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先生是新红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在本世纪中国学术界尤其是红学界享有崇高声誉。他临终前给 我们留下的遗言，明显意味着其晚年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深刻的根本性变化。认真思考一下俞先生红 学观念嬗变的轨迹，对于促进跨世纪红学研究的深入开展，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启示作用。胡适1 921年发表《红楼梦考证》，标志着新红学派的正式确立。从表面上看，胡适的考证似乎是在与 索隐派的论争中展开的，其实质却是解决《红楼梦》的作者问题和版本问题。他主要通过对程高百 二十回全壁本的分割解剖，径直得出“一个版本两个作者”的基本结论；又进而通过对作者家世生 平的粗略考察，明确提出“前八十回雪芹自传说”和“启四十回高鹦经书说”的著名论点。这“红 楼二说”犹如新红学派的两根重要支柱，二者互为因果，互为表里，共同支撑着新红学的理论大厦 。其核心问题则是将长期以来作为有机艺术整体而风廉海内外的古典文学名著程高全经本《红楼梦 》拦腰斩断，人为地宰割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两大对立部分，从而使得“曹著高续”说成为其有 别于旧红学的全新观念。这就是新红学派其所以“新”的基本红学观念。新红学的基本观念是胡适 倡导的，俞先生则是进一步对其展开更加具体充分的论证。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 楼梦辨》，是新红学派得以确立的奠基性著作之一。在这部著作中，俞先生直接接过了“红楼二说 ”：一、“我们有一个最主要的观念，《红楼梦》是作者底自传。……既晓得是自传，当然书中底 人物事情都是实有而非虚构；既有事实作蓝本，所以《红楼梦》作者底惟一手段是写生。o二、“ 《红楼梦》原书只有八十回，是曹雪芹做的；后面的四十回，是高鹦续的。这已是确定了的判断， 无可摇动。读者只一看胡适之先生底《红楼梦考证】，便可了然。”俞先生虽然明确肯定了“红楼 二说”，却并未在这两个学说上平均使用力气，而是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后四十回高卖续书说的论证 上。在论证高鸡经书问题时，他也没有致力于搜寻确凿证据，而是主要集中在本文上用功夫。正如 顾颌刚先生《红楼梦辨·序》中说：“适之先生常常有新的材料发见；但我和平伯都没找着历史上 的材料，所以专在《红楼梦》的本文上用力，尤其注意的是高鹤的经书。”这个概括非常切合实际 。胡适断定后四十回为高卖续书时曾提出四项证据，但这四项“证据”既不充分也不确凿，所以他 才煞有介事地说：“证据固然重要，总不如内容的研究更可以证明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决不是一个 人作的”，或称“推想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做的”O。胡适在这里提倡的作品“内容的研究”，亦 即所谓“内证”证明法。这里所谓的“内证证明法”，也就是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的“推测证明 法”。胡适虽然提出“内容研究”的命题，他自己却未作过多的论证；而真正按照这个意图对作品 内容进行全面解剖的则是俞平伯先生。整部《红楼梦辨》可以说就是这种“推测证明法”的具体实 践。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运用“自叙传说”的逻辑思路“推论”后四十回续书说。《红 楼梦辨》认为，整个后四十回实际上只写了两件事：“（l）黛至死，宝玉做和尚。（2）宝玉中 举人。”也就是贾宝玉“中举”和“出家”的问题，最是后四十回非雪芹原著的“佳证”。如说“ 雪芹明说：‘一技无成，半生潦倒’，‘风尘碌碌’，‘独自己无才不得入选’等语，怎么会平白 地中了举人呢？”“雪芹即是宝玉，雪芹无出家之事。”诸如此类断语几乎充斥《红楼梦辨》一书 ，其目的无非是想证明：曹雪芹即是贾宝玉，曹雪芹没有“中举”和“出家”，贾宝玉也不应该“ 中举”和“出家”。后四十回既然主要写贾宝玉“中举”和“出家”，它就绝对不是曹雪芹的作品 。它是谁的大作呢？当然是高国的续书了，高鹃“是科举中人，所以满怀是科举观念，必使宝玉读 书中举”；“高氏先中举，后补书；所以非让宝玉也中个举人，方才惬意”。俞先生不无感慨地说 ：“我最不懂，高氏补书离雪芹之死，只有二十七年，何以一点不知道《红楼梦》是一部作者自传 ，且一点不知道曹雪芹底身世。”就这样，后四十回高鹦经书说竟被前先生活活勾画出来。第二， 运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挑剔方法“推论”后四十回续书说。俞先生说：“我所用的总方法来 攻击高氏的，说来也很简单，就是他既说八十回和四十回是一人做的，当然不能有矛盾；有了矛盾 ，就可以反证前后不出于一人之手。我处处去找前后底矛盾所在，即用八十回来攻四十回，使补作 与原作无可调和，不能两立。”这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子”的推考方法。俞先生运用此法，在“ 辨原本回目只有八十”一章中，仅凭其所谓“最明显的矛盾之处，是宝玉应潦倒，而目中明写其‘ 中乡魁’；贾氏应一败涂地，而目中明写其‘延世泽’；香蒙应死于夏金桂之手，而目中明写‘金 桂自焚身’”这么未必真切的三条，就将证据确凿的整个后四十回原本目录全部推翻。之后在“高 鹦续书底依据”一章中，列出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基本一致的情节线索105条，又在“后四十回 底批评”一章中找出后四十回“最明显的毛病”20条。不仅这20条“可笑之处”是高鹦续书的 最好证据，那前后一致的105条竟然也“更可以使读者恍然于后四十回之出于补缀，不是雪芹底 原本”。经俞先生这么一“推考”，后四十回左右不是东西，不仅出于“伪续”，而且“一无是处 ”。这种挑剔方法的特点，就是专门寻破绽、找岔子，将一部完美的艺术精品当成“尸体”来解剖 ，使其从头至尾被肢解得体无完肤，丧失了艺术的整体美。至于以有无“矛盾”来鉴别全书是否一 人所作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例如前八十回被认为曹雪芹一人所作，不是也有许多“矛盾”么？ 第三，运用“本意还原”的思维模式“推论”后四十回续书说。“复原”曹雪芹的“本意”，是《 红楼梦辨》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俞先生认定后四十回是高鹦的“狗尾续貂”，“自然不能使爱读 《红楼》的人满意”，所以在《红楼梦辨》中特设专章，推测“八十回后的《红楼梦》”，“希望 能把八十回以后原来应有的——可以考见的——面目显露一二”。同时还写了“后三十回的《红楼 梦》”一章，根据戚本批语推测过“后三十回”的情节。只是由于当时未见脂本，俞先生将其鉴定 为另一种绿书（这本来是对的）；后来在《红楼梦研究》中重新改写“后三十回的《红楼梦》”一 章，正式确认此“快本”即是“曹雪芹原稿”。通过上述两章的“推考”，俞先生认为已大致勾勒 出八十回后“曹雪芹原著”的“本来面目”。俞先生自然明白，所谓的“揣想”不过只是“暗中摸 索，凭着自己的猜详”，“虽说得天花乱坠，而究竟无可信的价值”。却不料经他这么一“开创” ，竟然导致一种自欺欺人的伪科学——“探佚学”的兴起。这或许是非前先生始料所及的。总之， 经俞先生上述三方面的推论，使“曹著高续”之说得以确立，并逐步获得学界认同，对本世纪红学 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俞先生对自己在《红楼梦辨》中所阐述的基本 结论都没有提出过什么怀疑，甚至还一再反复加以重述。例如《红楼梦辨》1952年改题《红楼 梦研究》由棠像出版社出版时，作者曾作过较大的修正，但对“曹著高续”说却不仅未曾动摇，反 而强化了对高男续书的批判。1953年发表的《（红楼梦）简说》一开始就说：“《红楼梦》原 作者曹雪芹，只写成了八十回，书没有写完，就死去了。八十回后虽然还有一些零碎的稿子，但是 因为没有整理成回，所以部散失了。曹雪芹死后二十多年，有一个叫高劳的来续成《红楼梦》的后 四十回，伪称是曹雪芹的原稿”。还指出“《红楼梦》最大的缺陷是高貂给的本书的结局”，既违 背曹雪芹原意，又“削弱了《红楼梦》的反封建的意义”。1954年发表的《读（红楼梦）随笔 》亦说“后四十回无论回目成本文都出高氏之手”，“补书在思想上，故事发展和结构上，人物描 写上都跟原本不同，而且远不及原本”。同样的这些话还在当时发表的许多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反复 宣讲。它充分说明前先生对《红楼梦考证》和《红楼梦辨》所奠定的“曹著高续”的基本观念，一 直是坚信不疑的。然而值得思考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终于促使俞先生的红学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 转变呢？本文认为，促使俞先生红学观念发生根本转变的直接动因不是别的，正是五十年代中期开 展的那场震惊中外的“批俞运动”。“批俞运动”是错误的，应该否定，这勿须我们多说，历史早 已作出公正的结论。但否定“批俞运动”，却不等于说它未曾给俞先生留下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可 以从积极的与消极的两个方面来分析。从消极方面来看，“批俞运动”不仅从政治上思想上给俞先 生以沉重打击，甚至对其身心健康均有严重摧残。这种恶劣影响，使得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倦说 《红楼＊’，乃至于日常生活中也“几乎是绝口不谈《红楼》”了。但俞光生毕竟是一位赤诚而又 执着的学者，尽管生活对他如此不公，他能将“苦痛压在心底”，“并没有因批判而终止对《红楼 梦》的研究工作”③。这种“研究”不仅仅只是表现在他曾出版过《红楼梦八十回校本》、发表过 《（红楼梦｝中关于十二权的描写》等少量论著，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了对新红学之得先进行全面的 冷静的客观的探索。因此，从“批俞运动”对俞先生的积极影响方面来讲，恰恰正是促进了俞先生 对红学问题的深层次的反思。这也就是所谓“坏事变成了好事”。我们说“批俞运动”对俞先生有 着深刻的“积极影响”，是否又在肯定它的“正确性”呢？非也！事实上“批俞运动”所集中批判 的一些主要观点，几乎都没有真正触动过俞先生。例如“自传说”与“怨而不怒”说，是当时批判 的重点。所谓“怨而不怒”不过只是一种风格鉴赏论，本无可非议，俞先生何错之有，他又何必自 责呢？至于自传说，那更是俞先生早就否定过的东西了。远在1925年俞先生撰写《红楼梦辨）的修正》就开始了对自传说的全面质疑，提出“最先要修正的”正是“《红楼梦》为作者的自教传这一句话”。俞光生才真正称得上是第一个公开否定自传说的红学家，其否定远比批判者坚决彻底，深刻得多。批判者却将自传说当其主要错误来批，又怎能让人心服呢；批判者表面上严肃指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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