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人物心理浅探──兼论莺莺形象的文化意义安小兰元稹的《莺莺传》是唐人小说中著名的篇章， 其主公崔莺莺也被认为是塑造得最为成功的人物形象之一。在她的身上，热情与庄重、主动与迟疑 并存不悖，双双成为其性格的显著特征，并交织体现在她的爱情生活中。对于莺莺这一个性心理形 成的原因，学界普遍认为是源于封建礼教与爱情要求的深刻矛盾、闺范懿训与大胆举动的强烈冲突 。此说固不谬，然用一种程式化的分析方式去解释具有独特个性的人物形象，终给人以简单化之感 。深入到莺莺的内心世界，剖析其、情生活小的心理发展过程，我们更多更强烈地感觉的是惶惶， 对爱情缺乏安全感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迟疑不决。对于被抛弃的结局莺莺自始至终都有一种强烈的预 感。小说中的莺莺，每一次热情迸发之后，都会表现出相当的冷淡，仿佛其内心时时处于不可解脱 的两种力量的斗争之中。即使在恋爱的最高潮中，莺莺也从未表现出喜悦幸福之形。“娇啼宛转” 、“愁艳幽邃”一直是作者常用于其身的词语。相反，那种强烈的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反抗精神在 她身上几乎难以觉察。换言之，莺莺所有的矛盾心理和行为都源于对张生、对爱情没有把握这一点 上，而非出于对礼教的禁忌。小说初始，崔张见面，莺有意“常眼容，不加修饰”，采取的是防卫 、警惕的姿态。张生首次托红娘传情，红娘诘之以“何不因其德而求娶焉？”，明确要求婚嫁。以 莺莺和红娘之亲密关系而论，此必是莺莺借红娘以传心中的疑问，显示出她希图用明媒正娶的婚姻 来保障爱情的愿望，恰恰反证出其内心的不安全感。张生“将之长安”应考，莺“宛无难词，然而 愁怨之容动人矣”，张再次“文调及期”，崔则“阴知将诀矣”，已经彻底绝望。这两次离别，崔 的表现都悲哀异常，很显然，其“愁怨之容”决非仅因离愁别恨而起，而更多源于对自己终被捐弃 的命运的认识，在心境上已趋于凄厉而无可如何了。这种渴望爱情而又对爱情毫无把握的心情才是 造成她行为处处矛盾的真正原因所在。激情澎湃与贞慎自保、缠绵悱侧与迟疑不决交替地在她心灵 中出现，此起彼伏，与之相适应，其行为也就表现出缺乏恒定，变化无常。这一点在小说中表现得 相当清晰可辨。“大数”张生后不久即“自荐枕席”，第一次幽会后她“十余日，杳不复知”，后 又与张同居日余，都是克制自己与“不能定情”，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外在表现。对于莺莺来说， 每一次情感的付出都是理智向情感的屈服，也是希望之火的一次次升起和渐趋熄灭。莺莺的矛盾举 止不能完全排除封建礼教的束缚因素，但从总体上看，此种成份并不多。否则，她后来的主动行为 就显得过份大胆而不可思议了，也不可能在婚后还同张藕断丝连。须知，唐人染有胡风，婚爱方面 风气相当开放，贞节观念淡薄，女子偷情之事不足为奇。白居易《井底引银瓶》就记载了一位女子 主动追求男子，以身相许的故事。同时，女子再嫁亦为人情和法律所认可。①莺莺最后顺利出嫁即 其显证，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莺莺的矛盾行为并非仅出于闺训与爱情要求的无法协调。张生的 爱情能否长久，才是她疑虑重重的核心所在。二莺莺出生于一个“家财甚厚，多奴仆”之家，年轻 美丽，多才多情，无论从何种角度看，都应是完美的择偶对象。然而此种优势并未能丝毫改变她忐 忑不安的心境。个中原因，我们只能从外部去寻找了。同多数的唐人小说一样，《莺莺传》采用的 是第三人称叙事方式。小说作者充当了无名而又无所不知的叙事者角色，这种写法的好处在于非常 灵活，只要作者把握住真实性原则，就可使小说跨越时空、腾挪跌宕而不流于虚妄。元稹正是这样 一位忠于现实的作家，《莺莺传》也因之具有了委周详、婉转摇曳的特色，为小说通过情节塑造人 物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无论作者具有多高的叙事才能，我们都得承认，这种客观的叙述依旧 是出自男性的视角。对于女性的深愁悲怨，细腻情感，不要说始乱终弃的张生，就是善于怜香惜玉 的贾宝玉恐怕也难领略一二。在作品中，我们知悉莺莺是一位“工于刀札、善属文”、才调颇高的 女子，因而相信她有足够的能力来充分表达、展示自己的内心世界。幸运的是，《传》中提供给读 者一封凄婉欲绝的长信，这封完全出自女性视角的信，无疑为我们探索莺莺的所作所为及其内在心 理驱动力提供了最为可信的依据。依此，笔者结合《传》文，对其心理形成原因作一浅探。与张生 别后，莺莺自叙“自来秋已来，常忽忽有所失。于喧哗之下，或勉为笑语，闲宵自处，无不泪零。 乃至梦寐之间，亦多感咽，离忧之思，绸缪缱绻，暂若寻常，幽会未终，惊魂已断，虽半衾如暖， 而思之甚遥”，其情既真，其思也深，堪称血泪文字。信末她寄送张生礼物，因物达情，表达自己 “如环不解”之志，虽“骨化形销，丹诚不灭”。可见莺莺是一个追求忠贞诚挚爱情，具有深沉的 内在精神美的女性。我们注意到，小说中的莺莺一直是有分寸的，克制的，这便使她与情欲满足的 荡妇有了本质的区别。她的每次真情爆发都是在张生表露出眷恋情意之时，第一次，红娘诘问张为 何不论婚嫁，张以一见衷情及“若因媒氏而娶，纳采问名，则三数月间，索我于枯鱼之肆”为答， 使莺莺大受感动，遂致“自荐枕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第二次张以《会真诗二首》诱之，使崔 回心转意，与之“朝隐而出，暮隐而归，同安于囊所谓西厢一月矣”；第三次张在离别之前“愁叹 于崔氏之侧”，使善鼓琴而终不肯一展本领的莺莺感于其“不择”“无以奉行”，遂拂琴以达相报 之情；第四次，张文战不胜，“赠书于崔，以广其意”，莺莺悲喜交集，写下了《传》中最感人的 “减报之词”；第五次莺已嫁人，张以外兄求见，此一点挂念又使崔“潜赋一章”，寄不能忘却之 情。这些，足以表明莺莺的爱情是炽烈而富于献身精神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是莺莺 的爱情理想，对张生流露的丝毫真情，她，总不惜涌泉相报。与莺莺对爱情的态度形成强烈对比的 ，是张生的轻薄寡情。在小说中，我们几乎见不到任何正面描写张生内心世界的文字，然而在平淡 的故事叙述中，张生的形象依然是有脉可异的。虽然小说开始将张生说成一位“内秉坚孤，非礼不 可入”的正人君子，但那不过是作者的自饰之词。初见莺时，张为其“颜色艳异，光辉动人”而“ 大惊”，此惊艳之举，实非对其“内秉坚孤”的绝大讽刺，既而“愿致其情”，以《春词》二首挑 情，态度一分轻薄，与登徒子并无二致。乃至后来“发其书于所知”，始乱终弃，并拜之以“忍情 ”之论，彻底暴露了他薄幸放荡、玩弄女性的真面目。与莺莺之重情知感比起来，张之轻浮油滑， 是显见之事实。究其实，他对莺莺的追求不过是猎艳而已。崔张对待情感的态度如此歧异，在遇合 的开始便注定了莺莺悲剧的命运。在作品中，曾有两次谈及婚嫁，第一次张以花言巧语、避实就虚 地绕开了红娘的问题，第二次热恋之中，张“常诘郑氏之情”，郑“无可如何”“乃欲成就之”， 表示默许。在无家长阻挠之情形下，张依旧无任何征象娶莺。以崔之聪慧敏感，在两次谈及婚嫁之 事毫无结果后，她不会不对张之为人有了清醒认识，这便是莺内心冲突的最深刻的原因。莺莺不乏 理性，意识到自己和张生的本质区别，这造成她行为上的退缩。但对一个十七、八岁情窦初开的少 女来说，青春的激情更难克制，因无法遏制，乃自投罗网，如飞娥扑火，欲罢不能。在这儿，理智 与情感的交锋被写得惊心动魄，使《莺莺传》在发掘人性方面达到了古典小说罕见的深度。除了张 生个人因素，社会、文化背景对莺莺的心理形成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据文献记载，唐代士风是 极为追求享乐的。留连青楼、纵情声色是唐士子的普遍风尚。长安北门平康里就是当时唐代妓女聚 集地，也是新科士子放佚恣肆的最好去处。孙启《北里志》，韩《香奁集》均可例证。②到了贞元 、元和年间，亦即《莺莺传》故事发生之时，此风日炽。以元稹、白居易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新兴 土子，更是以游宴嘲妓、寄情声色为时尚，元白就因“素无俭操”为人所诟病。可以想见，此一士 风之下，端正青年尚且难免习染，况张生本是浮薄才干。恋慕这类风流文人，对一位追求忠贞诚挚 的女性而言，其内心之忧虑是可想而知的。“长安行乐之地，触绪牵愁”，正道明心迹。另一方面 ，唐人婚爱之风，亦于莺莺心理增添了压力。唐代婚姻，特重门第，巳是学界共识。《新唐书·高 俭传》载：“王妃主婿，皆取当世勋贵名臣家”，《新唐书·李绅传》还记载了吴湘因娶“民女” 为妻而构成大罪这样一件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唐律·户婚》亦明文规定贵贱不婚，良贱 不婚，违者课以刑罚。对此问题阐述得最清楚的是陈宣恪先生：“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 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象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宦，俱为社 会所不齿”，他并推断莺莺出身寒族，必非高门，③实为不刊之话。张生“性温茂、美风容”，且 极善于文词，在特重词赋的进士科场必会获得成就，进而可能飞黄腾达、位极人臣。依陈先生所证 ，他若想跻入上流社会，必婚“名家女”，断不会娶出身低微的莺莺自毁前程。莺莺对此亦十分明 了，在信中她自称“僻陋之人”，并一再呼张为“仁人”“达士”。“君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 ，君乱之，终弃之，君之惠矣”，她认为张若能不顾社会偏见，尽守终始之盟，则是施惠，或另攀 高枝，亦十分正当。莺莺所接受的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婚爱观与其情感要求、爱情互相牾，这是导 致其内心失衡的又一原因。社会环境的压迫，是莺莺身上的又一层重负。作为文化环境的个人，她 同样也受到封建文化的制约。女性对男性在情感上的不安全感，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中国文学史 上，从《诗经·卫风·氓》《邶风·谷风》到汉乐府《上山采靡芜》、《有所思》、《白头吟》， 乃至《古诗十九首》“广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我们见到一系列被遗弃或担心被遗异的妇女形象，而绝少见“弃夫”诗。这一习焉不察的文学现象显示的是一种深刻的文化现象。周秦时，中国就产生了一夫一妻制，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言，它“只是对妇女而不是对男子的一夫一妻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在正妻之外，男子还可以明正言顺地拥有媵、妾、婢。汉代董仲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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