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纲（1083—1140），字伯纪，是我国北、南宋之交著名的抗金派领袖，南来第一任抗金宰 相。面对女真贵族对宋朝所发动的掠夺、破坏的不义战争，他坚主抗战，反对投降。本文主要总结 李纳一些重要的抗金策略和措施。李纲抗金策略归纳起来可分为三点，即：（一）反对投降；（二 ）防惩叛乱；（三）坚持战守。（一）反对投降由于宋朝皇帝赵估、赵桓、赵构父子以及朝廷多数 大臣都是由主和到逃跑的投降派，因此，李纲抗金策略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反对投降。而投降的具 体表现不外是割地、迁都（逃跑）、称臣、纳币。在这些方面，李纳与投降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 争。1、关于割地还在宣和七年十二月钦宗刚刚受禅，金兵尚未渡河之际，李纳就预料敌人可能“ 欲求制河北之地”。他在（论御寇用兵札子声中预告钦宗：“祖宗境土，为人子孙当固守之，虽尺 寸之地，岂可割以遗人？”金人围沐后，欲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之地，纲极力反对。钦宗表面 抚慰，暗中却与金人订立交割誓书，不使李纲与闻。事后，纲犹“力留三镇之诏”“欧檄军前以改 誓书”。并痛陈：“如三镇果下，则异时河北河东，必不能守。密选税甸，宗社可忧。”但不久， 钦宗仍将李纳所留割地诏书交付金人北归。李纲在再上（乞措置镇札子》②后，策划利用护送金兵 的机会，中途阻击，不幸又被主和派破坏。绍兴八年（1138），李纲罢官家居，闻知王伦伴金 使南来，又预料金人“必求割地，以江为界，淮南、荆襄、四］11尽欲得之”。并在（论使事和 子严中警告说：朝廷从之，“则大事去矣”。可见李纲始终坚持“祖宗之地，子孙当以死守，不得 以尺寸与人”。2‘关于迁都大敌当前，“迁都”成了逃跑的异名。因此，终南宋之世，即使投降 派也不敢公然建议迁都，但事实上投降派君臣总是节节南逃。当时情况有三变，李纲的对策也有三 变。①靖康之初当金兵即将渡河围洋，徽宗首先逃往南京之际，留洋宰执共议奉钦宗“南狩”襄、 邓。李纳则坚称都城可守，钦宗为之稍留。隔日，皇族纷纷离沛，钦宗又改变主意，说：“朕将亲 往陕西，起兵以复都城，决不可留此厂史称纲“泣拜俯伏，以死请”。钦宗不得已说：“朕今为卿 留！”不料半夜里又传谕禁卫，明晨就走。李纲急忙人朝，正言警告说：“六军父母妻子皆在都城 ，愿以死守；万一中途散归，陛下孰与为卫？且敌骑已迫，知乘舆未远，以健马疾追，何以御之？ ”这才把钦宗吓住，勉强答应留下来。李纲主张坚守沛京，反对所谓南狩襄、邓，西狩陕西。②建 炎之初徽、钦帝在汽京被俘后，高宗即位南京（今商丘），距沛虽近，却吓得一直不敢还都。投降 派更以“巡幸”为名，排极高宗南逃。李纲便与投降派展开了一场“议巡幸”的斗争。他在（议巡 幸声中说：“宗社朝廷一迁，天下之势必有偏而不起之处，中原动摇，卒难复安。”然后驳斥“且 驻应天之说”，而敦促“一幸！日都”。旧都既幸，则可以考虑“巡幸”之礼，增置三都：“以长 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以备巡幸。”并断言“天下形势，关中（长安）为上， 襄阳次之，建康又次之。今舍上中而取其下，非得计也”。鉴于高宗仍决心逃奔东南，巡幸建康， 李纲又进《议巡幸第一札子晔，在分析天下地理形势之后，劝高宗宁取次策而幸南阳。此后，针对 高宗怯敌心理，又补上第二札⑤。首先提出胜天下者必以势，故据地利而莫肯先退，守天下者必以 气，故尽人力而莫肯先屈。指出当金人未至之时，即已震怖，委弃中原，而自窜于江湖之间，既失 天下之势，又索天下之气。一旦金人当真渡河，将何以待之？③绍兴之初绍兴之初，李纲宁肯高宗 驻烨建康，而不愿高宗贪恋临安。当时河北已失，中原未复，宋朝实际已偏安东南。绍兴五年（1 135）他闲居长乐，曾进呈（奉诏条具边防利害奏状叩，开始表述了上述看法。以后他在绍兴六 年洪州任因地震而进呈（应诏条陈七事奏状严，还重申“建康在东南为形胜之地，在今日为不可不 驻晔之所”。他认为“天时、地理、人事，皆当舍临安而幸建康”。他甚至利用天意示警的迷信， 说明临安决不可居。七年（1137）春，高宗果然由临安移晔建康，不料其年八月，原驻淮西大 将邮琼竟叛降刘豫，高宗胆怯，又想回驻平江（苏州），李纲又急忙奏陈（本驾不宜轻动札子严， 大意说：建康、平江无数百里之远，建康有长江天堑之险，不能固守，何有于吴会哉。其目的是反 对逃跑与退避。他大声疾呼“退避之策，可暂而不可久，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则失一步，退一尺 则失一尺”。3‘关于称臣、增币钦宗受禅之初，李纲预料金人将邀五事，除刻地必须坚拒外，其 他四事都可据理相商。第一事是“金人欲尊大之礼”。纳认为“当屈体事之如文王之事播、留，以 舒一时之急，无不可者”。“增渊之盟”规定来与契丹仅为敌国（平等之国），宋君为兄，契丹主 为弟，当时“尊大”在宋方。今既欲料一时之急，则不妨尊金主为兄，宋君为弟，这就是所谓文王 之事博鲁，‘“尊大”在金方。但后来靖康谈判时，金人提出要来君尊金主为伯父，由于徽宗已经 内禅，钦宗向金主吴乞买称侄，但仍然保持敌国之礼，因此，不闻李纳表示异议。第二事是“金人 欲厚邀岁币”。纳认为：“当答以旧约以燕云归中国，故岁币所以加于大江；今（金人）既败盟尽 取燕云之境，岂可复增岁币？为两朝赤子之故，不敢爱惜，且如旧约，已为过厚。”所谓旧约，是 指二年前来金夹攻灭辽之约。当时约定宋将辽之燕云（其后减为燕京六州）收复，宋给金国原纳辽 金帛五十万两、匹以外，另增燕京代税一百万鲜予金。金兵已尽占辽之旧地，而又率兵南侵，是目 环旧约，本不应再增，但“为两朝赤子之敌，且如旧约”。这就是“不敢爱惜，已为过厚”了。后 来靖康议和，岁币果如旧约（每岁一百五十万），并不出纳之所料。但围城期间，金人索“犒师金 币”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纳认为“其数太多，虽尽天下之财且不足，况都城乎”o，因此坚决 不许。至绍兴八年，王伦偕金使以“诏谕江南”为名来来议和约，则是以君命臣，完全失去“敌国 ’‘之礼。李纲虽闲居养病，仍据理力争。他提醒高宗“倘屈体降礼，权时之宜以听其‘相今”， 则君臣之分定矣”，千万不能同意。（二）防惩叛乱“内除科邪”和“外攘戎狄”本是同一策略的 两个方面，李纳主张严惩奸佞、蹲逆、叛臣以及他认为是“盗贼”之类的人。1、请诛徽宗时致乱 之臣钦宗受禅第三日（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李纲尚官太常少卿，上奏清诛致乱之臣。对童 贯、王公蔡攸、朱励、李彦、高怵等“六贼”，“过恶之盛者，明正典刑；过恶之轻者，量加贬滴 ”o。除六贼外，自原宰相至台谏诸臣，都应分别治罪。2‘请诛靖康末俗逆诸臣靖康二年金人将 停徽、钦北行，先于三月初七日册立来太常宰张邦昌为帝以托赵氏，国号大楚。邦昌虽然胆怯，不 敢公然接受天子礼仪，但毕竟“权代”了三十三天皇帝。李纲在（议后逆声中斥邦昌“凭待金人， 盗据神器，国破而资之以为利，君辱而攘之以为荣”。于是伏望高宗“断以英哲，而察其罪恶，特 正典刑，而肆诸市朝”。此议正合高宗心意。在（议伪命》中，对于助金为虐、辅翼伪楚的臣僚， 都视为受污伪命，乞高宗接三等定罪，于是拥戴张邦昌最力的王时雍、徐秉哲、吴秆、莫涛等皆远 滴。首荐张邦昌当立的宋齐愈先下狱，后腰斩。接着，由邓肃开具伪命之臣名单，对这些人或发配 岭外，或小处编管，最轻者亦降官贬秩。三年以后，金人又在中原立宋之济南府刘豫为齐帝，刘豫 鉴于张邦昌让国之祸，便甘心当傀儡与赵氏为仇。在李纳看来，更是唐逆。3、防治“盗贼”在民 族危机空前严重之时，李纲在“能平内寇，然后可以御外侮”o的思想指导下，对他所认为的“盗 贼”进行了防治。南宋初年的所谓盗贼实际指两类人：一类是由溃军裹胁而成的“军贼”；一类是 由不堪剥削压迫的起义农民组织起来的“土贼”。据史书记载，当时江淮、荆湖（北路）诸路以军 贼为多，其中大段如孔彦舟、李成、刘忠、郭仲威等。经过来朝数年击讨，最后都投降了刘豫。闽 浙、荆湖（南路）诸路以“土贼”为主，其中有范汝为、钟相、杨么等农民起义者。对待农民起义 者，李纲主张“剿”、“抚”并用。，以“抚”为主。他在（论治盗贼声中指出：“良吏之治盗贼 ，以术解之，使复归于农桑，则其国宁。而不善治者，一切以兵力胜之，必有凋耗之弊。……至于 巨盗如汉末之黄巾，唐末之黄巢，则其疾已深，非以毒药攻之不能去也。”并认为当“诛之则不可 胜诛，而力有所不给”时，最好是“因而招纳之以为我用”。这样可以洱内乱、御外患、备行阵、 攻寇贼。征讨方腊，镇压杨么起义是其具体表现。（三）坚持战守李纲反对投降、防惩叛乱，都是 为了坚持战守，正确处理战、守、和三者的关系，正是抗金致胜的前提和关键。建炎元年六月，李 纲在（议国脚便阐述了他对战、守、和的辩证观：“和、战、守三者一理也。虽有高城深池，弗能 守也，则何以战？虽有坚甲利兵，弗能战也，则何以和？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然后其和可保。不 务战守之说，则国势益卑，制命于敌，无以自立矣！”这就是说，能守才能战，能战才能和。根据 当时形势，李纲主张以防守为主。他并非一概反对讲和，只是强调讲和必须以能守能战为前提。至 于何时当守，何时当战，就要视时机而定。他的战术策略有四变：卫、靖康元年初春其时钦宗初立 ，金兵攻占两河部分地区并进围洋京。由于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钦宗与执政大臣时和时战， 举棋不定。纲先则赞成亲征，后则力主坚守；出战，目的也是为了守。当金人已分路南侵，大军尚 未渡河之际，纲便上（论御冠用兵札子严，陈“捍御大寇二十事”。在第一事中就提出‘“今来金 国人寇，合为固守之策”，并作了具体规划：“遣师命将，召募兵夫，广张声势，联营接垒，屯驻 要害之地，坚壁深堑，勿与争锋，待其粮竭气衰，徐议攻战。”在第三事中，还建议于河南、河北、河东置帅固守。李纲此时仅官大常少卿。奏上仅三日，金兵已渡河，计划完全落空。等到浓京被围，李纲便继续坚持守洋。淹京被围期间，投降派演出了～场互相矛盾的闹剧：一方面秘密与金议和，接受金人非常苛刻的要求；另一方面却行险侥幸，破坏李纲利用金兵北归“半渡而击”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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