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秦国士人与政治之关系王长华在整个西周时期，远在西方以游牧为业的秦人一直处于野蛮落后的欠 发达状态。直到平王东迁，秦被封为诸侯、正式立国之后，才逐渐踏上文明征程，并以开放的姿态 乘山东各国矛盾之弊，大量吸收和引进东方有识之士，遂使落后之泰国渐渐崛起于西方。李斯曾在 《谏逐客书》中历陈从缪公到昭王山东士人为秦国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司马迁也在《史记·张仅 列传》中说：“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泰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很显然，李斯和司马迁所 指陈的是这样一个无可回避的历史事实，即在秦国建立功业的士子几乎清一色来自东方，他们饱受 东方文化熏陶，但却在秦国做出了与同期东方士人完全不同的事业。如果说山东各国士人是“不治 而议论”①，以议论代操作的文化批评方式参与时下政治的话，那么由东而西的秦国容卿士子则径 直走进了政治权力的中心，亲自设计国家政治运作的程序，操纵着国家机器的运转，从而使士人与 政治形成另一种关系形态，也同时呈现出另一种士子风范和品格。一虽然早在春秋中前期缪公重用 虞人百里奚时秦国就呈现出称霸势头并悄悄开始向山东挺进了，但秦国大发展的契机是到了公元前 ３６１年秦孝公登位之后才真正获得的。史载：“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威、楚宣、魏 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淮泗之间小国十余。楚、魏与秦接界。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 上郡。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同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秦何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 ，夷翟遇之。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孝公在所下求贤令中说：“昔我缪公自岐 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程，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 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从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上。”在这种情 况下，“卫鞅同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②。卫鞅入秦，堪称秦国乃至整个中国历史上 的重大事件。应该说，自从有了卫鞅的到来，才使秦孝公写在竹简上的理想变成了有望实现的现实 可能。同时，自从有了卫往的到来，秦国士人化理论为实践、努力参予政治的传统才得到最初的奠 定和确立。关于商换思想的整体面貌由于论题的限制此处无法全面展开，在这里，我们仅从秦国士 人与政治这个特定角度讨论一下商趣与秦孝公模式在整个秦国士人与政治关系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和 影响。商赴原为魏相公叔控的中庶子，公叔痉临终前曾把商还推荐给魏惠王，但未得沈惠三重用。 当商在由魏入秦后，竟很快取得孝公的信任，并受命主持秦国的变法改革，这无疑是中国古代士人 参政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对此，郭沫若先生曾颇有感发，他说：“使商换成了功的秦孝公，我们也 不好忘记，他确实是一位法家所理想的君主。他能够在二十余年问让商君一人负责，放手做去，不 加干涉，真是难能可贵的事。……古时候的政治家要想成功，最难得的是这君臣的际遇。齐桓公之 于管仲都不如这秦孝公之于商投，至于后代的刘先帝之于诸葛亮，宋神宗之于王安石，更是大有愧 色了。”③郭氏此论虽然合有明显的感情色彩，但他确也道破了一个为论者向所不重的事实，即君 臣际遇对于商勤的成功实在非常重要。商丘在秦国的变法大体不外乎这样几项内容：变更民俗④， 鼓励耕战，打击工商，奖励告密，实行连坐。以法律的形式对上述诸项作出明确规定，并以法律的 强制手段监督各项的推行和实施。结果是“令行于民期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但“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⑤。用韩非的话说就是“孝公行之，主以尊安，国以富强”③。“国治而兵强，地广而主尊烟。很 显然，商初在秦国的变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简言之，由于强行推行新法十年，眼见的变化是人民 变为私为公了，国家富强起来，土地得到了扩大，国君地位空前巩固。这是商君在秦孝公的信赖、 支持和重用下实行变法改革给秦国带来的根本性变化。作为一个由东入西先期来到秦国的士人，商 君在秦国的所作所为对后来秦国士人如何处理自身与当下政治问的关系无疑具有滥际和奠基的意义 。如果仅从一般历史叙述角度看问题，商君和孝公问的君臣际遇确实堪称一段难得的历史佳话，这 一君臣相得模式对后来秦国士人的理想形成怕也不会没有影响。如果更进一步从历史理性的高度看 问题，则又可以说商君在秦的改革所奉行的只有一条思路，那就是是非亲疏一断于法。由这一思路 出发，他造成了两方面的基本历史事实；一是奖励耕战，实现了富国强兵；二是强公室抑私门，巩 固了君主权力。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作为当时秦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无疑具有现实需要的迫切性和 积极的政治意义，但它同时不仅导致“禁游宦之民”，而且也导致“幡《诗》、《书》而明法令” ，限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在此也初露端倪。《史记》木传载起良见商君时先自声明“千羊之皮，不如 一狐之掖；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语诗。武王涛语以昌，殷纣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则仆 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的这番话，已可见出孝王、商君治下言论的不自由程度了。而抑私门强 公室、巩固君主权力一项所造成的结果和产生的影响则更为复杂，如商君起初在同甘龙、杜挚就秦 国是否变法的论辩中就曾反复强调“高人之行”、“独知之虑”、“知者见于未萌”、“至德者不 和于俗”，这里已经暗示了尊君的必要及其朝着这一思路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了，后来韩非资“独道 之容”③的君主独裁就是这一思路的正常发展和延伸。而赵良所批评商君“相秦不以百姓为事”， 只作那些仅有益于君主、公室的行为也在日后秦国的政治运行中成为代代相传、理所当然的正确实 践。再有，商在为战胜魏军，不惜用阴谋欺诈的手段对付老朋友公子印，这一常为后人诉病的行为 所显示出的不仅是商君的为人风格，也说明商君为服务、服从于君主、君主利益和君主政治是不惜 牺牲任何属于私人情感的东西的。简言之，作为一个先期由山东进入秦国的士人，商君在泰国一开 始就以别具一格的法家倡导直入秦国的政治中心，占据了秦国政治的津梁，并在孝公的全面支持和 保护下进行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变法改革。他实行的是非亲疏一断于法、变更民俗、鼓励耕战 、打击工商、奖励告密、实行连坐等等措施，确实收到了富国强兵、集权君主等在秦国发展中具有 里程碑意义的巨大的政治效果，为秦国国家的硬件系统建设作出了决定性贡献。但与此同时，商征 对工商的压抑和打击，对思想文化、言论自由的全面排斥和消灭，又为泰国的迅速崛起也迅速败亡 埋下了最早的文化种子。从秦孝公到秦始皇，秦国君主历经惠文、武、昭襄、孝文和庄襄诸朝，这 期间由山东西入秦国的士人也颇可观。其中除苏秦说志王未果之外，其他著名者均先后时间长短不 等地在秦国政坛上得意过。然而，自秦孝公死、商君被诛之后，秦国政治也表现出与此前不甚相同 的风貌。顾炎武在比较春秋与战国时风之不同时曾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札与 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祭札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 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 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闻文，而后人可以 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③顾氏这段感慨系之的话自是对战国整体形势 的概括，而这其中秦国最具典型性，因为自秦惠玉执政后秦国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所不折不扣地实 行的就是上述策略。所以，由东入西在秦国宫廷中呼风唤雨的士人也一直与政俯仰，表现出远较商 君浓厚得多的纵横气息和辩士色彩，或者说，他们在商君的基础上，把原来已有的辩士气又向纵横 家方向作了极端性的推进和发挥＠。现举几例分迷于下：首先是张仪。《史记》木传载：“张仪者 ，魏人也。始尝与苏秦俱事鬼谷先生。学术，苏秦自以不及张仪。”司马迁在记述张仪入秦之前， 先向读者介绍了两个有说服力的故事。一，“张仪已学而游说诸侯。尝从楚相饮，已而楚相亡壁， 门下意张仪，曰：‘仪贫无行，必此盗相君之壁。’共执张仪，掠ｇ数百，不服，释之。其妻曰： ‘嘻！子毋读书游说，安得此辱乎？’张仪谓其妻曰：‘视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 ’仪曰：‘足矣。”’二，“苏秦已说赵正而得相约从亲，然恐泰之攻诸侯，败约后负，莫念可使 用于秦者，乃使人微感张仪曰：‘子始与苏秦善，今秦已当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愿？’张 仪于是之赵，上谒求见苏秦。苏秦乃诫门下人不为通，又使不得去者数日。已而见之，生之堂下， 赐仆妾之食。因而数让之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今困囊至此。吾宁不能言而富贵子，子不足收也 。’谢去之、张仪之来也，自以为故人，求益，反见辱，怒，念诸侯莫可享，独秦能苦赵，乃遂人 秦”。两个故事，前者表现出的是张仪的基本素质，后者展示的则是由苏秦激发而为张仪入秦提供 的历史契机。张仪之泰，果然很快得意于秦．ｔ王，“惠王以为客卿，与谋伐诸侯”。从此张仅凭 三寸不烂之舌挑起了秦国的外交重任，扮演了一个出色的纵横家角色。张仅当路于秦，曾先后出使 游说魏、楚、韩、齐、赵、燕，目的是打玻苏秦穿针了！线建立起来的合组联盟，以实现秦国通过 连横逐一击被山东六国的策略。在与东方诸侯的交往中，张仪屡靠口舌加骗术出奇制胜，六国各有 损失，其中楚国损失最大，而他本人则因此而得到了太多的收益，“秦惠王封件五邑，号日武信君 ”。从《史记》本传看，张仪在秦国的政治活动主要为出使外交，被合纵而建连横。由于张仪的出色游说，秦国在外交方面确实取得不小成就，而对于秦国国内的政治建议，则未见有关张仪的任何记载。所以我们说，张仪在秦国政坛的作为，实为以后一个时期由山东人秦的士人开辟了一条靠应变、口舌争胜的新思路。这条思路的士人其难以作学理分析的种种异常行为，说到底是以无原则和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论秦国士人与政治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