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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

Summary by : TsingH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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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 300
出版日期: 四月 30, 1996
论汉武时代士人精神的嬗变查屏球摘要士人精神在秦汉之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士人由五师君友沦为 弄臣家奴,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与自尊;由天下游士变为一主之臣,失去了自由意识;由布衣之士变 为仰禄之士,失去了自主性;由四民之士变为儒臣之士,失去了主体意识。士人精神的嬗变至汉武 时代趋于定型。宋人张家云:“司马迁尚气任侠,有战国豪士之余风。”①由《史记》看,司马迁 的个性气质与思想精神都深深植根于战国士人文化土壤中,他一生的心事都在追踪古代的国士风范 。可是,汉代士人的生活环境与春秋战国时代已完全不同,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对士人已有了新的要 求。司马迁的精神追求与社会现实发生了强烈的碰撞,这就使他的心态交织着种种矛盾。究其根源 ,就在于从战国到秦汉这一历史过程中,士人的身份、地位、作用以及由此表现出的士人文化精神 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下笔者试从四个方面对这个问题作一具体论述。由王师君友沦为弄臣 家姐,地位下降,失去了人格的平等与目等得士者得天下,失士者失天下,这是春秋后时代的共识 ,士的多少与优劣已成为各国国力的标志,各国都大兴求士之风,士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 史记》记载:“是以骏子重于齐,适梁,惠王效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撇席。如燕, 昭王拥慧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筑竭石宫,身亲往师之。”o各国君主对士人不仅要待之以 礼,而且还要以士人为师。士人虽为君王之臣,但在君王面前仍有自己的自尊,士人与君主在人格 上是平等的。魏文侯说:“段干木光于启,寡人光于势;段干木富于义,寡人富于财。势不若德尊 ,财不若义高。”o对于无权无势的士人来说,唯有保持自尊才能为世人所重,并提高自己的生存 价值。孟子说:“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 ,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④在土人的“ 去就”之道中,“礼貌未衰”是一个基本的原则,所谓不食“嗟来之食”也是这一心理的反映,这 是在西周宗法等级礼制解散之后,新兴士人阶层所追求的新的平等之礼,也是时代赐给他们的殊荣 。但是,到了司马迁时代,士人的地位却一落干丈。奠定中国封建统治模式的汉武王朝,是以帝王 专制为核心的。它需要以严格的等级制度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它要使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个等级秩序 中的臣民,至高无上的皇帝是绝对不允许其他人与自己平起平坐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已向士人开 刀,如制定《游士律》搞焚书坑儒等,他主要是从肉体上除掉自己不喜欢的角色,汉武帝采取的手 法虽与秦始皇不同,但本质上仍是一致的。到汉武帝时汉家大一统局面已经形成,起决定作用的是 王权的力量,而不再是人才的力量。土人的社会地位则由先前的王师石友下降为家巨私吏,由人才 沦为奴才。在司马迁笔下汉武时代的高官显贵都是奴性十足,如象东方朔、司马相如等人虽才华出 众,又颇有政治谋略,可是也只能以倡优滑稽的方式才能够在朝庭立足。又如《史记》记到:“大 将军卫青侍中,上踞厕而视,丞相弘燕见上或不冠。””(公孙弘)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 自择,不肯面折廷争。”“尝与公卿约议,至上前皆倍其约以顺上旨。o汉武帝已不需要牺牲自己 的尊严来求得士人为己所用,士人在君王面前也无自尊可言,唯以顺上为务。汉武帝也是非常重视 人才的,他曾“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为数”,但是,他首先需要的是绝对服从自己的奴才,在才与 忠两者中,忠是第一位的,士人一旦与此相连则变得毫无价值以至被视若草芥。汉武帝身边一批儒 士重臣往往只是因一言不合则失了性命,如窦婴,灌夫,主父惬等都是这类悲剧人物。《史记·魏 其武安侯列传》云:“武安者,貌侵,生贵甚。又以为诸侯王多长,上初即位,富于春秋,蚣以肺 腑为京师相,非痛折节以礼础之,天下不肃。”o这说明王权统治者就是要以剥夺天下的自尊来强 化工权的尊严。司马迁与同时代士人一样,一方面为汉武盛世气象而振奋,积极投身于汉武王朝政 治文化建设,另一方面又为自己被侮辱被损害的自尊心而自卑,他这一矛盾心态正是他那个矛盾时 代的反映。由天下游土变为一主之臣,身份改变,失去了自由意识春秋战国时,天下没有一个统一 的君主,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如此的历史背景则为士人活动提供一个宽大的舞台,那个 时代游士之风大盛,士人可以自由地从一国到另一国活动,不必受一国之主的控制,也不必只仰靠 某一个人。臣与君并没有固定的依附关系,士人对君王只有为知己者死的道德义务,并没有绝对服 从的君臣“大义”。在思想上,他们也没有定于一尊的神圣不可侵犯的金科玉律,一切都是为了个 人事业的成功,他们可以取己所需,宣传任何一种观点。如苏秦先持连横之术游说秦惠玉,不成之 后,又主合纵之说,支持山东六国。当时他就被人称为“左右买国反复之臣也。”可是他在燕“益 厚遇之”,在齐“齐宣王以为客卿”。”《史记》又云:“自骏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类、慎 到、环渊、接子、田骄、骏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o可见,多国 并立的政局,使士人们获得了择善而“游”的人生自由,也使他们在思想上取得了百家争鸣的言论 自由。秦汉之后,士人的这种自由却完全丧失了。封建专制的本能就是要使所有的士人都必须服从 帝王这一唯一的中心,在这一点上它是不可能给士人一丝选择自由的。汉初诸侯王尚有养士之风, 到武帝时私家养士已与叛逆同罪,如桑弘羊曰:“日者淮南、衡山修文学,招四方游士,山东儒墨 或聚于江淮之间,讲议集论,著数十篇,然卒子背义不臣,谋及叛逆,诛及亲族。”o卫青也说: “自魏其、武安之厚客宾,天子常切齿亲附士大夫。招贤纳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职而 已,何与招士。”o这样,天下游士在汉武时代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只能成为汉武帝的一主之臣 。对那些游离于专制关系之外的士人,汉武帝则用严酷的法网对附他队如诛杀游侠郭解、淮南王谋 士伍举就是如此,这就在政治上剥夺了士人的人生选择权。在思想言论上,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 建议,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策略剥夺了士人思想言论自由,剪除与专制相违背的声音 。如颜异对汉武帝与张汤“造白鹿皮弊”这类欺民之举有异议,竟以“腹诽”之罪论死。士人已不 能自由的“各著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而只能引经据典替皇上旨意作注。司马迁指出:“是上方 向文学,(张)汤决大狱,欲传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亭疑法,奏 漱疑事,必豫先为上分别其原,上所是,受而著激决廷尉裂令,扬主之明。”汉武帝并不需独抒己 见的思想家,只需要借古颂今的御用儒生或润色鸿业的宫廷文人。司马迁追慕游士之风,向往游士 的自由境界,力建一家之言,可结果只招致更大的不自由,从肉体到精神都背上了沉重的压抑感, 他的心态总是在求取功名的热情与失去自由的痛苦矛盾中起伏。由布衣之士变为仰禄之士,生存方 式改变,失去了对命运的自主性在春秋战国之际“士农工商”中的士是既无世袭之位,又无恒定资 产的布衣,他们所能凭借的只是自己的思想和智慧,这种处境促使士人劳心苦志刻意求道,对环境 、对命运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如孔子就以“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作为士人的人生信条。又 如苏秦早年落魄,受兄弟嫂妹妻妾讥笑,后游说天下,成功后叹道:“且使我洛阳负郭田二顷,吾 岂能佩六国相印乎?”这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士人的心态,他们一无所有,无所依托,唯有靠个人 奋斗才能够表现出自己的存在价值,获取尊荣。可以说布衣处境的外在压力与知识的内在动力使士 人阶层生来就有一种改变自身地位的进取意识与把握命运的自立精神,同时,各国求士的目的在于 解除国家危机或争霸天下,严峻的现实要求统治者必须按才录用,论功行赏。如“费惠公曰:‘吾 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士人的才德不同,享受 到的尊荣也就不同。因此,不安于现状,主动向命运挑战也就成了那个时代士人特有的生存方式。 汉武时代,由于天下之士都要归附到汉天子一人脚下,他们的命运只能系于汉武帝一人之身。正如 司马迁所言:“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士人全凭遇合天子这一条路才能展现出来,他 们被纳入封建等级秩序之中,只能沿着精致的仕途台阶一步一步地爬行,那种由布衣到卿相的传奇 再不可能出现了,那种主宰命运的自主精神已丧失了。作为仰禄之士,他们依托封建吏制而生存, 已获得超出农工商的社会特权,他们已失去了改变命运的外在压力。东方朔《答客难》曰:“方今 以天下之大,士民之众,竭精驰说,并进辐凑者,不可胜数,悉力慕义,困于衣食,或失门户。使 张仪、苏秦与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能得掌故,安敢望常侍侍郎乎?传日:‘天下无害灾,虽有圣 人,无所施其才;上下和同,虽有贤者,无所立功。’故日对异则事异。””扬雄在《解嘲》中说 :“故当其有事也,非萧、曹、子房、平、勃、樊、霍则不能安;当其无事也,章句之徒,相与坐 而守之,亦无所患……向使上世士处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 非,高得待诏,下触闻罢,又安得青紫?”o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需要的是超稳定的思想与个性, 它要求士人必须安分守已,听天由命,力斥不安现状反抗命运的思想与举动。士人只有以老庄知足 无为的思想来安慰灵魂。如《史记·日者列传》中司马季主感叹到:“故君子处卑隐以群众,自匿 以群伦,微见德以除群害,以明天性,助上养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誉。”@先秦士人那种蹈厉奋 发的意气至此已化解为无可奈何的虚静之心,安身之道。不过,汉武帝广招贤良文学之士,又促使 更多的士人挤身宦途,盛世气象又不断激发起他们的政治热情和建功立业的渴望。但是,这种守成求稳的生活环境,这种一切都靠皇上恩典的生存方式,使得个体的生命张力总是受到君主意志的压抑。面对深不可测的宦途与倏忽即变的命运,他们总是感到自己力量的渺小,尤其象司马迁这些抱负至大的有志之士,遭遇更为悲惨,对命运之神尤为困惑。他在《悲士不遇赋》中叹到:“虽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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