和尾联“何日洗兵马,车书四海同”,则一暗一明地表达了对恢复中原、统一全国、结束战乱的 信心和愿望。另一首是《挽潮守吴西林其二》(吴西林即吴潜,号履斋),作者在追忆友情后写道 :“五岭生前梦,中原地下心。英雄凋落尽,慷慨一沾襟”,悲叹吴潜收复五岭、恢复中原的心愿 未能实现。吴潜,曾两度人相,主张加强战守之备以抗御元兵,而不满于南宋朝廷的苟且偷安,文 天祥引为知己,视为英雄。就文天祥本人而言,他即使在前期,冒死直谏,反对迁都议和,条陈抗 元救国之策,同投降派代表人物董宋臣作坚决的斗争,称之为英雄也非过誉。其优虑宋元战局的诗篇正是其英雄肝胆的写照。文天祥前期诗确实“多为应酬题咏之作”(房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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