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周王室的权力日趋削弱，周天子再也不能象西周时期那样对 各诸侯国主宰一切，发号施令了。到了后来更不得不依靠某些大国的军事干预，才得以平息王室内 部的叛乱，”内于王城！’①。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这一重大变革，也导致当时的军事领导体制发生 深刻的变化，其变化的重点，是围绕对军事领导权的控制而不断进行错综复杂的较量。其总的趋势 是列国军事领导权限的多样化和日趋下降。本文旨在对这一历史现象进行初步的考察和分析＿由于 春秋近２７０年间的社会政治本身是一个不断动荡递赠的历史运动过程，因此，军事领导体制的变 化也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即既有西周以来旧格局的延续，也有反映时代变革要求的新局面的形成 。当然，这种阶段性的变化，只是就其主导趋势而说的，实际上春秋各个阶段的军事领导体制既有 其一般性的特征，也有旧体制的遗痕，并孕育着更新体系的若干因素＿在春秋的最初一段时间里， 西周确立的军事领导体制的基本格局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延续。这种体制，就是《国语·鲁语下 》所记载的。“天子作师，公帅之，以征不认元侯作师。卿帅之，以承天子。诸侯有卿无军＊０＃ ：ｉｆ以赞元侯。自伯、子、男有大夫无卿。帅赋以从诸侯。”即周天子为最高军事统帅。，其军 队伪具体指挥权由公卿受命负责统领；大国武装追随王室的军事行动；伯、子、男等小国，则征集 车徒军赋为军事行动提供服务。春秋初年，这种基本格局仍得到短暂的保留，周王在某种情况下曾 调集诸侯军队征伐“不德”，操纵一些诸侯国君的废立之事。如周桓王二年（公元前７１８年）， “王命钱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②。又如周、郑交恶，导致爆发儒葛之战。在战争中，周王就 调遣蔡、陈、卫等国的军队与王室之师一起组成三军进攻郑国。这表明西周以来“礼乐征伐自天子 出”的做法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的。然而这毕竟属于回波余农，时日不多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这 种格局的延续，仅仅是名义上的，其实质内涵已有很大的变化。这主要有同一是过去在周夭子统一 领导下，主要用于防御外邦外族入侵或对外扩张的各诸侯国武装力量，如今已成为华夏内部战争的 工具。二是从军事建制看，过去严格的军事等级制已日趋瓦解。如郑国在春秋伊始，打破其接推制 只有“帅赋以从诸侯“的资格限制．（郑为一伯”爵），而在公元前７指年依照大国规模创立了三 军的建制；“卫人以燕师伐郑。郑祭足、原繁、澳驾以三军军其前，使曼伯与子元潜军军其后”③ 。这种新因素的出现，决定了周王室名义上的全国武装力量统帅权很快就要被剥夺，军事领导体制 的更大变化已成为不可扭转的历史趋势。在这一时期，周天子和各诸侯国国君是全国武装力量以及 所属各国军队的军事统帅。他们平时筹划和组织军队的整顿和扩充，战时则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如 在儒葛之战中，周桓玉与郑庄公分别为周联军和郑军的最高统帅，并亲自指挥主力所在的中军作战 ，就是明显的例证。当然，在某种情况下，天子或诸侯国君也授命公卿或大夫统军征伐。如周、郑 交恶前的郑庄公，身为工贸在卿士，曾奉周王之命分别在周桓王六年、八年（公元前７１４年，公 元前７１２年）统帅郑、沈军队两度攻伐宋国。但是这种情况总的来说并不占据多数。——随着时 间的推移，春秋列国军事领导权的下移显得更为突出，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大约占春秋前 中期的大部分时间。其军事领导体制的主要特色是“礼乐征代自诸侯出’，。具体表现为：－ｍ’ 第一，周天子名义上的天下武装力量最高统帅地位已完全丧失。当时周天子除了能直接控制极少数 的王室军队以外，已无权调发各个诸侯国的军队、更无法对诸侯国内部的建军规模、具体指挥事宜 进行干涉。周王室有时也出军参与诸侯之间的”会师”、盟会活动，但力量殊为有限，徒具象征意 义。事实上，王室连内部的变乱也不得不借助郑、齐、晋等霸主去动员各国军队加以平定。或征集 成卒保卫京师，或分派夫役加固城防，供给粮切，等等，也都离不开大国的支持和施舍。而各诸侯 的国君不仅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军赋保障的能力，随意组建和扩充军队，而且还自由任命各级将帅 军吏和发动战争。晋国在这方面最为典型。按“周礼”的有关规定，晋为小国，只允许拥有一军” 的兵力，这一点直到鲁庄公十六年（公元前６７８年）仍被遵守：“工使沈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 侯”。可是到了鲁阔公元年（公元前．６６４年），这一局面就遭到破坏、晋献公“作二军，公将 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④。公元前６３３年，晋文公“＼于被庐，作三军”⑤；次年，晋文公在 三军之外又增设三行。这些扩军之举以及相关的将职任命措施，都是普公室自己作出决定的，并未 事先征得周王室的批准。这可以视作为对“周礼”明目张胆的蔑视和破坏。－·；第二，相继崛起 的诸侯霸主，利用旧有军事领导体制的某些传统，代替周天子行施名‘义上的天下武装力量的统帅 权限，即所谓焕夭子而令诸侯＼当时的一些大国，如齐、晋等，出于其推行霸政的需要，打出“草 王攘夷”的旗帜，。以捍卫王室，“以征不稳”的种种名。义，直接向曹、陈、鲁、郑、宋、卫等 中小国家征调兵力、军赋，硬除异己，扩充自己的实力，并胁迫中小国家参与自己角逐中原。打击 削弱其主要对手的军事行动。而与此同时，其所主。持的军事会盟，也多少起到了对其他诸侯国的 军事行动进行某种形式的协调和制约的作用。但是，这种霸主主持统帅权的做法，其胶质包与西周 时期那种军权高度集中于周天子的情况有着根本的差异。其中最大的区别，就是春秋时期中小国家 的军队虽在名义上听从于大国霸主的调动，但是其组建权和实际指挥权基本上由本国公室所掌握。 第三，在诸侯国内，国君是本国军队的最高统帅，掌握着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他们平时主持军政大 事，战时则大多亲任统帅赴前线实施作战指挥ｚ当时，各国军队的领导权紧握在公室的手中，军极 易相对集中稳定的状态。这一点是于史有征的。在齐国，据《国语·齐语》的记载，“制国队为二 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师五乡焉”（按：《管子·小 匡料公帅五乡焉”做公帅十一乡”，包括有＼工商之乡六”）。“三．军，故有中军之鼓，有国子 之鼓，有高子之鼓”。可见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法文武之远绩”，建立起一支三军编制的军 队，拥兵３万人，战车８００乘。其中国君和两个命卿国子、高于各帅领一军，而齐君亲领的中军 ，节制诸军，实为全军的统帅。在晋国，晋献公乘齐、戎对峙之机，扩张实力，“作二军，公将上 军，大于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③。晋献公亲领上军，也为全 军的最高首领。在鲁国，《诗·鲁颂。＠宫》载鲁德公时的军队是“公车千乘”，为二军之兵力。 《左传·襄公十二年》：“季武子将作三军。”杜预注：“鲁本无三军一，唯上下二军，皆属于公 。”说明在季武子作三军前，鲁国上下二军均直属鲁君统辖、由此可见，与春秋前期中期“礼乐征 伐自诸侯出”的基本政治格局相同步，当时各国军队的统帅权和组建权基本上控制在国君的手中， 军队中的各级指挥官也大都由国君任命公室贵族及眺大夫担任。一另外，象是否出战、派遣将使、 用兵多少，等等，一般亦均由国君决定。如鲁阔公二年（公元前Ｂ６０年），齐国出师协助戍守曹 国，就是由齐侯亲自作出具体决定的，“齐侯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由 于国君是一国最高军事统帅，所以在春秋前中期，各国国君经常亲率大军出征作战。他们或亲领中 军与敌对阵，实施战场直接指挥。如齐鲁长勺之战中的鲁庄公，楚宋溉水之战中的宋襄公，齐晋鞍 之战中的齐顷公，晋楚城消之战中的晋文公，晋楚娜之战中的楚庄王，晋楚部陵之战中的楚共王， 均登临战车ｉ亲冒尖石。擂鼓指挥节制麾下部队。或随”军行动，居中控御调度，监督军事主将的 具体战场指挥。如城股之战中，令尹子玉（即成得巨）虽为楚军前敌总指挥，但当其要实施对晋决 战时，却首先得征求楚成王的批准。各国国君对最高军权的掌握。也表现在对发兵权的控制和对卿 大夫“私属”军队的驾御方面。如晋国虽然自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活，“军”的建制多变，通 常以正卿为中军将，具体负责战场指挥事宜，这在哪之战、鞍之战、邵陵之战中都是如此，但起初 仍要听命于国君。其他国家的情况也大致相同，秦晋峪之战中的秦军“三帅”以及宋国的大司马、 楚国的令尹司马等，尽管有临阵监理主持全军之权限，但其发兵权部牢牢地操在本国国君的手中。 如晋、齐鞍之战前夕，晋国的规克已身为正卿，但仍要向晋君请命发兵的数额。当然个别国家或个 别时候，军将实际上掌握了发兵权力，发生过四大夫不听国君的决策。擅自领军出征的情况。但这 仅仅是个别循现象，并不占据主流。另外，公室也严格控制着本国卿大失的“私属”武装，对其发 展予以种种限制，一旦发现“私属”武装对政权构成威胁时，就立即加以制止。例如，当郑国的共 叔段“命西鄙、北鄙贰于己……完聚，缮甲兵，具卒乘”⑤时，郑庄公便立即派兵于以坚决镇压。 到春秋晚期，列国的军事领导体制又有了新的变化，除吴、越等少数国家外，军权进一步下移，中 原大多数国家的军事领导权开始旁落于卿大夫之手，公室地位趋于卑弱，“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进 而转变为“自大夫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期军事领导体制的主要特色。由于各诸侯国政治、经济 、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军事实力的强弱消长，其军事领导体制也必然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形式，并 且随着各国政局的变化，而始终处于不断变化和具体调整的过程之中。其总的趋势是。国君对军队 的最高领导权逐渐被削弱甚至被剥夺，各国卿大夫在增强自己实力的基础上，专擅军权，发号施令 。而过去盛行的国君亲自统兵征伐的指挥制度，这时也逐渐让位于军将统兵指挥制度。、、”．。这种变化及其原因，具体可概括为以下几点：一第一，春秋前中期霸主“方伯”对中小诸侯国的军事行动进行某种形式的协调和制约之举——军事会盟，到春秋晚期，其作用已逐渐降低。一般地说，“主盟”国对各“参盟”国在军事上很难施加约柬力。如吴国在黄池之会中虽然折服晋国，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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