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民歌批评的历史成就及其局限崔晓西摘要明代民歌批评涉及民歌的基本特质、语言形式、情感内 容、表现技巧和艺术风格，这为明代民歌进入艺术殿堂奠定了基础。但明代文人正统诗学和传统意 识的烙印，也充分体现在民歌批评的创新复古、精纯驳杂之中。这正是当时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矛 盾在民歌批评领域内的一种折射。关键词明代民歌，民歌批评，明代文人，冯梦龙明代的民歌创作 极为繁荣，其席卷风行的盛况描摹常见于野史笔记和戏曲论著中。面对民歌的兴盛，明代文人一反 旧法陈规，把一向不登大雅之堂的民歌视作为明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并屡加评议，乃至成为一个突出 而有意味的文化现象。明代民歌批评的创见明代的民歌批评有着创造性的贡献，其历史成就突出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对待民歌态度上，明代文人对当代民歌的热情描述和积极肯定，扭转 了历来厚古薄今的风气，更新了崇雅鄙俗的传统意识。明代文人对民间歌曲投入的极大兴趣和关注 ，具体考察有两个方面：一是对民歌盛况和艺术效果给予直接的描摹。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 、顾起元《客座曲语》、王紧德《曲律》等，对民歌小曲的源流和动人效果都进行了精采而详实的 记载。例如：“元人小令行于燕赵，后浸淫日盛；自宣、正至化、冶后，中原又行《锁南技》、《 傍妆台》之属。李空同初自庆阳徙居对梁，以为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 泥捏人》及《鞋打卦》、《熬森警｝）三阂，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要孩儿 》、《驻云飞》、《咏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 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之类。自两淮以至 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好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枣竿》、《挂枝儿》 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人人亦喜听之，以致 刊布成铁，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而来，真可骇叹！””记述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民 歌批评，但这类宣染摹画却常含主观激赏的批评意味。民歌褒贬，古已有之。自先秦以来，崇雅鄙 俗、正统与非正统之争始终存在。如《汉书·礼乐志》云：“制度遂坏，陵夷而不反，桑间健上， 郑卫宋赵之声并出，内则致病损寿，外则乱政伤民。巧伪因而饰之，以营乱富贵之耳。”又载：至 哀帝下诏，罢乐府官，禁郑卫之声，“然百姓渐渍已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酒自若 ，陵夷坏于王莽。”②这里记载了郑卫新声对朝野的浸淫，以致弗能禁的情形。不独《汉书》贬抑 民间新声，梁朝刘德对此亦褒贬有之：“若夫艳歌婉要，怨志积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 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明；奇辞切至，则柑牌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③可 见像刘游这样的大批评家，除了指出民歌淫艳新奇的动人效果外，也是抱轻视的态度，这与明代文 人对民歌的欣喜赞美相比不啻天壤之别。二是对民歌成就的公开肯定和张扬。明初王崇文首提“今 真诗乃在民间”④的口号，李梦阳大力肯定之；晚明袁中郎直言“故吾谓今之诗文不传矣，其万一 传者，或今阎阎妇人孺子，所唱劈破王、打枣竿之类。”⑤明末卓可月则大胆宣称民歌“为我明一 绝耳”ｏ！这些论述都是将眼光转向当代，对民歌予以高度评价的例子。唐宋文人有赞誉当时当地 民歌者。如唐刘禹锡《竹枝词引》，在具体描述巴东民间歌舞后，说道：“聆其音，中黄钟之羽， 其卒章激汗如吴声，虽伦材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湛谁之艳。”ｏ宋王禹拒《唱山歌》诗云：“ 滁民带楚俗，下俚同巴音。岁稳又时安，春来恣歌吟。接臂转苦环，聚首丛如林。男女互相调，其 词非奔淫。修教不易俗，吾亦弗之禁。夜阑尚未阂，其乐何涮ｇ。用此散楚兵，子房谋计深。乃知 国家事，成败因人心。”③这说明唐宋文人已开始注重民俗，同情民歌。这较班固、刘想是个进步 ，但比之明代文人的评述还有相当距离。应该说，视当代民歌为“一代至文”并可传世，明人始发 其论！这不仅需要倾注热情，而且还须扫除传统观念的障碍。就扭转风气言，明代文人的哲学思想 、民主意识以及更广阔的文化视野，是他们重视风俗民情、批评深入民歌领域的重要原委。第二， 在认识民歌的社会功用上，明代文人突破了正统的功利观点，把民歌视为反封建礼教的有力武器， 揭示了明代民歌新的社会价值。中国传统诗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十分重视诗的社会功用问题，尤 其强调诗要对国计民生、政治教化有所研益。《礼记）｝提出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的“ 兴观群怨”；《毛诗序》的“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汉书》的“采诗观风”与“怨刺”； 白居易的“种补时政”、“泄导人情”等观点，是这方面的经典之论。历代评述民歌的功利观点， 一般都沿袭儒家诗教传统，或仅仅肯定其某种审美价值。明代文人尽管在这方面承接了前人之说， 但都有一些论者背离了传统诗教观，把反封建礼教当作民歌的一项特殊功用。像袁宏道把民歌作为 “反道学”的工具：“任性而发，尚能通干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⑤周之标视民歌 为“反八股”的教材：“然则八股何如十三腔，而学士家虽读烂时文，不如读真时曲也可。”ｏ而 冯梦龙则直接将民歌作为“以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有力武器：“今能盛行者，皆私情谱 耳。虽然，桑间消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真情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 遗钦？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 而吾籍以存真，不亦可乎？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际干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 世之林云尔。吉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于《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 《山歌》。””明代民歌在表现男女情致上，散发着一种充满活力和健康的气息，甚至在性爱的大 胆描摹中，也往往表现了符合自然的道德行操。这对当时的理学禁烟是个反动，也与当时道德沦丧 、斯文扫地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对照。冯梦龙等人从民歌的内容表现中深刻把握了这一点，突出了 民歌的“情教”作用，并上升到反对假道学，反抗封建礼教的高度，其认识程度和道德评判的理论 水平较以往文人是个巨大的飞跃。就民歌的社会功用来说，道德上的肯定并未超出功利的标准，但 在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上，这种民歌观便有了全新的内容，成为明代民歌批评的突出成就之一。第 三，明代文人把民歌作为否定复古道路的参照物，并把学习民歌当作诗文革新的努力方向，这也是 史无前例的事。明代文人的诗文批评，常以分立门户、标榜攻汗为事，偏拣极端、不容异己是其特 点，这从诗风转变之速、流派矛盾之多可观其大要。但不论是复古派还是革新派，在同情赞赏民歌 上，却表现出少有的一致性，这是明代文学批评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明代的复古思潮具有传统和 趋新的二重性，这从复古派诗歌理论的内部矛盾中可找到例证。无视明代封建社会走向没落的事实 ，而空自向往封建社会鼎盛期所体现的那种时代精神，是复古理论的致命伤，因而在创作实践中便 陷入了拟古仿古的泥潭。在文人创作趋于萎顿的同时，反映城市经济繁荣和市民文艺要求的通俗文 学却蓬勃兴起，市井民歌也以它特有的方式生存传唱并风行不衰。因此，当文人把眼光转向这充满 清新活力和真情实意的民歌作品时，其惊喜的程度可想而知。相比之下，复古派文人那种企及古代 典范的创作努力显得苍白无力，他们在推崇古人时失落了自身。民歌创作、流播之盛况，促使他们 反省自己的复古实践，从而产生真诚的悔悟。李梦阳云：“世尝谓删后无诗，无者谓雅耳。风自谣 口出，孰得而无之哉？今录其民谣一篇，使人知真诗果在民间。”ｏ何大复赞民歌：“如十五国风 ，出诸里巷妇女之口者，情词婉曲，有非后世诗人墨客操抓染翰、刻骨流血所能及也，以其真也。 ”ｏ王世贞也说：“吴中人掉歌，虽俚字乡语，不能离俗，而得古风人之遗意，其辞亦有可采者。 ……即使子建、太白降为俚谈，恐亦不能过也。”ｏ“前后七子”从倡“古之高格”到肯定“今真 诗乃在民间”的转换，是上述理论的最好说明。而以文学革新派面目出现的文人学士，在反对复古 的正面交锋中也企图超越自身。他们关于“诗贵情思”和“独特性灵”的文学主张，与“民间性情 之响”的创作成就最为相契。他们在总结民歌艺术特征时，发现了“性情”之光；并在自由创作中 真正体会到抒发个人性灵的快感。他们对民歌投入了前所未有的热情，并将其视作诗文革新的出路 所在。袁宏道在《答李子髯诗》中唱道：“当代无文学，阎巷有真诗。欲治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在《与伯修书）｝中云：“近来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世人以诗为诗， 未免为诗苦，弟以《打枣竿》、《劈破玉｝）为诗，故足乐也。”ｏ“公安三袁”在诗文领域中倡 导“宁今宁俗”，企图把正统文学引导到市民文学的方向上来，是这类文人中的典型代表。反观历 史，汉代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揭示了屈原如何受当地民间文艺的影响而创作了《九歌》。曹植在 《与杨德祖书》中云：“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议，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 风雅。匹夫之愚，未易轻弃也。”ｏ唐代李白、杜甫、刘梦得、白居易等著名诗人几乎都表示了类 似的意向。比较唐诗、宋词、元曲的成就，明代文人的诗文创作不免相形见细；对照明代民歌的盎 然生机，明代文人也自叹不如。但明代文人通过民歌批评所表现出来的反省精神和自我努力，却是 一笔难能可贵的思想财富。第四，明代文人特别强调“情性”在诗歌创作和民歌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并赋予这种“情性”以鲜明的时代特色。“吟咏情性”，最早见于《毛诗序》。孔颖达《正义》 也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绔靡”，强调了情的作用。宋代道学家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就把“情”与“志”、“情”与“理”尖锐对立起来。明代文人则从一种早期的人文主义思潮出发，把“自然情性”摆在了突出位置，有的甚至把“情”的作用推向极致。像汤显祖主张“以情统志”，冯梦龙则要“以情系理”，就是其中的典型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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