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历史：抗战时期的中日文学纠葛杉野要吉，张泉杉野要吉：６４岁，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主要 从事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著有《中野重治──早期及中期》、《昭和文字中的旧满洲文学》等。 张泉：４６岁，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新文学、国外中国学研究，著译有《美 国学者论钱钟书》、《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等。杉野：在讨论日中战争时期的北京文学之前， 我想先提出一个问题。我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日本近现代文学，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学。但是，近年来 ，日本研究无产阶级文学的人员越来越少。据说，在中国也是这样。对此，不知道您有何看法。张 泉：如果把无产阶级文学严格界定为世界现代史上的“世界无产阶级文学”，那么，它无疑是一种 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无产阶级文学的兴起，是新光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伴生现象，它的发展 和终结，也是大体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同步的。这只是就一般情况而言。具体到不同的国度，由 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同、阶级力量对比的不同、无产阶级开展政治斗争的深 度和广度的不同、文化传统的不同，以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接受方式不同， 又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以日本和中国为例。从时间上说，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始于２０年代 初期，终于３０年代中期。而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兴盛于３０年代，略晚于日本，因此，不但受到 苏联“拉普”的影响，还受到日本“普罗艺”、“纳普”的影响。说它是现代文学史上光彩夺目的 一章，并不过分，的确有许多问题值得总结和研究。在中国，由于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左翼文学 运动的研究应当说是一直受到重视的，仅原始资料的重新印刷出版，就比其它类别的文学要多。８ ０年代，出现一些从新的角度研究无产阶级文学的论著，以及考察日本、俄苏无产阶级文学的专著 。９０年代，相对来说比较沉寂，但仍有一些文章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例如，建议从接受美学 的角度，重新考察左翼文学在当时的实际影响，及其在后来由于各种因素的介入而发生估价失误的 现象。有关研究人员减少的趋势确实是存在的，但我认为，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无产阶级文学仍 会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题目。比如，我就有一个疑问：当年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许多公认的著 名作家如林房雄、片冈铁兵等人，在抗战前夕完全右转，后来对北京沦陷区文坛进行了积极的干预 ，特别是林房雄，到了６０年代仍鼓吹“大东亚战争肯定论”，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这类作家 的后期行为，也值得一并加以探讨。杉野：这半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在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研究 中心教授日本文学课程。学生都是从中国各高校考上来的优等生。但从我的教学来看，他们对无产 阶级文学不太感兴趣。对中国文学，特别是沦陷区文学，也不了解。这是为什么？张泉：无产阶级 文学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一位哲学家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的社会氛围不仅会影响到历 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也会对历史研究领域中“冷点”与“热点”的形成，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在激动人心的革命和“左拐弯”年代，关注无产阶级文学的人会多一些；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和 平发展年代，也许会少一些。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各种花样翻新的文学试验和学说思潮， 当代文明，这些对青年人更有吸引力。当然，这也与学生的知识结构有关。过去，在中国的文科教 育中，由于学科的划分过于严格死板，学习外国语言文学的人，往往对中国文学的了解比较少，更 不要说专门的无产阶级文学、沦陷区文学了。目前，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思路，就是谈化专业，培 养能力，扩大知识面。在文学领域，提倡比较文学和跨学科研究，就是改善措施之杉野：在日本研 究中心，我正在以“机械文明与人”这个题目为主要线条和中心，来给学生讲解如何用一个新的视 点考察日本文学所走过的路程。从“机械文明与人”这个角度重新探讨日本文学，是一个重要的课 题。这在重新审视无产阶级文学方面也是一样的。当然，就整个日本近代文学来说，战争正是机械 与人相冲突、相矛盾的体现。我想，以这个视点来重新探讨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学以及遭受战争的中 国文学，是非常有意义的，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张泉：文学是人学。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力高度 发达的社会，以“机械文明与人”为线索考察近代文学的历史轨迹，不失为一个深刻的新角度，与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断相吻合。人是机械的发明者，是主人，机械是人手中的工具， 具有减轻人的劳动强度，提高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功效，给人类带来了富足，和从事创造、享受人生 所必须的闲暇。机械文明引入人类生活，是对人的一种解放。日本近代文学大师夏目漱石在《现代 文明的开化》一文中，就敏锐地体察到，机器使人的能力开化了。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机 器这种神奇的力量发生了异化，反而把人变成了机器的奴隶，造成了新的贫困阶级，以及传统道德 的沦丧，使人在自已的创造物面前感到疏离、孤独、困惑、沮丧、无所适从，为世纪末的绝望情绪 所困扰，对人类前途丧失信心。这些，成了许多现代派文学作品的主题。武器，可以说是集机械文 明之大成的产物，最尖端的技术往往都首先用在武器上。然而，本意是保护人的生命的武器，却演 化成了人的异已力量，现代战争，造成了亘古未有的杀戮和毁灭。在一些有责任感的作家的作品中 ，则表现出反抗机械文明、抵制战争的倾向。至于从这个视角考察无产阶级文学，以及中日战争时 期的中国文学和日本文学，我现在还无力领会和把握。但我以为，有必要充分考虑到国内外的政治 、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制约因素，严格区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这样，对于那一特定时期文学 的评价，才可能具有价值判断的意义。希望能有机会早日读到您这方面的论著。杉野：我已拜读过 您的《沦陷时期北京文学八年》这部书，特别是详细读了关于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１９４４年召 开的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章节。就日本文学的研究来说，对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历史意义加以 重新探讨，是历史的必然，也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当然，对中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来说，也是痛 苦的，却又是不可回避的研究。您在书中运用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并引用了原著章节，让我他扩大 了视野。张泉：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由于沦陷区文学研究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空白，对于“大东 亚文学”也就不甚了然，甚至连提及都很少。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研究沦陷区文学，不搞清政治 、社会、文化背景，只就文学论文学，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拙著中，我不但力图理清“大东亚文 学”的来龙去脉，还考察了日本对华文艺政策、日伪当局对沦陷。区文学介入的程度和效果，以及 汉奸文学等敏感、枯燥而又无法规避的问题，并一一提出了结论性的看法。这些都是很少有人论及 的。当否，请批评指正。至于有关的材料，仍留有空缺。我主要运用的是中文和英文材料。就是中 文材料，中华日报社（上海）出版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一、二次大会专辑），我至今也没 有见到。还有待进一步充实。杉野：这次来北京，我最初想了解的，是曾两次作为华北代表参加大 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沈启无，想了解他此后度过了什么样的人生道路。通过友人介绍得知，沈启无已 经去世，夫人尚健在，于是去拜访了沈夫人。我之所以想了解沈启无的情况，主要是对他在１９４ ３年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的发言很感兴趣。我认为，他的发言很有见地。但在日本学者木山 英雄所著的《周作人传》等书中，对沈启无的评价十分苟刻。您的著作也同样苟刻。这与他在大会 上的发言是相矛盾的。所以，想利用在北京的时间，了解一下缘何对于他的评价会是这样的。张泉 ：木山英雄教授是研究周作人的专家。但他的著作我还没有看过。您是否可以介绍一下沈启无发言 的主要内容？杉野：事情是这样。在东京召开的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日本的中国文学学者 吉川幸次郎首先做了这样的发言，即目前的中国文坛很黯淡，很少能看到光明一些、鲜亮一些的作 品。他问道：为什么中国作家不能写一些光明、活泼的作品呢？并且提出了派遣一些日本作家到中 国去指导中国文坛的提案。在吉川幸次郎发言之后，沈启无当即站了起来，并且做了这样的发言： 日本有日本的历史，中国也有中国的传统和悠久的文化。让日本作家去指导中国的文坛是没有必要 的。现在中国文坛描写社会黑暗面的作品，诲涩的作品，的确比较多，但作家是希望能从黑暗中找 到些许光明，并且还举出了鲁迅为例。我认为，沈启无在日本人主持的会议上作这样的发言，是非 常了不起的，需要非凡的勇气。张泉：在我的那本书中，有关沈启无的篇幅不算少，不但有专论他 的一节，而且在“大东亚文学”、“文坛名宿周作人”中，都多有涉及。我不完全否定沈启无，他 是一个文人，有学问；也没有仅仅凭据他的某一次活动或某一篇文章，就从政治上将他打入另册。 沧陷区的文学现象和作品具有错综复杂的特点，更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多侧面的分析，作追 踪分析。总的来看，特别是从他沦陷中后期的一系列言行来看，沈启无的亲日倾向还是十分明显的 。杉野：您所讲的我也理解。１９９４年，我出席了在中国长春召开的“旧满洲时期的中日文学研 讨会”，有幸见到作为满洲代表参加过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作家田兵。我问他为什么会参加那个大 会。他说，他是被迫的，不去就会被暗杀。所以，我认为，不能因为他参加了那个会就说他是亲日 的。沈启无的情况也许与田兵的情况不尽相同。但我们可以想象，当时日本当局对中国作家是十分 严厉的，控制是非常紧的。沈启无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这样的发言，不能不说是非常了不起的。我 想，不能抛开当时的背景来看这个发口。张泉：看来，有必要把这个问题展开一下。北京沦陷８年 。在这８年中，人的思想是会发展变化的。比如，著名音韵学家赵荫棠，在沦陷初期撰文悼念钱玄同时，还能够在结尾硬朗地添上这样一笔：“但有一件事可注意的，即在事变以后，他恢复了‘钱复，旧名。”钱玄同此举意在表达他“决不‘污伪命’”，不担任伪职，不做敌伪顺民的决心。赵荫棠的这一笔，显露出他本人褒扬死者崇高民族气节的心迹。可是在沦陷后期，赵挤进了华北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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