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有感周勋初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建设中,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几代学 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前辈学者郭绍虞、朱东润先生以其深厚的学养为此奠定了基础,其后有刘大 杰、王运熙、顾易生等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三卷本问世,最近又连续推出了王运熙、顾易生 二先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计算起来,他们的工作已持续了七、八十年之久,从 其业绩中似可得到如下启示:一是复旦大学的学人都有紧随时代前进、不断开拓的精神。三十年代 ,郭绍虞先生与朱东润先生分别写出了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当时还无遵循某一主导思想而撰 述的风气,因此他仆]的著作都有个人特点,例如郭先生颇致力于概念的辨析,朱先生则注意研究 对象思想体系的完整。二家在写作之前,都曾发表过一系列的单篇论文,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很多 个人的研究成果,因而具有他人无法替代的地方。六十年代时,郭绍虞先生主持了《中国历代文论 选》三卷本的编纂,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系列经过精心加工的材料,推动了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随 后刘大杰先生领导部分人员写出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就利用了前此阶段《文论选 》中的材料。《中国历代文论选》曾为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 有目共睹的,但却也发生了一些非始料及的负面影响。有的教师认为讲授或研究古代文论时,仅取 材于这些即可,这就束缚了某些见解不高的学人的手脚。所幸者,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组在完成 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下册之后,又在王运熙、顾易生二先生主持下组织中国语言文 学研究所内的人员,撰就七卷本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引导大家更上一层楼。此书不论在观点 上,在材料上,都有新的发展与提高。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文学所的学人这种不断开拓的精神,值得 称道与效法。二是复旦大学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中这种火尽薪传的工作方式,不但产生了大量的科 研成果,还培养出了一代代的学人。敝人有幸,既接触过这一阵营的老一辈学者,也结交过很多年 轻的学者,而于承上启下的一代,相知尤深。对于他们数十年内龟勉从事的热忱,深为敬佩。处在 目下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上海滩的学人,寒窗苦读,握管不休,需要很大的毅力。复旦校方能为他 们安排一方净上,也是难能可贵之事。经过各界的协作支持与他们本身的努力,中国文学批评史这 一学科的主导地位,已经无疑地为学术界所公认。复旦大学中文系与文学研究所内的这一批精英还 将在这一领域中活跃数十年。三是这一学术群体的学风值得赞扬。上至主编王运熙、顾易生二先生 ,下至写作组里的每一位人员,都是朴实无华的学者。因此在他们的一系列著作中,都没有用大块 文章开路、大谈理论指导等等。对于材料的分析和概括,也没有过多的推论和发挥。他们的研究范 围不限于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大多还担任着中国文学史的课程与专题指导,反映在他们的著作中 ,便是材料的丰富、完整和视野广阔。对中国古代学术,有一种全面的观照,对古代文学,有一种 总体的把握。这些治学方面的长处,可以使人很容易地区别出复旦所编批评史的特色。我在早年也 曾从事过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与研究,后因故中辍。今日来谈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 成就,真有小巫见大巫之感,深以自己未能在南京大学起到同样作用而引为遗憾。在我校中文系的 历史上,也曾有陈中凡、罗根泽等先生导夫先路,但后因历史的原因,以及各种条件的限制,这一 领域中始终未能建立起一系相承的队伍和相当规模的研究阵营。所幸者,目下已有张伯伟、许结、 孙蓉蓉等几位年青学者正在努力垦辟,他们注意文献的搜集、改辨,也注意综合的理论阐发,经过 几年的努力,也已有了可喜的成果。而他什1又与复旦《通史》的年青作者有着紧密的联系,预见在不久的将来,都将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中的主将。读《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有感@周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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