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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义与林语堂文化理想的人文偏至

Summary by : TsingHua
浏览次数 : 20  词语: 300   出版日期: 七月 20, 1996
反智主义与林语堂文化理想的人文偏至周可我们注意到,在林语堂的文化观念中,有很多重要见解都 与一种可以称之为“反智主义”的文化态度有关。即便他不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智主义者,但是他 站在反智的立场上对文化问题作出的多方面探讨也足以表明:反智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了林语堂构筑 其文化观念不可或缺并且起着极其重要作用的一种价值取向;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说,林语堂的文 化理想(他自己将其具体化为“人文主义”)恰恰有可能是借助于对反智主义思想方法的富于创造 性的运用而显示出它的全部独特魅力的。根据许多学者们杰出的研究,我们大致已经知道,“反智 主义”这一术语事实上指涉了两种略有差别但又不无相关性的内涵:“一是对于‘智性’(int 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智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 无益”,与此相关联,“反智论的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 uals)表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①。必须指出,上述两种反智主义倾向虽然都基于一种共同的 对于人类智性的否弃立场,但是,一般来说,前者对智性的否弃更多的表现为一种纯粹观念性和思 想性的反叛,而后者则可能导源于对社会阶级关系的一种非常含混的理解。一个农民常常对知识分 子表示一种天然的反感,但这种反感通常因为过于情绪化而缺乏必要的思想深刻性。所以,从严格 意义上看,作为一种文化立场和价值取向的反智主义,应该理解为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对人类智性 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崇拜与技术迷信的心态所表露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而这种态度的表露, 通常不以取消智性为最终目的,相反,它反对的是对智性的近于偏狭的自信,而主张对人类智性的 能量及其使用际限持一种谨慎的保留态度,以使人们不至于因为对智性的偏执而对人生的真正意义 弃之不顾。一、反对科学主义正如我们不能把科学和所谓科学主义等而视之一样,我们说林语堂是 一个反科学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林语堂就一概地反对科学。他说:“我嗜科学,故同时留意科学的 探究以补救我的缺失。如果科学为对于生命与宇宙之好奇感的话不谬,则我也可说是个科学家”② 。林语堂甚至把科学看成是值得他长期信奉的“唯一宗教”③,有感于此,林语堂说:“我酷好数 学和几何,故我对于科学的分析之嗜好令我挑选语言学而非现代文学为我的专门科,因为语言是一 种科学,最需要科学的大脑以在文学的研究上去做分析工作”④。林语堂相信,科学精神以及建立 在这一基础上的科学分析,不仅有助于个人建立一种健全的人生观和人格理想,而且,就整个文化 而言,科学也将在其发展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这一点,足以说明林语堂与那些 呼唤“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五四”思想启蒙主义者在科学观上所持有的立场是大体一致的。 然而,与绝大多数的“五四”知识分子不同,在林语堂的文化观念中,不仅有着笃信科学的一面, 而且,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反科学主义的内容,而这一内容当中所内含着的反智主义倾向以及由此 为基础而建构的文化理想,恰恰是林语堂文化思想的深刻性和独特性所在。与我们通常理解的科学 不同,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的科学主义事实上可以看成是欧洲思想史上一种由来已久而又根深蒂固的 理性主义传统在现代的一次恶化,它在十七世纪笛卡尔唯理主义哲学、十八世纪牛顿经典力学和近 代自然科学之辉煌成就的双重支援下得以催生,并于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推波助澜中迅速蔓延开来 。随着科学主义的滋长,科学这种人类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逐渐国人们的过分崇拜而成为了 一种准宗教的信仰,甚至迷信;又由于科学所赖以建立的理性精神也被无限夸大为足以统驭世界与 人生的绝对律令,所以,科学主义不仅完全取消了对世界本源和人生终极价值的形而上的探讨,而 且,它还进一步强化了一种主客体相分离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并对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逻辑分 析方法的有效性表现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狂热的崇信,以至于许多人竟然轻率地认为,用数学的方 法来统辖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在内的整个科学学科简直就是易如反掌之事。面对十九世纪以来科学主 义之泛滥给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所造成的日益加剧的灾难和难以摆脱的困境,林语堂带着他这个“ 幽默绅士”少有的文化忧患意识,立足于文化与智性关系的探讨,以反智论的思想利刃,对科学主 义的危害及其实质进行了全面的剖析。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林语堂就科学主义对人生问题的后越所 导致的种种谬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方面,由对科学的崇拜而来的人文关怀的“科学化”,导致 了人生问题的悬置,即“凡不能以科学化验方式测量的部分必排斥于研究范围之外而集中于可以衡 量统计的部分个D。另一方面,又由于科学对人文的越阳代浪,一切对人生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 问题的追问均因自然科学的接管而全面陷入歧途③。在林语堂看来,用科学理性所构筑起来的世界 图式往往只能涉及可以精确测定的物理现象,而无关乎价值问题。他说:“科学的态度只是实事求 是,不加善恶的判断,科学只有观察推论,而没有主观成分容乎其间,人文科学硬要仿效,也就取 超乎伦理之态,对于修身齐家,好好恶恶,宗教信仰等等论断,置之不理”①,其结果则必然是富 有情调的人类生活和人文世界精神独创性之丧失,这一点,让林语堂感到痛心疾首:“今日世界之 瓦解,可以证明是由于科学的物质主义侵入文学思想的直接结果。人文科学教授已陷入一种境地, 只管在人类的活动中,求得机械式的公例”③。由此而“生出冷醒逆情之强权政治、斗争主义,便 非反对不可”③,只有与这种科学理性崇拜之习气作坚决的斗争,人才能充分伸展其自由意志而不 至于沦为机器般的状态。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林语堂对科学主义的思想根源唯理主义进行严肃的批 评,他坚持认为,那种将科学理性精神引人哲学并把它奉为圭桌的唯理主义,不但不是哲学的进步 ,反而加剧了人文精神的危机。众所周知,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理性诞生于一种将主客体相分离的认 识论传统,由于这种传统将人从他所生存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并使两者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所以,人 与世界的基本关系就不再表现为自然同一的状态而变成了以人的思维活动为基本导向的认识关系。 随着认识过程的有序化和单向化以及认识目的的确定性成为科学理性精神的最高规范,所有的生命 现象、生存价值等问题也被理所当然地视为一个认识论的问题而被还原为可以量皮的元素,这就是 林语堂所说的“哲学和科学的合一”四。但是,林语堂显然拒绝承认这种“合一”的合理性,更反 对把人生价值的问题作为一个认识论的“科学问题”来对待。他认为,科学理性精神虽然是对人类 智性的肯定,但是,他强调指出:“我深知科学也有它的限度”o,也就是说,一切有关人类幸福 、生命价值的道德命题都不可能在科学理性所确定的认识论层面上予以解决,因为“人类生活到底 与草木金石不同,凡是人生哲学的中心问题,如善、恶、神、永生、心术、意见及立身做人的道路 ,都没法研究”@,强而以科学认识论法则而为之,则必然陷于修谬.在方法论的层面上,林语堂 对科学主义所崇尚的逻辑分析方法更是备加反感。由于二十世纪科学之迅速发展使人们产生了一种 科学万能的心理,结果,科学的数理逻辑的分析方法也就被人们想象得无所不能了。面对这一现象 ,林语堂尖锐地指出:“数学与逻辑是科学的工具,所以大体上。今日哲学成为数学的附庸,“道 ”跑到哪里去了?谁管?这是今日西方哲学所以脱离人生的空虚现象”烟。“道”的失落和对逻辑 分析方法的崇拜,使得人们“把一切事物只当作机器物体和现象”,@人生的意义被分割成条理化 、专门化和程式化的知识,而失去了感性生命的真实感和整体性,其结果自然是人生意义的丧失。 正如林语堂的文化代言人《奇岛》中的劳思所言:“一旦你把自然科学的方法介绍到人文学里面, 你就会渐渐把无法量度的东西一件一件抛悼——一上帝、善、罚罪和悔悟,以及艺术创造和高贵的 动机”@。二、智性还是德性:“回向常识”很显然,在林语堂反科学主义的文化思辩中,透露着 一股强烈的反智主义的思想气息,他试图通过对科学主义这一片面夸大人类智性的思想观念的驳难 ,提醒人们在二十世纪这样一个特殊的背景下来重新审订人类智性所具有的基本功能。他的观点显 示,他并不一概地反对智性,并试图取消它,事实上,他反对的只是因科学主义的泛滥所导致的人 类智性的偏执与轻狂。为了有效地克眼科学主义崇拜所导致的这种偏颇与磨妄,林语堂提出了他的 著名的“回向常识”的这一典型的反智主义文化命题。作为对科学理性崇拜这一思想观念的反拨, 林语堂所谓“回向常识”的文化致思途径所强调的乃是智性与人生相融无碍的状态,以及生命的价 值与意义能够自然地从这一状态中突现出来。他说:“人类知识不单是将专门知识一件一件加上去 而成的。并且也不能单从统计式的平均数的研究中去获得它,这只能借着洞察而获得成就,只能借 着更普遍的常识意识,更多的智能、和更清楚的但是更锐敏的直觉,方能获得成就”@。这是因为 ,人类知识本身是一个整体,其“不可分类”的特点,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借助一种专门化的条分缕 析的方法而只能用一种综合的方法去洞悉其真谛。考虑到科学主义所标榜的逻辑化了的理性分析方 法业已使人类知识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所以,“很明显的,现在之所需要者似乎是一种须经 改造的思维方式,一种更富有诗意的思想,方能更稳定地观察生命,和观察官的整体”④。与科学 主义的逻辑的思想不同,回到常识的思想方法的内在诗意特征主要体现为与人生的自然状态合而为 一的具体性、生动性和原初性,它直接与人的感性经验相融合却又能从中生发出“近情合理”的人 生知识,从而避免了科学理性把人类知识抽象化、专门化而导致的种种弊端。从思维的品格上看.林语堂所谓“回向常识”的思维方式的实质就是所谓的“庸见的崇拜”(religionofcommonsen。e),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经验化的思维方法,其目的不在于抽象理念的提取,而在于重返日常生活经验的实践要求。林语堂认为;庸见崇拜不同于科学崇拜,其实质“就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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