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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参政初探

Summary by : TsingHua
浏览次数 : 33  词语: 300   出版日期: 三月 20, 1996
作家参政初探赵建国作家参政是一重要历史现象;而对这一重要历史现象却鲜有人专门著文探讨。本 文正是一个初步尝试。1作家参政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复杂和多方面的。从理论上讲,作家需要 了解和熟悉各种社会生活。而政治活动又是社会生活十分重要并且极富吸引力的一部分。所以,作 家参政任职在这个意义上,对创作是有积极作用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喻诗,在白居易 诗歌创作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这些诗便是在元和三年至五年他做左拾遗期间写的。“左拾遗 ”是皇帝跟前的谏诤之官。白居易一面做谏官,一面写讽喻诗。“身是谏官,手请谏纸,启奏之外 ,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以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聪,副忧 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①可见,白居易是把做谏官和写讽喻诗看作互补 的。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不仅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 建安文学的开创者。可以说,没有曹操的政治、军事生涯,就没有他那独具一格的诗文创作。“御 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②。《苦寒行》写于建安十一年春天 征高干的行军途中;《步出夏门行·观沧海》,是他征乌桓经过碣石山时所作;……波澜壮阔的政 治、军事活动,还直接铸造了曹操的诗风,“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③精当地点出了曹诗风 格与作者履历的关系。由于其特殊地位,又由于其喜欢延揽文士,当时社会名人纷纷投奔到曹氏父 子周围,形成了一个文人集团。“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仲宣(王粲─—引者注,下同) 委质于汉南,孔璋(陈琳)归命于河北,伟长(徐干)从宦于青土,公干(刘桢)循质于海隅,德 琏(应)综曲斐然之思,元瑜(阮)展其翩翩之乐;文蔚(路粹)休伯(繁钦)之诗,子叔(邯郸 淳)德祖(杨修)之侣,傲雅篇豆之前,雍容祆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话。”④兼政 治家与文学家于一身的曹操对于开拓建安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非一般文人学士所能比。大量作家 从政,使我国文学园地里,出现了数不尽的直接或间接描写政治生活的作品,其中不乏不朽之作, 如《离骚》、《连昌宫词》、《阿房宫赋》、《三国演义》、《官场现形记》等等。然而,我们在 文学史里看到更多的是,作家做官(尤其是步入上层统治集团)对文学创作的负面影响。杜甫在长 安“作皇帝的供奉官左拾遗,……但是那些唱合诗和朝谒诗在杜甫的诗集里毫无光彩,事实上也不 能有什么光彩,里边充满了初唐以来应制诗、奉和诗一向惯用的词藻,缺乏真实的内容。……杜甫 在长安的官吏生活事实上是一天天地变得狭窄了,若是长此下去,没有一点变动,我们真担心他六 七年来开辟的诗的国土会断送在左拾遗的职位上。”⑤“二十多年的贬滴生活,客观上给刘禹锡以 接近人民的机会。他的诗歌创作得以吸取民歌的营养、反映人民的生活而取得显著的成就。……随 着他同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的缓和,他的诗歌虽然偶或仍有郁郁不平之气,但总的来说,战斗 性和人民性相对地削弱了。”③对于这一点,古人也有类似看法。清代吴乔在《围炉诗话》中引黄 公裳的话说,“梦得佳诗,多在朗、连、菱、和时,作主客以后,始自疏纵。”官场,特别是上层 官场,在许多情况下,弥漫着争夺权利、阿议逢迎、繁文得节等窒息人性的气息。置身于这种环境 中,欲想保住自己的一席之地,至少也得“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要么同流合污、 随波逐流。要么就得被逐出官场。生活在这种污浊气氛中的人,很难保持蓬勃的创作力,很难“出 污泥而不染”。恩格斯曾这样评价过歌德:“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议员的谨慎 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 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 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①歌德在魏玛一呆就是十年,他委 曲求全,竭力避免和周围环境发生冲突,但最后还是失败了。浮嚣的宫廷生活以及从政和创作不可 两全的状况使他常常焦灼不安,而且越往后他越意识到将自己完全泡在这种俗务中便是葬送自我。 1786年他悄然从魏玛出走,化名前往意大利。宫臣生活对歌德及其作品带来某些消极影响。以 上我们主要是从正面看做官对文学创作的不利影响。下面我们再从反面看一下。宋人魏庆之《诗人 王屑》说:“余观东坡自南迁以后诗,全类子美(杜甫)贵州以后诗,正所谓老而严者也。子由云 :‘东坡滴居檐耳,独善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鲁直(黄庭坚)亦云:‘东坡岭 外文字,读之使人耳目聪明,如清风自外来也。’观二公之言如此,则余非过论矣。”诗穷而后工 。苏武贬官黄州特别是贬官岭南以后,他的诗确实写得更好了③。苏武在去世前两个月为自己的画 像题诗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檐州。”⑤这里固然有抑郁不平之情燃而,它也客观地道出 了苏武一生中自己最看重的事业。类似苏武这样被贬官的作家很多。这些作家被贬后,有的成为地 方官,有的有职无权,有的实际上是被流放,有的与平民百姓相差无几。巨大的生活反差,有助于 他们深入认识统治阶级的真实面目,更深刻地体验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同时,走入下层,客观上 为他们真切地了解下层生活和民生疾苦,创造了条件。还有,他们仕途红火时,往往忙于公务、应 酬,不能静下心来,潜心创作,当然也就很难写出力作了。不过,我们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官宦生 涯对于创作有百害而无一利。世界上的许多事情是很难一刀切开的。政治生涯与文学创作正是这样 ,它们既有互相对立、互相抵销的一面,又有适当条件下互相补益的一面。它们就是这样纠缠在一 起。大文所熟知的陶渊明,他的代表作都是归隐以后的产物。但是,若没有十三年拘牵、污秽的仕 途生活与归隐后清闲、自然、自由的田园生活作比较,恐怕陶诗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了 。那么,如何参政才能对创作带来积极影响呢?解放后,我国有些作家实践过的“挂职下基层”, 不失为一种好办法。它比较好地解决了作家与实际生活脱节,即使偶尔下去几次也是精蜒点水式的 对基层生活的浮皮了解的厂题。这种给一定职务、到基层深入生活的办法,优点是容易切入基层生 活。但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宜面窄。如果仅局限在一个地方,就容易使作家眼界狭小。二是 时间不宜过长。长期当某地干部,那就成为真正的干部了。“挂职下基层”的主要目的还在于使作 家真正深入生活,以写出好作品。现代诗人艾青根据自己的体会写道:“我当了华北联合大学文艺 学院副院长。这是我行政工作最长的时间,除了组诗《布谷鸟集》之外,我很少写诗。由此可见, 写诗与行政工作是有抵触的。”四剧作家曹禹也说过说:“在我一生中有两大遗憾:一是自建国以 来,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写作以外的事情占据了。譬如:接待外宾、出国、各种会议……时间被 占了,创作自然就从生命中退让了。……“@看来,作家欲想保持旺盛的创作为,长期担任行政领 导工作是弊大于利的。一个有志于献身于文学事业的作家,尤其’是想成为大作家的人,应当挡住 高官厚禄的诱惑。否则,势必会将自己消亡在非文学事务中。因为,只要你挂着作家的头衔,世人 就要拿作品去衡量你。当代作家陈忠实说得好,“作家如果在创作上不能达到目的,通过其他非文 学因素也是难以达到的。因为古今中外卓有建树的作家,都是用作品和这个世界对话的。”@当然 ,想从政,在政治领域一展宏图的人,另当别论。因为政治事业对于人类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文 学,在许多情况下倒比文学更重要。问题在于鱼和熊掌往往不可兼而得之。人类历史上集大作家和 出色政治家于一身的人,可谓凤毛群角。曹操在政治上卓有建树,诗歌也开一代新风。但他主要还 是一位政治家和军事家。歌德在政治上虽然位居魏玛枢密顾问、首相,但他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 。当代埃及以及整个阿拉伯世界最伟大最著名的作家,也是迄今唯一获得诺贝尔奖金的阿拉伯文学 家纳吉布·马哈福兹,1934年大学毕业后,先后在国家宗教基金部、文化部担任秘书、处长、 局长、顾问等职务,直到1970年才退休。他上班守时准点,从不迟到早退,所以,他的文学创 作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这显然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劳。然而,他的政治生涯相对于他那辉煌 的文学功绩而言,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如果说中国古代大部分作家能够一身而兼二任(写作和从政 ),并且有某几个作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取得杰出成就的话,那么,篇幅较小的诗歌和散文在其中起 了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因为这些短小的文学样式,使这些作家有可能在工余或马背上一锹而就。 而现在的长篇小说、电影、电视、戏剧剧本,迫使人们在作家与政治活动家之间作出选择。因为这 些篇幅较长的作品是很难在短暂的政事闲暇中或小汽车里构思和写作出来的。广地一炒\文学创作 对于作家政治活动的影响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积极的。gXZ爱国主义思想贯穿于中国文学的各个 阶段,各朝代的优秀作家,多继承了这一优\卜饲刊协/秀传统。爱国主义精神象条红线,使屈原 、杜甫、白居易、辛弃疾、陆游、鲁迅、郭沫若等大作家一脉相承。在这一优秀传统的熏陶和影响 下,这些作家不仅以自己的作品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而且在政治实践上坚持了爱国主义。辛弃疾 、陆游等作家,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还投笔从戎,驰骋疆场,保家卫国。历代优秀作家,多与人民 保持着血肉联系。他们的作品有着强烈的人民性,表现了对民生疾苦的极大关注。“哀民生之多艰 ”,“穷年忧黎元”,“惟歌生民病”,正是这种精神的集中体现。在这种精神驱使和影响下,这 些作家一旦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就要为一方百姓排难造福。例如,苏武在徐州任职其间,曾为徐州的防洪救灾付出极大的心血,作出了很大贡献。当时洪水汇于徐州城下,水深达两丈多,形势危急。为安民心,苏武就住在城上,过家门而不入。在他的领导和组织下,终于将洪水引入黄河古道,解除了水患。元丰二年三月,当他从徐州迁知湖州时,送行父老感激地说,“前年无使君,鱼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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