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观点看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张仲礼，黄仁伟自中美在１８４４年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二个条约即 《望厦条约》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发展过程。在这１５０余年的时间里，中美两 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世界也已经今非昔比。在这段历史长河中，美国从一个国内南北 两种经济制度对立、冲突的国家，迅速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又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世界 大战和冷战，获得并保持了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同样冲国从一个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半封 建国家，经过历次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成为一个亚洲的社会主义大国，又经过几十年的 建设和改革开放，正在成为与世界市场融为一体的现代化强国。美国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作 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各自扮演的重要角色是任何别的国家所不能代替的。如何处理 好两国的相互关系一，已成为不仅是两国领导人，而且是两国学术界，企业界和普通大众共同关心 的重大课题。或许我们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可以获得教益，在处理现实关系时可以避免决策错误， 少走弯路，以期获得两国共同利益的实质性发展。那么，从以往１５０年中美关系发展史上，我们 可能得出哪些基本经验和教训呢了我们将分别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来探讨。在政治关系 领域，从中美国家关系的发展阶段性来看，两国之间合作、互利的历史长于两国之间冲突、对抗的 历史。美国在中国利益主要是通过两国的合作而不是双方的对抗来获得保证。我们可以把（望厦条 约】签订以来的历史划分为六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１８４４年《望厦条约》签订后到１８９９． 年．在这个阶段，美国虽然与其他西方列强一样，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得了特 殊利益．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毕竟与其他西方大国有所区别。一是美国并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分割中 国领土或勒索权益，这与英、法、俄、日在中国割占领土、索取巨额赔偿有所不同。二是１８６２ 年以后美国政府采取了由驻华公使蒲安臣提出、国务卿西华德支持的与清政府“合作政策”。在这 种“合作政策”之下，美国出面调停中国与西方国家的种种冲突，既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同时又 扩大了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利益。美国对华政策的上述两个特点以后继续发展，成为“门户开放” 政策的基础。第二个阶段是１８９９年至１９００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直到１９３２年 代初提出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不承认主义”。美国从提出“ｆ］户开放”政策开始，就考虑如 何避免使中国被名列强完全瓜分。这项政策的目的很清楚，是为了扩大美国在整个中国市场上的利 益。但限于当时美国力量的不足，不能不以“利益均沾”的方式防止中国的某一部分完全被某强国 所占有。美国为了反对任何列强在中国获取绝对的排他性权益，先后同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满 洲）地区展开争夺。由此产生的美日矛盾逐渐演化成为影响远东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清政府 及以后的北洋军阀政府以至国民党政府借助外力来平衡日本以及俄国扩张的压力，成为２０世纪初 中国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１９２２年的《华盛顿九国公约》限制了日本在中国东亚称霸的企 图。１９３２年日本侵占东北，迫使美国提出以国务卿史汀生命名的“不承认主义”。这个阶段美 国对华政策在原则上反对日本在单进一步扩张，但在行动中却从未冒险对日本采取制裁和军事行动 ，因而在客观上并未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第三阶段包括了１９３７年到１９４９年间的中国 抗Ｂ战争和中国内战时期。在这个阶段，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门户开放？政策，中美关系上升为中 国对外关系中的首位。美国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主要盟国之一。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 国已经在其全球战略中把中国因素置于重要的位置上。值得提及的是，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与 美国政府建立了实质性的交往。当时美军驻延安观察组织的结论是，中国“终将控制这个国家”， “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可惜，白宫并没有接受上述结论。１９４５年以后，出 于与苏联对抗的冷战考虑，美国单方面支持国民党政府，其后果不仅失去了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可 能性，而且丧失了美国在中国可能获得的巨大市场利益和重大战争利益。换言之，如果站在美国的 角度来看问题，１８４４年以后美国对华政策经过整整一个世纪的苦心经营，而到手的成果都由于 冷战格局的出现而付诸东流。第四个阶段是冷战的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即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２年《上海公报》发表。如前所述，由于美国从意识形态因素出发在中国支持 了一个统治基础行将崩溃的政权，结果使其亚洲战略受到了极为沉重的打击。为了填补国民党政权 退出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空白，美国不得不起用战败国日本作为其在西太平洋安全战略的主要支柱， 不得不在朝鲜战场上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在越南战场上重演更大的悲剧，不得不背上台湾问题这个 旷日持久的包袱。在这个阶段的初始，美国的决策层内部曾经对承认新中国的问题展开争论，大多 数专家都主张“承认现实”。但是，美国政府一再摇摆，由于其全球反共冷战的制约，以及朝野保 守派的强大压力，美国终于在“尘埃落定”时走上与中国对抗的道路。朝鲜战场的正面军事冲突和 台湾海峡的数次危机，以及后来印度支那长达２０年的军事卷入，使美国的亚洲战略和全球战略越 来越陷于被动。迫其根源，正是美国在对华政策上作出错误战略决择的结果。尽管中美之间在５０ 年代后期开始了大使级会谈，美国方面在６０年代提出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政策，但是直到 ６０年代末中美关系和解的条件一直没有成熟。应该承认，在中美对抗、互不往来的２０余年间， 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略上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也是１５０年中美关系史上唯一严重对 抗的时期。第五阶段是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访华签署《上海公报》到１９８９年发生北京动乱。这 个时期曾被人称为中美关系的“蜜月”。中美之间从对抗迅速转变为和解、合作甚至达到了间接盟 友的关系，证明两国之间合作基础是客观存在的，而对抗只是一段插曲而不是主流。“战略大三角 中的中国牌”是这种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直接原因。而７０年代末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则是推 动双边关系向深层次发展的持久因素．整个第三世界以至国际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迫使美国开始重 新面对现实。如同尼克松在访华时指出：“使我们走到一起的，是我们有超过这些分歧的共同利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蜜月期间”，中美之间依然存在着深刻的分歧，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台湾问题。在“三个公报”中，美国方面始终对台湾问题留了一截尾巴。特别是在中美建交不 久，美国国会通过的《对台湾问题关系法Ｄ和１９８２年的《中美“８．１７”公报》，都没有解 除美国在防务问题上对台湾的承诺．这就成为中美关系在后来的发展中一再遇到的主要障碍和潜在 冲突的根源。不管怎么看，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和民间交往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各自的国家利益在不同程度 上得到了保障，第六个阶段就是从１９’８９年北京动乱后一直到现在。由于全球范围的冷战格局 终结，前苏联东欧国家的体制发生剧变，以及１９８９年北京动乱后美国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粗暴干 涉和台湾因素重新上升为双边关系的主要争端，中美关系跌到新的低点‘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对华制 裁和降低双方接触级别的措施，并在此后每年的最惠国待遇复审中把贸易问题与其他争端挂钩。中 美关系的不断滑坡，使美国国内的反华亲台力量获得了重新抬头的机会，推动美国政府在提升对台 关系方面步步升级。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关系可能发生危机的导火线。这个阶段上中美关系出现 倒退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结为：一是战略大三角的作用下降；二是以往被掩盖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 因素重新凸现出来；三是中国力图迅速上升而引起美国一些集团的心理反应；四是美国开始重新考 虑用台湾来牵制中国大陆发展的作用；五是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思潮趋向保守化。然而，中国与美 国已不可能重新回到冷战时代去，双方的利益交叉使各方的决策者都必须把双边关系重新著于一个 稳定、健康的框架之中。这就是最近美国开始重新构造两党“一致对华政策”（ＢＩＰａｒｔｉｓ ａｎＣｈｉｎａＰＯｌｉｃｙ）的原因。纵观中美双边关系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初 步结论：一是对抗只能带来两败俱伤的结果，中美两个大国之间都不可能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意志 。二是中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亚太地区大国安全格局的影响，尤其是美国利用中国在亚洲制造 大国均势是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之一。三是中美关系也受到双方国内政治气候的制约，作为双 边关系中居于攻方的美国，其国内因素的影响显然要大于居于守势的中国。四是如果中美双方领导 人和精英人士能够从长远利益而不是从意识形态来处理双边关系，中美之间的分歧和摩擦往往是一 些短期的插曲而不是持久对抗的根源。再从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市场”始终是美 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但是这项目标始终未能真正实现，其原因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其他目标取代 或干扰了这个基本目标。如果我们回溯到１８４４’年的《望厦条约），就可以看到这项条约的主 体是涉及中美贸易的，在３４项条款中与贸易有关的计１５条。其中核心内容是规定中国日后“如 另有利益及于他国，合众国民应一体均沾”。这就是美国最早在中国获得的最惠国待遇。也就是说 美国借助于中英《南京条约》的力量达到了进入中国市场的月的．１９４３年５月，美国国务卿韦 伯斯特在对驻华特使顾盛的指令中说：鸦片战争以后两年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很重 要的结局”，中国向英国商业开放的几个口岸“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商业市场”，顾盛及其使团的首要任务是“为美国船只和货物争取按照英国商人享受的同样优惠条件进入这些口岸”。‘上述文件证明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原始出发点，是在中国市场上取得与其他西方强国相等的竟争地位。历史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中美关系也一再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陷入了僵局。这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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