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鲁迅研究的“盲点”与“误区”郑心伶鲁迅研究早已成为一门独立而富有特色的学科，但与其 他传统“国学”比，与世界上一些历史悠久的学科比，它又显得年青、稚嫩。就以新时期的国内鲁 迅研究而言，虽然可用“拓展、深化、突破”来概括其大好态势，其成就确实卓著斐然。但又不能 否认，由于诸多众所周知的原因，造成我们的鲁迅研究仍存在严重的“盲点”与“误区”。一先说 “盲点”。这是指，我们的鲁迅研究至今还存在许多空白点与模糊点。举其要者，大概有如下几个 方面：（一）世纪之交鲁迅的历史定位从１９世纪走向２０世纪，鲁迅正是血气方刚、意气风发的 青年学生，处于人生旺盛的黄金时代。再延伸到从２２岁起东渡日本留学７年，鲁迅先后创作《别 诸弟三首》、《莲蓬人》、《祭书神文》、《惜花四律》、《自题小像》，并有功底雄厚、影响深 远的多篇论文：《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 至论》、《破恶声论》，还编译出版了《域外小说集》，给中国文坛引进一股清新的空气。特别是 ，此期间，他“弃医从文”，办《新生》，参加“光复会”等等。都是鲁迅在其所处的世纪之交， 为自己谱写的光辉一页。尽管属于鲁迅的早期，但给青年鲁迅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定位？他是爱国主 义者、进化论者、人道主义者、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个性主义者、启蒙主义者，抑或是虚无主义者 、唯心主义者？众说纷纭。至今仍然缺乏权威的科学论断。争论是有必要的，说明这个问题的研究 尚有潜力，尚有余地，大有文章可作。但从另方面去看，面对一个公认的历史伟人，史料又那么齐 全，明摆在那里，研究来研究去，尚且得不出比较公正的评判，甚至个别问题似乎越争越复杂化， 就有点不正常了。譬如关于鲁迅与人道主义。有人连什么叫人道主义、人道主义是好是坏，都搞不 清，又如何去界定鲁迅早期前期乃至后期的思想？说人道主义坏者，不敢往鲁迅身上抹；说人道主 义好者，硬要一古脑儿往鲁迅身上堆。这就是离开鲁迅的个人实际或曰偏离鲁迅文本来瞎说了。只 要鲁迅主观上真的属此而非彼，或者二者兼而有之，我们就要大胆的承认。既不能误解曲解，也不 必为尊者讳。对鲁迅早期的历史定位本来是不难的，希望能尽快得到圆满的解决。（二）世纪之交 的鲁迅研究的突破我们的鲁迅研究快有１００年的历史了，其道路是漫长而曲折的。从１９１３年 开始历经发轫期、迂回期、发展期、非常期、开拓期、丰收期、罹难期、过渡期，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当今，面临新世纪的挑战，鲁迅研究的“明日之星”在哪里？老一辈鲁研学者的 肩膀能爬上去吗？能超越吗？或者对某些论断能提出质疑和异议吗？包括某些“定论”能持否定态 度吗？我们的鲁研事业能否再创辉煌关键在突破，而突破谈何容易？从何入手啊？不过，只要面向 未来，并有强烈的使命感，中国鲁研界会以崭新姿态表明：一个真的人的鲁迅即将回归。鲁迅世界 被科学地开发，鲁迅研究将进入学术的“自由王国”与“独立王国”，不受政治干预，其“华盖运 ”也会随之摆脱。在民主、平等、自由、独立的争鸣氛围中深入研究鲁迅的方方面面，甚至每个人 都可以有自己心目中的鲁迅。这样，鲁迅这个历史人物就不会越走越远。他将继续影响中华民族的 子子孙孙。所以，在文化转型期学习鲁迅，用现代意识重铸民族魂，便是新世纪鲁迅研究的新课题 。当然，也可谓新突破。至于找突破口，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两点：一是承认鲁迅的“民族魂”价 值；二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这不仅仅“回到鲁迅那里去”，还要从鲁迅那里跳出来，更高层次探视 鲁迅世界的里里外外。由鲁迅看中国新文化的方向，又在大文化中看到鲁迅的位置与作用。（三） 鲁迅的时代局限性鲁迅无疑是时代的骄子。而时代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稍有一点唯物主义知识，就 不会以当代人的眼光去苛求一个历史人物。鲁迅绝不是什么完人。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不足乃至 失误（譬如极“左”思潮的影响，有过偏激情绪与某些历史误会，等等）。但如何运用历史的标尺 去量度鲁迅的时代局限性，才不至于步某些人的后尘去肆意曲解鲁迅？才是科学而全面地认识鲁迅 ？例如，鲁迅是反帝反封建反一切恶势力的勇士，但为了孝道，他也无奈地接受母亲送给自己的“ 礼物”———包办婚姻，既伤害了自己，又牺牲了别人。对这个问题，有人为鲁迅辩护，以为鲁迅 敢于弃朱安而爱许广平，是智者的选择，勇者的举措。有人则一味责怪鲁迅，说他屈服于封建礼教 ，甚至是“违反婚姻法”。除了后者纯属笑话之外，我认为，都不难理解。《狂人日记》中的“狂 人”不是反抗旧礼教最激烈，最终还是要去当“候补”吗？鲁迅毕竟是人，而且又正好是个特定时 代无奈的孤独者，真可谓“苦闷的象征”，他是应该得到体谅的。再如，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正处 于多事之秋，国难当头，鲁迅却被冷枪暗箭包围着，他不得不“横站”而迎战出击，不少论争难免 有过激之词，受到某些极“左”思潮的影响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离开当时的背景，不分青红皂白 ，横加鲁迅是“骂人”“整人”专家的罪名，则太冤枉了他。“事后孔明”谁都可以当，但用以研 究一个重要而复杂的历史现象，则未免过于轻浮、草率。不过，鲁迅研究既属学术范畴，又离不开 政治，难度之大，深度之大，不可否认。唯其如此，一个有良知的研究者，绝不会对鲁迅的某些时 代局限性与个人缺点夸大其词，或故意挖苦中伤乃至人身攻击。我们必须避免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 个极端，以保护学术空气的清新纯洁。（四）“鲁迅学”的创立与研究鲁迅是公认的“万有文库” 。作为全方位研究鲁迅的一门重要学科，“鲁迅学”的创立已被国内外鲁研学者所认同，并以多方 面的研究去充实它，发展它。但严格说来，本世纪内的“鲁迅学”还处于立项阶段，宏伟而艰巨的 学术工程尚未真正运作，抑或刚刚上马。值此世纪之交，虽然已有一些论著，也有不少专家撰文探 讨关于“鲁迅学”的问题，但一般都是在表层与小范围内做些文章，远远没有深入实质性与进行开 拓性的研究。尤其关于“鲁迅学”的内涵、个性与走向是什么？有哪些特殊意义？将发生什么样的 深远影响？都有待我们做出令人信服的回答。过去，曾有人把“鲁迅学”当作社会学的分支来看待 ，夸大其功利性，结果，鲁迅一再被“利用”，一再被扭曲。这样的历史教训必须牢牢记取。否则 ，“鲁迅学”将滑入歧途。某些传统“国学”曾被强权政治奸污，或遭受种种人为干扰，已有点面 目可憎，成为前车之鉴。我们的“鲁迅学”还年青，尤其要百般警惕，再也不能充当什么“工具” 了。（五）鲁迅“未来学”的探索鲁迅走向世界，走向未来，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他同别的历 史伟人一样，其“未来学”也是有的，但实质怎么样？如何去探索？每个鲁迅研究工作者都要关注 这个问题。而且，谁能把握住鲁迅的未来，谁就占有鲁迅研究的主动权，并有机会有可能攀登“鲁 迅学”的时代高峰，成为鲁迅研究事业的“明日之星”。至于本世纪末、下世纪之初，我国鲁研界 已进入第几代？各有各的说法。我却认为没有划分的必要。而且谁是一代之主或曰代表人物，都难 以得到大家的认可。排座次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若以事业为重，我的忧患意识则日见浓重。因 为，只要我们冷静地观察、分析一下自己的队伍，老专家日见减员，中年一代面临各种干扰与挑战 ，专注鲁迅的也逐渐少了。青年学者中能称为专职鲁迅研究专家的屈指可数，鲁迅作品与鲁迅精神 的宣传普及工作在全国范围内更为惨淡，一些专心搞此项工作的人反而被讥为“珍稀动物”，不被 人理解。长此以往，鲁迅的“未来”不是极可悲观的吗？不过，不管怎么样，希望总是有的。只要 火种不灭，只要“民族魂”还在，国人是不会忘掉鲁迅的。试想想，正当人们发生信仰危机之时， 所发出的“呼唤鲁迅”、“如果鲁迅还活着”、“鲁迅你在哪里”，等等，决不是苍白的空喊。正 是民心所向、民魂所在的表现。当然，主观愿望如何与客观实际相统一，相吻合？仍须几代人的共 同努力。（六）“民族魂”鲁迅与鲁迅文化传统的社会价值“民族魂鲁迅”，或曰“民族的象征” ，这是历史赋予这位文化巨人的定位。中华民族给自己的骄子鲁迅戴上这样的光环，并使之代表现 代文化的传统与方向，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时至当今，却有人在来自各方面没完没了的干扰中困惑 。甚至有意无意的淡化这个“民族魂”，想抛弃这份文化传统，派生“魂不附体”的怪胎，或重演 “传统失传”的悲剧。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最担心的是，在此大潮那大潮的冲击下，什么“民族 魂”、“中国心”；连同社会公德都可以只字不提了，唯金钱是万能，金钱最干净。如果社会堕落 到这样的地步，鲁迅自然可有可无，甚至真的远去了。如果说悲剧，这便是目不忍睹的一幕。所以 ，我们学习鲁迅、研究鲁迅、宣传鲁迅，决不只是做做学问，当作一种职业、一项任务，更重要的 还在于中国人心目中树立鲁迅的伟大形象，招回崇高的国魂，继承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唯其如此，才算负起我们真正的历史使命。舍此而求他，薄此而厚彼，本末倒置，去钻牛角尖， 去攻冷门，专作花样文章，甚至搞所谓“钱文交易”、“名利生意”，以研究当“敲门砖”，岂有 什么价值可言？当然，我们并不反对鲁迅研究工作者兼顾其他。相反，研究鲁迅是不能脱离历史的 ，尤其不能无视鲁迅与同时代人的关系。我们说鲁迅象征“民族魂”，代表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并 非“独尊”鲁迅。开创中国新文化的功劳，是他与其广大战友并肩战斗的结果。但历史地看问题， 鲁迅的“主帅”地位谁也难以取而代之，其社会价值也是毫无疑问的。二再说“误区”。由于政治 运动干扰，思想上的忽左忽右，长期来我国鲁研界受害非浅。即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对鲁迅的 误导、误读、误解仍然不少。当然，“误区”与“禁区”确有差异。“禁区”是极“左”思潮的产物，有胆识、有勇气便可冲破、逾越，而“误区”常常蒙着一层迷雾，要用足智慧与眼光才能识别，其难度是较大的。（一）“全能”的鲁迅与“过时”的鲁迅国人爱走极端。在对待鲁迅的态度上也时有波动，时有偏激。要么把鲁迅捧为神仙，可以包打天下，包治百病。为了配合什么运动，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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