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与地区安全赵文飞由于历史的巧合，１９９５年４月《核不扩散条约》审议过程中的争执难决 表明各国政府对于冷战后世界核武器的地位和作用远未形成一致的认识。本文试图以地区安全作为 考察核武器性能的基础层面，并依据其主导性质进行取舍，力求在两种典型的安全环境──中东和 欧洲──中获取对问题的本质把握。一本地区的三次大规模战争可以大略图解中东的安全环境。延 续４０余年的阿以战争源自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极为恶劣的安全冲突，长达８年的两伊战争显 示了伊朗和伊拉克实际利益的权力冲撞，海湾战争则揭示出现代中东国际政治生活中某种本质性的 “无政府状态”。中东地区由此呈现出两大特点：安全环境的严苛复杂与核现状的晦暗不明。选择 发展核武器是以色列坚定决心的产物，其核计划始自民族国家建立之日。５０年代，中东地区所有 威胁指向同一个国家：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保持恶劣的战争状态，拒绝承认其生存的权力；而非阿 拉伯的伊斯兰国家—一伊朗——一对以色列的敌意不亚于前者。数次阿以战争的经历使以色列认识 到国际安全保障的渺茫，它确信唯一的出路在于尽力强大自身，尤其是军事力量。种种经济的和战 略的考虑使核威慑被视为适宜的选择，正如以色列前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摩西·达扬所说：“以色 列别无选择。由于自然的、财政的或经济的种种限制，我们不能仅凭人力寻求更多的坦克和飞机。 ”①以色列希望以此向敌国提出警告，核武器将是以色列对付他国严重威胁的最终手段。长期以来 ，以色列政府的正式立场一直如它在１９６２年所宣示：“中东目前没有核武器，以色列将永远不 做引进这种武器的第一个国家。”②以色列对核武器奉行一种审慎的模糊政策，其目的在于避免对 敏感的阿拉伯敌国造成挑衅和刺激，也使其持核不扩散立场的盟友美国免于尴尬境地。中东地区的 敌意充斥还在于，所有阿拉伯国家——或许埃及除外—一和伊朗在以色列之外都另有地区性敌人， 两伊战争是这一状态的恶性演化。伊拉克一向对外部世界持有强硬姿态，它虽然因为国际压力而失 去获得核武器的现实可能性，但不会因此放弃诱惑；伊朗对其境内的伊朗反对派武装基地屡屡发动 军事攻击，这使民族感强烈的伊拉克更加努力寻求通向核武器之路。伊朗革命、两伊战争、国际制 裁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困难大大降低了伊朗的军事化程度，周边地区和外部大国的敌意也使它深感 疑惧。伊朗在海湾危机中的反伊拉克立场更多的是由于它希望萨达姆·侯赛因力量削弱，而非由纯 粹的利他主义动机所激励。此后，对一个复仇之心益盛的伊拉克的警觉使伊朗敢于蔑视强大的美国 而决意寻求核威慑，据美国一高级情报官员透露，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伊朗军方正致力于一项远 比民用核计划更为先进完备的秘密核工程，其目的很明显是获取核武器。③由于中东核武器的不确 定状态，没有证据能够表明它对历次战争进程施加了明显的影响。但是１９８１年以色列摧毁伊拉 克的奥西拉克反应堆和两伊战争中伊拉克轰炸伊朗的布什尔反应堆的军事行动无疑加剧了国家之间 的敌对情绪，而１９７３年以色列战斗机击落一架误入其核禁区的利比亚飞机的事件也助长了两国 间的紧张关系。但核武器带给中东最大的不安定因素表现为该地区愈演愈烈的军备竞赛。以色列从 国家之间深刻敌意的延续和中东近期战争的残酷性质中找到了自己发展核武器的理由，据信其核弹 头已超过２００枚产阿拉伯国家则认为在充满敌意的动乱状态中，自助仍是保持独立和权力的最有 效手段。海湾战争后伊拉克的削弱使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原有的军事优势又有加强，而花费巨大的 常规武器在改变阿以军力平衡方面收效甚微。它们在大力加强常规力量建设——这种努力使中东很 快刺激了由于冷战结束和其他工业国家削减军费开支而出现萧条的世界军火市场——的同时，大规 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中程弹道导弹等的扩散日益加剧。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国已拥有化 学武器；伊拉克、伊朗显示出获取核武器的坚定意志；沙特阿拉伯可能会由于社会和政治因素对军 力兵员的限制而寻求以核武器作为其安全政策的基础；⑤上述各国都已经或正在获得具有打击以色 列目标能力的弹道导弹。极具危险性和不稳定性的非常规武器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国所感受到 的地区性核威胁而引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早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不久即开始奉行“咬住 以色列”的战略，他把化学武器称为“穷人的原子弹”，多次表示如果以色列用核武器攻击伊拉克 或任何一个阿拉伯国家，“伊拉克就将用二元化学武器予以还击”；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则公开宣称 ，叙利亚准备实现与以色列的战略平等，其言外之意即在于将以生化武器对付以色列的核威胁。③ 中东地区的不稳定源自军事力量分散和军备竞赛进度失衡。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 —的扩散将降低一国以优势兵力胁迫和讹诈邻国的可行性并倾向于慑止对一国切身利益的攻击；但 核武器在促成这种脆弱平衡的同时也滋生了敢于蔑视地区稳定和外部力量的国家行为主体，“火药 库”突爆的前景切实存在并引发诸多忧虑和动荡。缺乏正式政治协议的阿以安全结构的建立不可避 免地要求以威慑和信任的结合为基础，双方——尤其是以色列——的这种信念使核武器越来越与阿 以和谈密切相关。以色列的安全问题曾是阿以和解的最大障碍。１９６７年以后，以色列占有整个 巴勒斯坦和部分阿拉伯领土，对于领土狭小国度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军事资产，它缓解了以色列 长期受制于阿拉伯炮火威胁的恶劣状况。但是，以色列人也逐渐认识到长期对抗的徒劳无益和种种 恶果。取得了胜利的以色列军队仍旧处在动员状态，此前阿以达成的和解都是“为了停止战争，而 不是为了建立和平“，⑤以色列开始认真考虑“以土地换和平”的解决方案。然而，强烈的不安全 感使以色列人坚信“让出一寸土地，就必须对国家安全有百倍的信心”，缺乏战略纵深的顾忌增加 了做出这种选择的困难：以色列需要放弃宝贵的有形军事资产，而阿拉伯国家则仅限于显示其改变 敌对态度的虚幻意图。核武器在这个关节点上为以色列提供了一种补偿国力，③使它即便在最富敌 意的安全环境中也可以其威慑力量保障根本的民族生存。１９７９年的埃以和约即表明了以色列的 这种安全方程式：核能力的威慑手段加上西奈半岛非军事化的信任措施。１９９５年《核不扩散条 约》的重新议定突出了核武器在阿以和谈进程中的地位。由于７７以色列拒绝在条约上签字，阿以 之间爆发了自１９８２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争论，一度取得进展的阿以关系滞 阻不前并趋向恶化。固守原有安全观念的以色列从该条约在阻止其签约国伊拉克发展核武器的失败 上觉察到了危险的气息，它坚持认为，只有在同包括伊拉克和伊朗在内的所有中东国家实现全面和 平之后，以色列方能同意签署《核不扩散条约》；同时它也表示，核武器只是一种安全保障，不会 投入使用。关于叙利亚的土地要求，大多数以色列军事家对全部让出戈兰高地提出警告，认为这将 对以安全构成威胁。因此，以色列坚持从戈兰高地撤军的条件之一是要阿拉伯人的眼睛别盯着它的 核武器。１９９５年２月，以色列外长佩雷斯指出：“只有当我们与伊朗和所有阿拉伯国家实现和 平并确信谁也不会袭击我们时，才能丢掉我们的武器。”⑤核威慑力量已经成为以色列敢于走向谈 判桌并显示和解诚意的强固后盾。当１９９６年４月以色列公开承认其核力量的存在时，核武器已 成为它增加自身和谈份量的政治筹码。埃及、叙利亚和六个海湾国家则认为，以色列的核武库已对 整个中东地区构成威胁，它们将拒绝支持延长《核不扩散条约》，除非以色列也在条约上签字。阿 拉伯方面明确强调，中东无核化是该地区安全和稳定的基础，在中东禁止所有核武器、化学武器和 生物武器的问题上，阿以双方必须均衡地承担义务，否则将危及中东的和平稳定和阿拉伯民族的安 全。伊朗则公开号召消灭以色列和停止中东和谈进程。争执各方出于安全考虑互不相让，核武器已 经成为中东和解势头出现回折的消极诱因。在欧洲，核武器以有别于冷战时期的另一幅尖锐面孔在 人们的安全观念中持续存在，其影响涵盖欧洲主要安全问题。中、东欧地区已经成为欧洲安全的焦 点。冷战结束后，西方力图填补这一安全真空，但各国政府的立场歧异构成北约东扩的政治路障。 同时，俄罗斯的对抗姿态也消磨了西方在中、东欧安全保障上的扩展意志。核武器使这一问题更具 敏感性。前南危机的恶性延续清楚表明北约成员国远无向其传统地域之外投放兵力的准备。事实上 ，北约在把核威慑扩及中、东欧方面的足够兴趣和坚定意志更为缺乏。扩展核威慑的预想必然引发 诸多难题：西方会因为中、东欧的一场冲突而不惜动用核武器或承担可能招致核报复的风险吗？西 方能够在俄罗斯近邻部署核武器而避免其过激反应吗？冷战的结束已经改变了北约成员国的“风险 方程式”，考虑到核武器使用在技术上的可行性和在政治上的可行性之间的差距日益加大，对上述 问题做出肯定回答的可能性极其微小。相反，俄罗斯政权显露出的外向性被大多数欧洲国家理解为 一种战略性威胁。或许科济列夫外长一句意蕴丰富的话语给了他们以强烈的刺激：“无论如何，一 切都将恢复原状。”回事实表明，俄罗斯的意图在于以种种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联系谋求在前 苏联地区的主导权，中、东欧则被视为其具有特殊利益和影响的地区。１９９３年１１月公布的俄 罗斯新军事方针使核威胁阴云重新升临欧陆上空，它正式宣布放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治承 诺；如果俄罗斯或者它的盟国遭到常规武器的袭击，它将考虑使用核武器反击。四由于目前的政治 经济困难和常规力量弱势，作为唯一有效的战略威慑武器，核力量已经成为俄罗斯用以确保国家利 益、重振大国地位的一张超级政治军事王牌。此外，各种事件都有可能使核威胁重返欧洲舞台中心。虽然乌克兰多次许诺消除其境内的核武器，但是国内政治分歧和它对俄罗斯心存疑惧将使诺言实现的前景不容乐观。同时，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困境和民族矛盾激化导致核武器管理严重失控，核材料大量流失，核专家纷纷出走，由于核扩散的危险增大，不负责任地处理核武器和核物质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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