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的体例渊源及其与名僧“格义”的关系范子烨内容提要杨之《洛阳伽蓝记》由正文 与注文合体构成的撰述体例，虽说是直接受到六朝时“合本子注”佛书体例的影响，其实，它更是 那个时代流行“合本子注”体式风气的产物，进一步追溯，渊源所自，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史官文 化和经学训诂。六朝时名僧盛行“格义”之风，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现象步入佛学廊 庑，并在其中不断升华，进而为如杨之等杰出作家和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参照模式。北魏杨 之的《洛阳伽蓝记》（简称《伽蓝记》）由正文与注文合体构成，其撰述体例十分独特。对此，陈 寅恪先生以为源于六朝“合本子注”之佛书①，言之有据，令人信服。大学问家立说点到即止。而 今日看来，这一问题仍有重新探讨之必要。本文仅就陈氏之说申论之。一唐刘知几《史通》卷五《 补注篇》：亦有躬为史臣，手自刊补，虽志存该博，而才缺伦叙，除烦则意有所吝，毕载则言有所 妨，遂乃定彼榛，列为子注。……羊之《洛阳伽蓝记》……之类是也。据此可知，知几所见《 伽蓝记》原书，正文与注语了了分明，而均出杨氏之手。之著书时，既要广纳材料，详述史实， 又要畅其文气，美其语言。为了解决“除烦”与“毕载”的矛盾，他便采取了文注分列的撰述方式 。自宋朝以后，《伽蓝记》在流传转写的过程中，文与注逐渐混为一色，不复分别，殊失风神。四 库馆臣甚至认为之原有自注，久而刊落无存，不可复考②，简直荒谬绝伦。幸赖清儒及当代学者 周祖谟、杨勇等人之工作，原书之旧貌始得恢复。今捧读《伽蓝记》，知其布置有序，法度缜密， 用字下句，分寸不移，不愧为中世纪的一部杰作。如卷一“宝光寺”：宝光寺，在西阳门外御道北 。有三层浮图一所，以石为基，形制甚古，画工雕刻。隐士赵逸见而叹曰：“晋朝石塔寺，今为宝 光寺也。”……当时园地平衍，果菜葱青，莫不叹息焉。园中有一海，号咸池。葭被岸，菱荷覆 水，青松翠竹，罗生其旁。京邑士子，至于良辰美日，休沐告归，征友命朋，来游此寺。雷车接轸 ，羽盖成阴。或置酒林泉，题诗花圃，折藕浮瓜，以为兴适。普泰未，雍州刺史陇西王尔朱天光总 士马于此寺。寺门无何都崩，天光见而恶之。其年天光战败，斩于东市也。此段文（大字）、注（ 小字）分明，笔法谨严，足以显示原著体例之实。清刘熙载云：“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 》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③《伽蓝记》的这种撰述体例乃是后“一变”的结晶。诚如陈 寅恪先生所说，杨之受到了六朝“合本子注”体佛典的影响。此类佛典甚多，如支恭明《合微密 持经》，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合首楞严经》，竺昙无兰《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 三十七品经》和支遁《大小品对比要抄》等等。南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一一竺昙无兰《大比 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相聚 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省嘱受清净说。诸人者当说 当来，之净。答言：“说净。”这就是“合本子注体”佛书的基本形式，与《伽蓝记》之体例相同 。其中大字为正文，小字为注文，前者称为“本”，又叫做“母”，后者称为“子”。《出三藏记 集》卷八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 又同书卷七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欲令学者即得其对，今以越所定者为母，护所出为子，兰 所译者系之。”“母”是最佳文本，“子”则略逊一筹。对研习经书者而言，这两方面都不可偏废 。此类佛书的出现，以东吴高僧支恭明的著作为最早。支恭明“博览经籍，莫不精究，世间伎艺， 多所综习，遍学异书”，“妙善方言”④。《出三藏记集》卷七载其《合微密转经记》，云：合微 密持陀邻尼总持三本。当时他所见到的《微密持经》有三种版本，合三为一，便成为《合微密持经 》。这一发明排除了众多版本的繁乱，一卷在手，而众本悉萃。因而简明醒目，于读者最便。支敏 度《合维摩诘经序》：斯经梵本出自维耶离，在昔汉兴，始流兹土。于是有优婆塞支恭明，逮及于 晋，有法护叙兰。……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 ，多少各异，或方言训诂，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 比，其途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符，…… 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又支敏度《合首楞严经记》：此首《楞严》…… ，至大晋之初，有沙门支法护、白衣竺叙兰并更译此经。求之于义，互相发明，拔寻三部，劳而难 兼。……编纂这样的“合本子注”体佛书，工作十分繁重，但它足以发明经义，使读者省时省力， 对弘扬佛法有重要的意义。竺昙无兰也曾致力于这方面的工作。《出三藏记集》卷一Ｏ载其《三十 七品经序》，云：又诸经三十七品文辞不同。余因闲戏，寻诸经，撮采事备辞巧便者，差次条贯， 伏其位，使经体不毁，而事有异同者，得显于义。又以诸经之异者，注于句末。而同书卷一一载其 《大比丘二百六十戒三部合异序》，亦云：余因闲暇，为之三部合异，粗断起尽，以二百六十戒为 本，二百五十者为子，以前出常行戒全句系之于事末，而亦有永乖不相似者，有以一为二者，有以 三为一者，余复分合，令事相从。六朝诂经之书，还有许多直接以“子注”为名的。隋费长房《历 代三宝记》卷一五载魏朝李廓《众经目录》，其中有《大乘经子注》十二部，卷五载吴康僧会《法 镜注解子注》二卷，卷七载晋昙诜《维摩诘子注经》五卷，卷一一载齐萧子良《遗教子注经》一卷 、梁法朗《六般涅子注经》七十二卷及萧衍《摩诃般若波罗密子注经》五十卷。“合本”的佛书 必有“子注”，有“子注”的佛书未必是“合本”，但无论如何，其体例形式是一致的。杨之生 逢佛教日丽中天的时代，尽管他极力摈斥这种外来的异型文化，其平生还是饱读内典，佛学修养深 湛⑤，因而于不觉之中受其薰染。在撰写《伽蓝记》时，他参照“合本子注”体佛书的体例形式， “先定纲领，次胪细目，以地志为经，以史事为纬；正文简要，注笔详密”⑥，呈现出一种中国文 学史上极为罕见的文章形态，炳焕生辉，令人瞩目。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从广义上看，“合 本子注”的文章形式也是中国固有的。因此，若探讨《伽蓝记》的体例问题，对传统文化的某些方 面就不可忽视，特别是史官文化和经学训诂。先秦时期的“《春秋》三传”便已具有“子注”的性 质。《春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一部编年史，汉人尊之为“经”。《汉书·艺文志》：“《春秋》 古经十二篇。”其述史方式是简明扼要的提纲。“三传”的记事依附于《春秋》纲目之下，虽与“ 经文”时有龃龉，并屡纠其误，但大体上依经叙事。如隐公八年，《春秋》曰：八年春，宋公、卫 侯遇于垂。而《春秋左氏传》云：八年春，齐侯将平宋、卫，有会期。宋公以币请于卫，请先相见 。卫侯许之，故遇于犬丘。“经文”可视为正文，即“合本子注”体佛书中的“母”；传文可视为 注语，即“合本子注”体佛书中的“子”。“以子从母”，遂成《春秋左氏传》。而《公羊》和《 谷梁》与《春秋》的关系也是如此。因之，我们可以肯定，“合本子注”的文章形式滥觞于“《春 秋》三传”。实际上，在“三传”之后，许多学者关于古代典籍的注释文本均具有“子注”的特点 。这类著作在六朝之前已屡见不鲜。“自其形式言之”，“其所重”“在文句之比较拟配”⑦，汉 儒之说经尤其如此。六朝时代，注疏之业大盛，此种方法的运用更趋纯熟、普遍。学者们在研究问 题的过程中，更加自觉地比较版本之异同与高下，博观约取，择善立说。裴松之《上〈三国志注〉 表》⑧云：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案三国 虽历年不迄，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分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 ，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 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显然，裴氏为《三国志》作注，在目的及 体例上与支敏度、竺昙无兰等名僧编纂“合本子注”体佛书并无根本的差异。其它一些时代相近的 著作，如郦道元的《水经注》、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在性质上与裴氏《三国志注》亦颇相近 。又《魏书》卷九一《术艺》：时有河间信都芳，字王琳。好学，善天文算数，甚为安丰王延明所 知。延明家有群书，欲抄集五经算事为《五经宗》及古今乐事为《乐书》。……会延明南奔，芳乃 自撰注。……复撰《史宗》，仍自注之，合数十卷。武定中卒。信都芳自撰自注之书，即用“合本 子注”体。武定年间（５４３－５５０），杨之尚在世，故信都芳著作的出现，较《伽蓝记》为 早。不难看出，以“合本子注”的体式著书，乃南北朝时代学术界之风气。《伽蓝记》之体例，既 是这一风气的产儿，也是这一风气的代表。但这并非对于传统文化中某些基因的简单承袭，而是人 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再创造。六朝的“合本子注”体佛书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实现这种再创造 的媒介，而并非仅仅是其渊源所自。三为什么此类佛书会发生这样的媒介作用？只有充分了解六朝 名僧之“格义”，才能圆满地回答这一问题。《高僧传》卷四《竺法雅传》：时依门徒，并世典有 功，未善佛理。雅乃与康法朗等，以经中事数，拟配外书，为生解之例，谓之格义。……雅风采洒 落，善于枢机。外典佛经，递互讲说。“事数”是佛学名相的一类。《世说新语·文学》五九：“ 殷中军被废，徙东阳，大读佛经，皆精解，唯至事数处不解。”刘孝标注：“事数谓若五阴、十二 入、四谛、十二因缘、五根、五力、七觉之属。”对此，只有以俗书中与之相似的浅显、习知的例证进行类比性的解释，才能使初涉佛学者明了其内蕴。“格义”的具体方法是“外典佛经，递互讲说”。如北齐学者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归心篇》中对佛门“五戒”的解释：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极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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