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的背景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英格尔斯说过；“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 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人格，这样的国家才可能 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而现代人格在心理和行为上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它的发展能力（Abil tyofdevelopment）。”①本文基本认同这种观点。亦即是说，在人的生存能力中 适应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上，作为现代化对人格心态的要求，我们无疑更应注重人的发展能力。众所 周知，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在一个农民人口占绝对多数的现实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农业人口素质 的现代化问题始终具有最根本性的意义。本文将以此为问题背景，反思一下我国农民的“安上”观 念以及这一观念对农民人格现代化的影响。二、中国农民的“安土”心态及其成因胡适在谈及中国 农民的心态时曾有过如下一段论述：安于自己耕作的土地，天早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 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②胡适的这一观点，虽然带有那个批判时 代所特有的偏见情绪在其中，但他对中国农民的这一“安土”观念的揭示无疑是给人以警策与启迪 的。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而这一社会的必然特性就是定著安居，故对乡土 有着极深厚的眷恋之情。因而与西方文化不同，乡土情谊就深深地灌注到中国文化之中。而这一特 性对中国农民人格心态的影响就表现为在他们的情感世界中沉淀了挥之不去、却之又来的“安土” 观念。故《周易·系辞上》称，“乐天知命，故不能优；安土敦乎仁，故能爱。”《礼记》对这一 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发：“不能爱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乐天 ；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这里所述的“土”就是指人们休养生息的土地。孟子苟子等尔后的 一大批思想家也都无一例外地强调“土”对人安身立命处世应变的重要作用。故孟子称“诸侯之三 宝：土地、人民、政事”④；而苟子则认为“无上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故土之与人也 ，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⑤。后世称这种“安土”观念为儒家的乡土之教。儒家的这一乡 土之教可以说是中国这个农业民族的“安土”观念在理论形态上的涵括。在儒家这一“安土”观念 的规范和影响下，中国农民的调形成了比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执著、强烈而又深沉的乡土心态。这 表现在中国广大的农民文化观念中，土地甚至有了强烈的宗教色彩。“天、地、君、亲、师”构成 了四方百姓极广泛的信仰。不仅如此，土地的这一生物之功、载物之德，使中国历代上至圣贤明君 、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产生虔诚的景仰崇拜之情。我们理解，中国农民这一“安土”观念的形成，从 其历史文化背景上分析，至少有如下一些原由：第一，地理环境的封闭性。地理环境作为人类社会 存在经常和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与人类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自然的生存条件不同就使得不同民族 在内在气质和心态品性方面有了极大的差异。马克思就曾谈及地理环境对形成“商业民族”和“农 业民族”的重大影响作用③。我们中华民族属典型的大陆型的农业民族。自古以来，中国农民生活 在东亚大陆上，东临茫茫沧海，西有无垠的沙漠戈壁，西南则被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阻 隔，东临大海难以跨越，因而陆上和海上交通不利，唯有本土内部有极大的回旋空间。这样的地理 环境从消极的方面说，一方面极易造成了中国农民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从而滋长固守内地的收缩封 闭意识；另一方面，又使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安土”的即在本土上自生自长的，很少受 外部世界其他民族的影响。这样，在这种地理环境影响下，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形成了一种安土 的封闭意识。相反，海洋民族由于其生存环境是岛或半岛，生存空间相对狭窄，以及生活必需品的 相对缺乏，就使得他们更多地要与外界进行流动式的交往，才能生存和发展。游牧民族也有类似的 情形。所以这些民族在这种地理条件风熏水染中，使得他们在生存和发展能力上一般要强于以安上 居业为主要特征的农业民族。第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我们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大陆农业民族， 其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就是自然经济。普列汉诺夫曾对自然经济有过如下的论述：“在自然经济条件 下，每个既定的经济单位都可以用各自经济的产品来满足自己几乎全部的需要”；“既然每个既定 的经济单位满足它自己的产品，那末它同其余世界的往来就是完全漠不关心的”①。这样一种自给 自足的经济方式使得中国农民总是把“安土”视为最经世的选材从而必然对外界的交往及其对外部 世界的变化往往是漠视的，人格心态由于沉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单调但却是自足的生活方式中 ，所以其认知、情感、意志诸因素也就在这个“安上”观念中而变得封闭迟滞了。这就正如一些学 者在对我们这个农业民族生活方式所作批评时所指出的那样：“自我满足，不寻求突破封闭格局， 只求简单自保自存。于是自下而上，自小而大，处于一种非自觉或自觉的意识中，封闭性生存便成 了生活的一种形式。”③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而且民族生存能力的封闭性与封闭的自然经济互相 影响，导致了一种消极的循环，从而对农民性格的塑造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第三，封建的专制 制度。恩格斯论及封建专制制度时曾经提出过一个思想，即专制制度与封闭的“安土”式的生存方 式是互为条件的。“作为政治力量的因素，农民在多数场合下表现出他们那种根源于农村生活隔绝 状况的冷漠态度……是专制制度的强有力的支柱”③。恩格斯揭示的这种情形无疑也是对中国封建 专制社会下一般农民性格的最真实的描述。在这样的封建专制下，农民的性格自然只能是封闭的、 内向的和隐蔽的。人类具有的那种对自然、对社会、对现实世界的抗争精神必然要从中被战灭，因 为每个人只能把自己的内心隐蔽起来，才能求得生存。由“安土”而延伸出来的安于封闭式的生存 现实，安于封建统治的现状，也就自然而然了。而入的生存和发展能力自然也就在这个对封建专制 的俱慑和惶恐中被封闭，从而变得麻木了。上述三方面的内容，构成我们理解我国农民安土心态形 成的历史文化背景。也即是说，从地理环境上看，我国农民在人格心态上具有大陆性民族所特有的 封闭性；从生产方式的状况看，我国农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使每一个成员因缺乏交往和流通 而使生存能力的强化丧失了一个强有力的刺激因素；而漫长的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则加剧了这种安 上封闭的心态。三、“安土”观念对农民现代人格造就的消极影响毋庸置疑的是，“安土”观念作 为适应性的一种生存能力，其影响作用也曾是积极的，它甚至直接构成中国农民吃苦耐劳这一坚韧 品性形成的精神支柱之一，而且“安上”观念以团体凝聚力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其作用也是积极的 。但倘若我们从现代化所要求的发展能力这一角度审视“安土”观念，那么我们随即可以发现，这 一观念对中国农民人格现代化的影响是消极的，特别是一旦“安土”观念成为农民一种太执着的情 感寄托之后，其对发展能力的消极影响甚至可能是致命的。按照我们的理解，这种消极性主要表现 在如下两个方面：第一，在“安土”观念中所形成的一种保守性格，是发展能力提高的一大障碍。 从历史与现实考察，中国农民普遍地视背井离乡为人生之一大不幸。在民间形成并广泛传播的“金 窝银离不如自己的草窝”之类的说法正是一个明证。这冲过于固执的“安土”观念无疑在中国农民 性格的塑造中要形成一种缺乏开拓创新的保守品性，而对于民族生存与发展能力的提高显然是一种 消极的阻碍力量。由于只是固守在单调重复、悉数已尽的故土上，缺乏陌生环境的压力和刺激，就 往往容易导致在人格心态中逐渐形成一冲墨守成规、缺乏应变能力的消极品格。第二，在“安土” 观念中也极易形成一种对发展能力极为不利的封闭品性。“安土”观念使得人们对乡土之内的人彼 此熟悉，能够互励、合作、相互依赖，即所谓的“远亲不如近邻”。“上届三十载。无有不亲人” 等等观念，“老乡”，“乡亲”极易被认同，甚至被视为是同道。但一旦面对乡土之外的世界，则 显得极为陌生，并因为这种陌生而通常产生一种排斥、疏远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封闭性。这种封闭 性无疑是影响中国农民发展能力提高的又一消极因素。封闭使得他们对日益变化的外部世界一无所 知或知之甚少，干是夜郎自大式的自负和人云亦云式的惰性等欠缺就必然随之而来。尤其值得指出 的是，这种因“安上”而来的封闭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乡土地方主义和帮派观念，在历史与现实生活 中曾导致了极多的帮派构怨和械斗，在我们民族文明史发展中产生了极坏的影响作用。而这一切无 疑更是要对我国农民发展能力的提高和完善产生极为消极的影响。四、改变现状的一种思考：发展 观教育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改变农民“安土”观念的途径之一是在国民教育中，从世界 观和方法论的高度进行发展现的教育。鲁迅当年在对国民性进行批判时就曾十分注重发展的观点。 在他看来：“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不生 的苟活，是全盘失措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鲁迅的这一批判无 疑是非常深刻的。人类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发展，这一生存和发展的目标就使得人必然要有所 作为，就要有一系列的诸如发展能力的培养造就作为主体保障。然而在中国农耕文化中却缺乏这样 一种发展向上的精神，更多的是由“安土”而延伸出来的“安时处顺”，“知足常乐”，甚至是“ 淡泊无为”。这正如鲁迅所揭露的那样，其实是“引人到死路上去”。强调生命永恒发展的观念对 于中国农民生存能力的积极影响作用是明显的。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人类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不 断追求，才有了世界各民族性格中诸种优良品性的造就和完善，也才有了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应变能力等诸种能力的提高和完善。马克思说，“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o。显然，正是在这个追求自己生存和发展目的的活动中，我们使自己的发展能力得以提高和不断趋向完善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通过国民教育，确立生命的永恒发展观构成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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