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前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题许志英一在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好 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影响中国现代文学能否正常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 上，中国文学走过很长的弯路，有很严重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一个后进国家，中国文学的现代化， 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系统工程的一部分。其发动的动因和发展的逻辑，有着不同于以荧法美为代表的 发达国家文学现代化的特点。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启动，主要不是自身文学现代性因素长期积累的一 个自然结果，而是社会危机的逼迫和外部现代性的强烈刺激的一个有意识的回应和选择：“要救国 ，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这是近代中国几辈人以血和泪得来的结论。而试图通过器 物层和制度层的变革以达到现代化的失败，使人们十分自然地落实到对思想文化现代化的追求。现 代化的根本在于人的现代化，文学自觉地担当起了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重任。事实上，近代以 来，也只有“五四”一代思想文化先驱具备了领导一场现代文化运动的气魄、胆量和才识。在一种 “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时代气氛中，“五四”作家以自信的、开放的文 化心态，敢于打破一切；日的文化枷锁，对异质文化（文学）则采取了以“我”为主的“拿来主义 ”姿态：“觉得欧美的东西都是好的，固然是荒谬极了；但是极端的崇外；却未尝不可。”②在这 一代作家看来，道理是十分简单的。人类文明的进化，呈现为一个一个的阶段。西洋文明（文学） 比起中国文明（文学）来，实在已先于我们几步。因而崇拜欧美文化（文学），只是崇拜一种先于 我们的文化（文学）而已：“因为中国文化后一步，所以一百件事，就有九十九件比较的不如人， 于是乎中西的问题，常常变成了是非的问题了。”③欧美文学对中国文学自然也获得了示范效应。 在“五四”的短短１０年里，西欧２００多年的文学历史在中国的文坛很快地重演了一遍，浪漫主 义、自然主义、唯美主义、批判现实主义等等在古老的中国都有了其东方的传人，“五四”文坛因 此呈现出令人振奋的万花缭乱的新气象，“欧化”成为启动中国文学现代化工程的一个重要的历史 契机。但由“欧化”所带动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很快受到了新的时代条件的挑战。首先，苏联十月 革命的成功为中国带来了在落后国家进行革命和推进现代化的福音，俄苏文学由此在左翼作家那里 获得了欧美文学对中国文学曾有过的那种示范效应，成为左翼作家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重要思想 文化资源；其次，新文学在“五四”１０年的现代化实验，还只限干在思想、文化、经济较发达的 城市和文化水平较高的市民知识分子中展开，当历史要求新文学家将文学现代化的成果向更广大的 乡村社会和乡村民众中推广时，必然地有文学的民族化问题的提出，中国民众文化水准的普遍低下 使欧化文艺难以为他们所吸收。现代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二代作家，因此大体上一部分继续沿着“五 四”作家的现代化文学之路，深化和拓展着中国新文学的民族化的实绩；一部分借鉴俄苏文学的传 统和经验，开拓着中国文学大众化的前途；而解放区作家，由于身处被斩断了一切外部文化联系的 战争环境中，失去了与外国文学对话的可能性，更多地从本土民间文化中吸取其文学的养份。现代 文学发展史上的第三代作家（指延安及其它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中期的作 家）是在一种冷战的世界政治格局中成长起来的。冷战时期的文艺政策和人们对帝国主义的普遍恶 感，使这一代作家无条件地倾向于对苏联文学的借镜。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像小弟弟般地跟着苏 联文学亦步亦趋。即使当时看起来有些离经叛道的作家作品，也无一不从苏联文学那里寻找精神的 支援。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的主人公林震从尼古拉那娃的《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的 主人公娜斯塔西娅那里得到与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力量，何直（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 》提出对现实主义的再认识，也首先从引用西蒙洛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重新阐释开始。如果说 ，５０年代的中国文学，还实施着一种无选择余他的借鉴的话，６０年代中国对苏联的失望，则导 致了全面的闭关自守。像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备领域一样，中国文学进入一个狂热地主张自力更生的 时期。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资源都在反帝、反修的咆哮声中被当作洪水猛兽拒之门外。“于是精神 上的‘聋’，那结果，就也招致了‘哑’来。”④对外国文学现代性的成功阻隔，同时也就导致了 对本民族文学创造性的长期遏制。其结果，“文革”１０年除了造就了革命现代样板戏这样的“民 族化”文艺怪胎之外，便是造就了一班谢惠敏式的视《牛虻》也为“黄书”的观众和读者。新时期 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归“五四”文学传统。“五四”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 即是向外部世界开放。新时期作家也是从向外部世界张看开始其艰难旅程的。当然刚刚起步时，他 们并无“五四”作家的那种胆略和气魄。《班主任》里所透露出的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愿望，只小心 翼翼地停留在主张可以坦率地阅读在西方文学中其实并无什么地位的小说《牛虻》，所透露出的变 革的愿望，也只是谨小慎微地通过对一个很平面的人物形象──谢惠敏──的出乎当时一般人意料 的否定来达到；但由于我们长期悔慢了西方文学的缘故，“它却使身处废墟上的中国读者感到振奋 ，因为它朴素地呼出了‘外国也有好的东西’和‘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的共同心愿。” ⑤这“改变一下我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其实就包含着对现代意识的再一次殷切呼唤，而“外国也有 好的东西”则隐含了对外国现代文学观念、表达方式等的小心谨慎的肯定。初期的肯定虽然是小心 谨慎的，但国门一旦打开，这种肯定必然顺乎潮流地衍变为对外国文学的大规模借鉴。短短几年里 ，人们不仅在王蒙的小说里看到了西方意识流小说的影子，而且在刘索拉、徐星的小说中捕捉到了 “黑色幽默”的气息；不仅在张贤亮的《肖尔布拉克》和艾特玛托夫的《我的包红头巾的小白杨》 、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和刮帕托夫的《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徐怀中的《西线轶事》和 瓦西里耶夫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之间找到某种联系，而且可以在韩少功《爸爸爸》，扎西达娃 《系在皮绳扣上的魂》、王安忆的《小鲍庄）等作品中找到拉美爆炸文学影响的痕迹。８０年代以 后，中国文学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人们感受到“五四”所具有的那种宽容、开放的现代气息和现 代精神再一次降临于中国的文学大地。所不同的只是新时期作家更多地表现出对两次世界大战前后 发展起来的各种现代派文艺的独特青睐，使它们在短短时间里于中国大地重复了一遍。简单地回顾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借鉴外国文学的历程，不难看出，中国文学对现代化的追求，从来就不是一个独 立的文学事件，它始终追随着中国社会整个现代化工程的脚步并受其影响。政治、经济要现代化， 文学也必须现代化，一直是文学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借鉴的重心由欧美 向俄苏再向全世界全面开放的转化，正好与中国社会现代化由追求欧美模式到追求苏联模式、再到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商品经济社会的轨迹相吻合。３０年代包括鲁迅在内的作家将自己的文学目光倾 注于俄罗斯文学，最主要的原因，正如翟秋白所说的，就是：“俄国布尔札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 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 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 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日社会崩裂的声浪，真 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 标。”⑥新时期作家特别钟情于现代派文艺，理论的基础也在于认为现代化必然伴随着现代派。８ ０年代初期，徐迟的一篇很有影响的文章就题为《现代化与现代派》。将文学的现代化与经济的、 政治的现代化挂钩，决定了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事实上不能独立于整个社会现代化系统工程 的进程，当整个社会现代化系统工程误入歧途时，文学的现代化也必然遭受挫折。与文学的现代化 不同，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化似乎始终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的理论基点。从实践上说，文学的 现代比的过程同时也就是文学的民族化的过程，作家们在对外全方位开放的同时即进行着立足于本 民族文化土壤上的甄别、选择和扬弃。“五四”作家将欧美各种各样的文学主张和文学流派全盘拿 来，而唯独冷淡了古典主义，显然与古典主义同“五四”时期的青春勃发之气不相容有关；新时期 作家一时间热衷于卡夫卡、加缨并创作了《我是谁》、》蜗居》、《泥沼中的头颅》等作品，也与 那一段人不能成其为人而沦为“牛鬼蛇神”的非人历史有关。可见，每一次借鉴外国文学的过程， 实际上就是将外国文学民族化的过程，进一步提出文学的民族化，事实上也应当以文学的现代化为 前提和基础。它所要求的，是以更为独立的、以“我”为主的姿态实现文学的现代化。从３０年代 开始的文艺的大众化，原初的意图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文学现代化的成果──“五四”新文化运 动还只局限于在市民知识分子中展开──文艺大众化运动中主张采用民间文艺形式、运用大众语等 等都只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这一原初意图而已。可是在广大的小农经济国度中，文学的现代性因素并 没有获得它的扩散效应，相反倒受到了农民文化和民间文艺的包围，手段衍变成了目的，文学现代 化的航船改变了方向。而假如延安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战时气氛决定了对丁玲、王实味的批判还带有 某种历史的合理性的话，解放后对“古典＋民间”的过份强调则已完全遗忘了提出文艺的民族化的 原始意图。划览一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主流作家所走过的路是不无趣味的。“五四”一代作家从乡村──国外──沿海城市，第二、三代作家由沿海城市──乡村，第四代作家由乡村再度走入城市，作家们同外国文学的关系恰好走过了一条由近而远再由远而近的轨迹。而二三十年代和新时期，正好也是中国现代文学成就较大的时期。换言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在强调现代化和现代化指导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回顾与前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两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