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在２１世纪的地位与作用张磊（一）在三分之二个世纪前，伟大的爱国者、民主革命先行 者孙中山逝世。从那时到现在，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类在进步的道路上艰难跋涉，迈 出了重要的步伐。然而，无论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时代，还是曲折顿挫的历史行程，都未能使孙中山 的形象和业绩有所淡化。恰恰相反，他的理论和实践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理解和赞颂。这种广泛 的认同，覆盖了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的国家。他依然生活于现实的舞台。他的精神遗产仍在闪 烁着光芒。历史人物在时空两个方面具有如此的持久、普遍意义，无疑是颇为罕见和难能可贵的。 这种现象既非偶合，也非后来人们单纯的功利主义使然。其主要原因在于：孙中山毕生追求和为之 奋斗的独立、民主、富强的课题，对于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而即使在发 达的国家内，也应是继续实现和被崇奉的准则。他从来都是把中国问题的“真解决”置于世界的范 围，并从宏观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密不可分的联系，洞察“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 人”式的封闭；但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走自己的路。”他从不把自己的活动局囿于国内，而是 融汇于亚洲和一切被压迫民族以及进步人类的斗争之中，其足迹遍及世界的主要国家，与国际友人 保持着密切的、相辅相成的双向关系。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又是世界性的巨人。在即将到来 的新世纪中，他的思想仍然具有生命力和魅力。（二）孙中山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具有持久、普遍 意义，首要的原因在于他的事业——挣脱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枷锁，争取独立、民主和富强乃 是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进步发达的必由而又漫长之路。尽管由于社会制度的岐别和发展层次 的差异，定会赋予这些基本课题以不尽相同的内涵和形式，但却概莫能外。从１９世纪以迄今日乃 至２１世纪，孙中山为之奋斗终身的目标必然依旧具有现实意义。当孙中山踏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 台时，古老的帝国正在处于从封建“末世”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崩解过程。近代中国的发端 颇为意味深长，新的历史阶段的帷幕开启既非生产力的突变所导致，亦非以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为 契机，而是由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所拉动。强大的外铄作用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进程，使之循 着独特的轨道形成畸形的、过渡的社会形态。虽然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在客观上促进了传统社 会经济的瓦解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萌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以“残酷的统治”截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发 展的途径。外国侵略者同本国统治者逐步结成同盟，阻抑着任何真正的变革，维护了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秩序，使得中国缺乏完整的独立和起码的民主，并陷于贫困落后的状态。严峻的现实是：只 有砸碎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沉重镣铐，彻底改变现存社会秩序，中国才能踏上近代化的路程，得 到拯救和发展。正如马克思在论述印度的命运时指出的，中国人民也未能在失掉“旧世界”的同时 轻易“获得一个新世界”，必须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才能收取“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①。 在１９、２０两个世纪交接时刻，孙中山和一切先进的中国人士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进行反帝 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 以比较完全意义的理论和实践，超越了旧式农民战争和维新运动；同时，又为后来的民主革命新阶 段开拓了道路。他所倡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贯串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 进程中的两个时期，成为中国走出中世纪、挣脱殖民主义与封建主义桎梏，开始踏上近代化的重要 阶梯。他的炽烈的爱国主义、高昂的民主精神和臻于富强的热望，显然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民族 独立和解放，无可置辩地构成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首要课题。民族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 会居于突出地位，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在多种社会矛盾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同时，多民 族的清帝国内部还存在着满洲贵族同汉族以及其它少数民族的矛盾。两种矛盾越来越纠结在一起， 彼此依存，相互利用——外国侵略者把国内统治者作为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国内统治者则把侵略 者引为主要靠山。近代中国社会不仅在对外意义上是备受侵凌的半殖民地，又在对内意义上是满洲 贵族“宰制于上”的民族牢狱。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孙中山首先揭橥了“民族革命”的旗帜。他和 他的战友们的民族主义理论和实践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既承袭了广泛流传于农民和社会下层分子 中间的“民族思想”，又淘汰了“笼统的排外主义”和“宗法”色彩；既接受了维新派把民族独立 与社会变革密切联系起来的观念，但摒弃了政治上君主立宪的妥协倾向；当然，其中更多的是“从 欧美吸收解放思想”。在清朝末期，“反满”曾是民族主义的主要内容。这不仅由于以满洲贵族为 首的清朝统治者推行民族压迫政策，还因为这个政权以朽败透顶的“治绩”为侵略者的强盗行径提 供了可行性，逐步成为殖民主义者的“鹰犬”，堪称“洋人的朝廷”。“反满”涵有强烈的现实意 义，在当时起到了广泛的动员作用。挣脱殖民主义枷锁，避免“瓜分”、“共管”的厄运，争取民 族独立和解放，则是民族主义的又一主要内容。尽管这个课题在当时尚未被置于应有的首位，但它 无疑是民族主义的主旨。从兴中会宣言到同盟会政纲，救亡图存的主线一以贯之。事实上，“外邦 逼之”与“异种残之”始终是“民族主义”“殆不可须臾缓”的两个主因。他的民族主义虽然还带 有局限性，主要是没有提出明确的反帝口号，并将首要任务归结为“先倒满洲政府”，从而不能体 现近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此外，这种民族主义也揉杂了某些大汉族主义、种族主义因素。 但是，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仍无愧为一面战斗的旗帜：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民族矛盾，集中了 群众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摆脱民族压迫的意愿，概括了“民族革命”的任务，把民族解放运动提 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反对“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制度，乃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迫 待解决的另一主要课题，具有特别尖锐和重大意义。封建专制制度不仅剥夺了人民的起码的权利， 而且阻碍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现实需要民主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它成为当时进步社会 思潮和运动的主流是合乎逻辑的：只有在封建帝制的废墟上缔造的共和制度，才能成为强有力地促 进中国社会发展的政治杠杆。为此，孙中山必须进行艰苦的探索，跨越皇权主义和君主立宪的藩篱 ，以共和主义取代君主专制主义。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举起了“政治革命”的旗帜，而民权主义实 际上成为三民主义的核心。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即是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理论的和武器的批判。孙 中山历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揭露了清王朝的专制“剥夺”了人民的“各种权利”；妨碍了社 会的发展。他和他的战友们认为：“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②的政治决非“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 ”，必须彻底变革。因之，经由“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便成了民权主义的基 本内容。孙中山从切身的实际中认识到：必须采取“强迫”的手段去推翻封建暴政，而不要为清廷 的“改革诏旨所迷诱”和被保皇派的谰言所欺骗。至于“政治革命”的建设目标，就是创立一个“ 平等”的、“民治”的、“国民”的共和国。他不只一次重申“国体”必须变革，并对政体作了相 应的构思。这种民权主义在当时虽然还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主要的局限是缺乏深刻的、彻底的反封 建内涵。孙中山虽把斗争的主要矛头指向“封建帝制”——“恶劣政府”，却未能充分理解宗法封 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而“主权在民”的原则，也难以在 西方式的共和制度中体现。但是，带有共和制度要求的民主政纲的提出，无疑是近代中国社会政治 、思想领域中的划时代的飞跃，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在此以前，人们或者以为推翻清廷的目的在 于复兴汉族帝国，或者确信君主立宪可使中国复苏，而无须否定封建君主制度。在此以后，民主主 义的启蒙使得带有盲目性、局限性的自发抗争“转变为自觉的民主运动”。辛亥革命之所以导致封 建帝制的终结，主要原因即在于此。积极发展社会经济，使中国由贫弱臻于富强，显然是中国社会 的又一重大课题，吸引了一切先进人士的目光。归根结蒂，中国的贫弱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 和封建主义的压榨。帝国主义反对中国资本主义化，只允许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化。封建主义——特 别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则是妨碍中国近代化的内在桎梏，严重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孙中山的“社 会革命”纲领，具有新的内容和形式。民生主义摈弃了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和维新派的保守倾向， 吸收了约翰·穆勒和亨利·乔治的部分学理，以“土地与资本问题”为基本内涵，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中国的国情。土地方案的内容大体为“核定天下地价”、“照价收税”、“照价收买”——“ 涨价归公”，着眼点在于把因“社会进步发达”而形成的地价增殖收归国有，以免为土地所有者攫 取，致成垄断。同时，使“公家愈富”、“农民大苏”和“社会发达”。资本方案的主要内容为发 展社会经济，振兴实业。采取双管齐下方针——“节制资本”和“发达国家社会主义”并存，凡“ 不能委诸个人及有独占性质者”的产业皆归“国有”，以预防资本的垄断，加速社会经济的发展， 保护工人免“受资本家残害”。民生主义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土地纲领缺乏促使农民彻底摆脱封建 压榨、获取土地的内容，它对“宅地”的重视超过了耕地。主观社会主义则带有空想的因素，并且 混淆了革命的层次和步骤。但是，民生主义在当时显然是较为自觉和完整的近代化纲领。其土地方 案将消除地主阶级对土地的垄断及由之产生的绝对地租，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而资本 方案大有裨益于“实业化”，“企业国有”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孙中山不同于俄国的民粹派，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抱留恋与伤感的情绪。事实证明，民生主义赋予辛亥革命以社会经济的丰富内涵。由于近代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动中，因之，反映生活实际的思想、纲领和方案就必须与时俱进，才能保持科学性和生命力。孙中山的后期活动面临着中国与世界的巨大变化。三民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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