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小说中的文人叙事──明清章回小说研究（上）陈平原［内容提要］明清两代众多章回小说，大 体可分为两类：一以民间叙事为根基，一以文人想象为主体。《金瓶梅》代表着文人独立写作长篇 小说时代的到来，以后的章回小说，大都是在书斋里一次性完成。此类以文人想象为主体的小说， 其着眼点从“英雄与历史”转为“儿女与社会”，由此而来的作者意识的凸显、女性命运的浮现、 结构的完整以及小说的文章化，使得章回小说实际上远离了说书场，形成独立的审美意识。［关键 词］民间叙事，文人叙事，《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作者简介］陈平原，男，１ ９５４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在明代小说中，无疑以《三国演义》、《水湖传》 、《西游记》和《金瓶梅》最为辉煌。起码到康熙年间，所谓“四大奇书”的说法，便已经固定下 来了。这一点，有刘廷现的《在国杂志》可以作证。“四大奇书”中，前三部都有数百年的演化史 ，尽管罗贯中们在改作时贯彻了自己的审美理想，仍与基本上由作家独立完成的《金瓶梅》有很大 差别。明清小说评点中常见的“排座次”，往往出主人奴，学术意义不大；描述明清以下小说发展 的两大线索，主要目的并非具体作品艺术价值高低的比较，而是说明同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 白话小说其实也有雅俗之分。这里的分辨雅俗，不包含价值评判，只是强调其或更多地依赖于“民 间叙事”，或主要依据“文人想象”。嘉靖至万历这一百年（１５２２—１６２０），在中国小说 史上至关重要。除了“四大奇书”均在此期间刊刻流传，更重要的是，文人对待小说的观念，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不少第一流的文人，直接介入了章回小说的评点、刊刻、整理与写作。最负盛名的 ，当推李蛰、胡应城、汤显祖、陈继儒、袁宏道、叶昼、冯梦龙等。不满足于传统的文类等级意识 ，寻找新的艺术灵感与表现形式，李蛰等人对山歌的赞叹、对小品文的提倡，与对章回小说的接纳 ，同样值得关注。而在众多文学新变中，章回小说的成功·无疑很大程度依赖于出版业的发展。正 是大众化文类与出版媒介的结合，使得章回小说在明代中期迅速崛起①，也使得文人获得新的生活 方式与发言姿态③。晚明文人思想上的独立不羁，与其不再迷信官场上的是非功过，而是向往乃至 刻本文将分上下两部分在本刊５、６两期发完。意追求“市隐”的生活方式有关。这种“趋于俗” 的文学潮流，既落实为小说中庶民意识及趣味的浮现，也潜藏着文人对于作为通俗文类的章回小说 的改造。明清两代的章回小说，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一概“通俗”。五四时期周作人、刘半农等 讨论中国的“通俗小说”时，往往将《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另案处理，便是意识到章回小说 之间可能存在着巨大的差别③。如果承认章回小说中也有雅俗之分，不妨将创新与承袭、写心与射 利、文人与民间，作为假定的批评尺度。必须补充的是，二者的界限，往往相当模糊，如此立说， 只是便于描述大趋势，而不是希望为每部小说定位。一欲望与家庭——以《金瓶梅》为中心《金瓶 梅》的成书，到底是在嘉靖时代还是万历年间，目前学界尚无定论。不过，根据袁宏道致董其昌信 ，可以判定，此书抄本的流传，不迟于万历二十四年（１５９６）。至于目前见到的最早刻本《新 刻金瓶梅河话》，一般认定刊行于１６１７年（主要依据东吴弄珠客的序文）。在已知的三个主要 版本中’，面世最早的“词话本”无疑最受重视。相对于写作时间和刊刻年代，《金瓶梅》的作者 更是众说纷坛。原署“兰陵笑笑生”以及书中所使用的方言，使得山东籍作家优先候选。但此研究 思路，也受到不小的挑战④。没有确定的“作者”，并不妨碍读者对于小说的鉴赏，倒是著作权到 底属于“个人”还是“集体”，涉及此书的价值确认，以及中国小说史发展途径的描述，需要略加 考察。鲁迅、郑振择等早期小说史家，都将《金瓶梅｝｝作为文人独立创作来研究，并因此强调其 在文学史上的意义。５０年代开始出现“说书人集体创作”说，疏漏之处甚多，且袭用说书人口吻 ，此乃明清小说通例，不足以成为“集体创作”的有力依据⑤。８０年代以后，又有学者根据“词 话”源流以及小说中采用不少戏曲和话本故事，断言《金瓶梅》与《三国演义》、《水治传》一样 ，均为世代积累型作品ｏ。明代“四大奇书”中，其它三部都有明显的演进线索可供追寻，而《金 瓶梅》却没有这种便利。如果认定为集体创作，必须找到小说的早先形式，或者其使用的大量素材 。这方面，美国学者韩南的研究成果最值得重视。受冯沉君研究的启示，韩南从长篇小说、文言及 白话短篇小说、宋史、戏曲、清曲、说唱等方面，勾稽了不少片段，说明小说家对以往文学经验的 依赖。但是，韩南仍然强调此书乃文人的独立创作，理由是小说“内在的一致性”：“《金瓶梅》 比它以前的现存小说在叙述上具有更严密的组织。”①此文撰写于６０年代，２０年后，另一位美 国学者安迪依据张竹坡的评点，突出渲染《金瓶梅》结构上的“浑然一体”③。承认借用众多素材 ，与强调作家的独创性，二者并不一定互相矛盾。关键在于小说家到底从前人那里承继了什么，是 片段的描述，还是整体的构思？到目前为止，学界无意否认ｌ金瓶梅》远比此前长期演变的小说结 构紧凑，也没能提供关于此书整体构思的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将其作为文人创作来论述，我 以为是恰当的。最早对《金瓶梅》发表评论的明代著名文人，如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冯梦龙 、沈德符、李日华等，除喜其新奇外，主要顾虑如此极摹儿女情态且多秽语，会否“坏人心术”③ 。关于小说是否淫书的争论，果然成了此后三百年间最为集中的论题。有清一代，《金瓶梅》屡遭 禁毁，偶有张竹坡、刘廷现以“作秽言以泄其愤”或“以淫说法”来为其辩解ｏ，仍无济于事。晚 清开始将批判社会黑暗与引进域外小说相结合，《金瓶梅》于是成了“社会小说”、“家庭小说” 。到了五四，随着写实主义思潮的传人，摘除“淫书”恶名的呼声日高“。即便如此，如何评价小 说·１０·中众多污秽描写，仍是无法绕开的难题。此类笔墨，如果真的只是“佛头着粪”、“在 文学上是没有一点价值的”，那么“洁本”完全可以取代原作。可惜，事实上并非如此。只是“云 霞满纸”，没有丝毫秽亵描写，《金瓶梅》未必真的“‘假’去而‘瑜’更显”义现代学者不再看 重“以淫止淫”之类的意图阐释，而是着力探讨小说中何以出现如此之多的秽亵描写。也就是说， 着眼点逐渐从道德审判转为历史描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提及《金瓶梅》之多涉狠亵，“实 亦时尚”。此后，沈雁冰《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和郑振款谈（金瓶梅）词话》二文，对此有进 一步的发挥。前者从《飞燕外传》说起，论述汉唐小说中的性欲描写对《金瓶梅》的影响，并总结 出中国性欲小说的三大特征：采补术、色情狂与果报主义。后者称“《金瓶梅》的作者是生活在不 断的产生出《金主亮荒淫》、《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等‘秽书’的时代的”。郑氏还提 及万历年间春宫画的流行，对小说创作可能产生影响，只可惜语焉不详。倒是二、三十年后荷兰学 者高罗佩的研究，使得此课题推进了一大步。《金瓶梅》第十三回中，酉门庆得到一卷从内府散出 的春宫画，与潘金莲“展开手卷·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实际上，明清色情小说中，常出现 作为“指南”的春宫画，或者干脆配上性交场面的插图。高罗佩讨论明朝迁都北京后，南京以及苏 州、杭州如何苦革了众多文人；画家、商贾、木刻匠，以及“一大批在歌舞方面训练有素的美丽标 致的姑娘”，成为风雅而又奢糜的“文化中心”。正是这些或自命风流，或放荡不羁的文人，热衷 于阅读、赞赏春宫画与色情小说，并使得二者的创作互相交融ｏ。讨论中国人的性观念或者房中术 在明代的流行，并非本书的任务，这里只是指出，晚明士大夫对欲望的鼓励，如何促成《金瓶梅》 等小说中的色情描写。今人习惯于批判《金瓶梅》中完全被权力、金钱、食色等原始欲望所控制的 “病态社会”，而对于晚明的名士来说，问题或许没有那么严重。袁宏道之推崇《金瓶梅》，并非 只是“好奇之过”，对人欲的肯定，以及对酒色财气的追求，在李蛰等反世俗的思想家看来，并无 大的过失。吕天成的色情小说《绣榻野史》刊行时，由李蛰评点、冯梦龙校阅。而李渔所撰《肉蒲 团》（亦名《觉后禅》），虽有文字流畅优雅之誉，其实仍以色情描写为主体。《金瓶梅｝）当然 也有“教诲”与“启悟”，不过并非欣欣子《序》中所说的“明人伦，戒淫奔”，而是突出养生之 道。借用１６２４年出版的春宫画册《鸳鸯秘谱》的《小ＧＩ）｝语：“奈何世人不能惩欲，竟以 此为欢娱之地，而使生我之门，为死我之户。”此等“妙喻”，常见于中国古代房中书。即便高雅 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述，也常有类似的说法。西汉枚乘《七发》称：“洞房清宫，命回寒热之媒； 皓齿娥眉，命日伐性之斧”。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八部房中书后曰：“乐而有节，则和 平寿考；及迷者弗顾，以生疾而陨性命。”本世纪７０年代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房中养生文献，以 及传世的相关著述，全都强调节制性部少。略早于《金瓶梅》的医学著作《养生四要》（万全撰） ，卷一即为“寡欲”，并引吕纯阳诗曰：“二八佳人体如酥，腰间仗剑斩愚夫。分明不见人头落， 暗里教君髓骨枯。”这四句诗，在《金瓶梅７／第七十九回中也曾出现，那正是西门庆纵欲身亡处 。与此相邻的一段话，更能说明作者的“宗旨”：看官听说：一己精神有限，天下色欲无穷。又回 ：嗜欲深者，其天机成。西门庆自知贪淫乐色，更不知油枯灯尽，髓竭人亡。如此语重心长的“教 诲”，与传统儒家的人伦大理其实关系不大。所谓“淫人妻子，妻子淫人”的祸福报效’，似乎不 及“纵欲”者必定“身亡”，更能引起作者和读者的兴趣。对于生活在明代中后期、着意肯定本能与欲望的河南名士来说，小说中出现较多秽亵描１１写，似乎理所当然。有趣的是，作为中国最著名的色情小说《金瓶梅》，其作者并不熟悉房中秘书，描写性爱的段落多采用俚语或隐喻。当年更为流行、与春宫画同为“枕边之书”的，是《绣榻野史》、《株林野史》与《昭阳趣史》，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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