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化词类集义辨考》管窥关童【内容提要】《古代文化词类集义辨考》一书，通过对传统训诂 学领域中的文化语词的梳理与研究，为汉语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广泛沟通奠定了一个样本。本文从三 个方面对该书进行阐说，即训诂学研究领域的巨翮再振、训诂学研究方法的文化开拓以及作为语言 与文化聚合点的语词内部形式的多方辨考，借以明其对当代语史研究与文化研究所做出的种种实在 的努力与贡献。现代解释学大师汉斯──乔治·加达默尔（Ｈａｎｓ─ＣｅｏｒｇＧａｄａｍｅｒ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谁拥有语言，谁就拥有世界。①”这里的“拥有”当然不仅仅指对语言 的能说能写能用，而且还包括对这片饱孕文化“熵”情的沃土作出全面的耕耘与利用。但若要耕耘 语言之“熵”野，就势必对语言的内部形式②──语义原型系统作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一点虽已被 一些有识之士誉为语言研究的真正对象，但要接近这一内部形式，却又是十分困难的③。然而，近 来得睹黄金贵先生的《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一书④，不禁为先生对文化与语言富于开拓性的探 索而惊羡。让我们先取其二例以品观：许多学者曾对中国古代的食制作过论述：或据文献中有“三 食”之语而谓中国早期就实行三餐制，或谓是三餐、两餐并存制，或谓两餐制而又不知何时变为三 餐制。其实，抓住餐食词语就可理其脉络。“食”是吃的总称，“餐”指每天定时的熟食，指早餐 ，“飧”指晚餐，指吃第二餐，汉代指申时的晚餐。但却没有发现中餐词，因此，“三食”不等于 “三餐”。商代至南北朝都是两餐制。唐代起出现“中饭”等中餐词，才标志三餐制开始产生。唐 宋是两餐三餐交替时期，元代才出现“一日三餐”的观念与词语，标志着三餐制的正式形成。（《 辨考》第１５６篇。因辨考甚详，未便全述。后同）我国陶质建筑材料的先后出现顺序是陶水管、 屋瓦、砖，但语言上称名的先后序列是甓、瓦、砖。自《说文》起，历代辞书均一致地认为“甓， 砖也”。今之词典专书亦并引以为证，但至今的考古发现，却始终没能发现周代用砖的遗迹。根据 甓的语源与文化史依据，可以断定，它就是早期陶水管的专用名称。（《辨考》第２２１篇》）解 决许多诸如此类问题的人不是饮食史专家，也不是建筑史专家，而是一位语言学专家。全书对２６ ２组这样的同义词组，凡１３００余个词作了辨考，不仅对汉语的内部形式作了系统性的训释，新 解叠出；而且通过前言与附录，又建构了一个慎密的理论体系。这不仅成为汉语史研究的硕果，而 且还在现代文化研究的网络中给训诂学这门古老的学科找到了一个合理位置。因此，该书可以说是 从汉语史向文化史研究归依的一部有突破性创意与成就的力作。下分三个方面略抒管见。一、文化 语词──重振训诂识学的巨翮著名汉语史学家郭在贻先生指出：“训诂学作为一种古代文献语言学 ，它应该而且必须冲破为经学服务的樊篱，去扩大自己的范围，开辟新的研究领域。⑤”由于蒋礼 鸿、郭在贻等先生毕生致力于口俗语词的拓荒与耕耘，使传统训诂学很少措意的这一领域得以发扬 光大。现在，黄金贵先生的《辨考》又向我们提出并展示了训诂学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文化语词 领域。什么是文化语词呢？它是指词汇中能体现不同程度的文化意义的词语。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 新的术语与概念，但于传统训诂学中却也承继有自。从训诂学萌芽期的经典之作《尔雅》起，就曾 于前三篇（黄先生称此为通义词）⑥外设有十六篇文化词语的释义，而这些文化词语都是关涉到我 们的生存环境与状态的，它们在今天不少已被分切入百科文化之专业语词范围内。自《尔雅》后的 雅书系统对文化词语都是兼诠并释，但随着文化分工的发展，这类词语也慢慢地不为大多数语史学 家所看重，于是进入了一段两不管的真空带：语史工作者多以其为专业词语，当为各专业工作者所 深究，而专业工作者又多以其由来已久而不予考究或限于专业隔阂而不能考究。此种现象自以《马 氏文通》为代表的现代语言学的崛起之后显得更为严重，于是汉语史领域中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 这一缺憾。如今，黄金贵先生推出了他潜心十年、先后四易其稿、积学百余万言的《辩考》巨著， 可谓别开生面。其所辨考之词共分八大类：国家、经济、人体、服饰、饮食、建筑、交通、什物， 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些主要领域，并且每个领域又都取其重要者及历代聚讼纷纭的词予以考辨 。这一领域的选择与开拓，不仅为训诂学重建了文化语词的园圃，也为百科文化之寻根与创新提供 了较为可信的现代的语言研究成果，意义十分重大。二、系统辨考──语史研究的多维审视学术方 法的内涵不外是专业考察的技巧与引证材料的取向。作者于《辨考》中所创设的“系统辨考法”即 体现了现代学术研究方法的这一优势。《辨考》自序云：系统辨考法即是从一个词义的纵横系统的 相交点来确定该词义，即纵向观，是该词本义、引申义网络中的一目；横向观，是该词的同义、类 义群体中的一员；整体观，则是纵横两种系统交叉的坐标点。如：编、织、都有编织义，从语言与 文化的多维考辨可知：“编”所指的对象主要是用手工联缀草苇竹简等简易粗糙之物；“织”本指 按照一定法式来操作的丝织，后引而申之，包括织兽毛等种种精细之物。本指以机器织麻为布，后 泛指织布帛。（《辨考》第５３篇）如我门把这三个词作一纵横比较，就可以在其交叉处清晰地看 出它们的异同。因为在一种语言中，是不容许有等义词同时同地长时间共存的，编织、织的连用正 说明了它们长时期地共存于同一地域，则其义必有不同，但以往学者对这类现象多不能深究其内部 形式之异同，而仅以浑义解之，两相比较，优劣自现。由《辨考》一书中，我们又可以看出：作者 在运用这一专业技巧时，又征引许多证据来充实之。这证据就是“系统辨考法”的主体“纵横比较 法”的附件──“四维证据法”。虽然黄先生并没有这样提出，但在其附录的理论阐述中却颇有申 述，并且在实践操作中又屡屡加以综合运用。这四维证据法便是：（一）语言证据法。在当前的语 史考证中，其最有价值的证据便是语源证，而考订语源的大宗又是形声字的声旁。关于声符义的利 用，前修时贤已作了许多工作，但声符有义的数量多少，无人作过穷尽性稽索。而今，“笔者在系 统辨考１５００余个文化词中，声符知义者近５００字。”（《辨考》第１４９页）对这近５００ 宇的依据声符黄先生又不惮其烦地辑录成附录二《形声字声符求义集表》。这虽不是含义声符的全 部归纳，但它却给出了一个可观的参照系。回想七八十年前，世界著名的汉学家，瑞典的高本汉首 倡：“当印度支那比较语言学能够安全着手以前，在各语系当中，还有一种伟大的工作须待完成的 ，中国语里的语词必须按照原初的亲属关系把它们一类一类的分列起来，在台语和西藏缅甸语里也 是如此。从此，也只有从此，我们才可以把这三大语系的‘语词族类’加以比较，期待可靠的结果 。”⑦。高氏所建言的语词族类分列的主体就是含义声符的分列，可以说直到如今《辨考》的出现 ，在同声符词族的研究方面，才有了一份整个汉语史学界十分急需的参照表。（二）文献证据法。 此是指对现存的书面文献的利用，传统语言学于此措意最多，黄先生也直接禀绍前贤，故此不作赘 述。（三）考古证据法。这本是王国维提出的史学“二重证据法”之一，如今被运用于语史考辨中 ，亦可谓先生远绍之功矣。如果我们粗略统计一下《辨考》附录三之《引述主要考古文物图索引》 所著录的５００余部（篇）考古资料，可知先生于此用力之多了。而这也正是传统语史研究最为忽 视的一份珍贵证据。（四）文化史证据法。文化语词，其历时的语言擅递，必然体现出文化的变革 ，这是名实共变的符号学基本规则之一，因此也就正可以因文化之轨迹而辨考之。“所谓文化史证 ，不是简单地从文化史著作中摘取片言只语，而是在熟悉、利用文化史研究成果基础上的取证。训 释文化词语，实质上是同时解决词汇史与文化史上的问题，其方法上要做到……把文化史的知识有 机地融入训释的每一环节。”（《辨考》第１４９８页）如书中对“方、邦、国”、“抒、梭”、 “甓”一系列词的考辨就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一原则。书中大多数篇章都采用了这种双向辨考。文 化史证据法运用的结果是：辨考的结论不仅解决了语史界本身的训访问题，也同时为各专业文化领 域释疑解难。这也可以说是语言研究中的事半功倍、一举两得吧。总之，《辨考》一书，从起首之 “方、邦、国”至结束的“博、塞、格五、象戏、象棋”２６２组文化类的同义词组，几乎每一组 都是这“四维证据法”的综合成果。《辨考》一书能广征兼容前人所不及之证据，这也是它能超越 此前一些训诂释义著作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内部形式──语言与文化的“灰箱”语言的“内部形 式”是语史研究的最高境界之一，其间孕含着语言与文化的全方位信息。因为语言的起源是应文化 的需要（如人的抒情的需要，交往的需要，生存及发展的需要等等）而发生的，因此，探究语言的 内部形式是走向语言与文化殿堂的锁钥。在《辨考》全书的２６２组文化词语中，黄先生于每一组 词都力求辨释明白该组词中每一个词所对应的实物是什么，并进而通过四维证据法说明为什么这个 实物要用这个名称来表示或为什么这个名称能表示这个实物。如“‘衾’的本义就是被，一般指复 被、大被（内实以絮麻）。‘衾’从衣今声，声兼义。今声之字‘相反相成’，有小少义，也有多 大义。‘贪’，欲物，所谓‘多多益善’。‘衾’，常思不能忘。‘钤’，大犁。‘金’，金属总 名。‘衾’也是寝衣之大。《说文·衣部》：‘衾，大被’。《释名·释衣服》：‘衾，广也，其 下广大，如广受人也’。”（《辨考》第７８１页）⑧这里便是因“古文说”的推绎，而剖明“衾 ”字的得名之由（即内部形式）乃是广大。如果进一步推测，或可知古人造字时的文化追求与心理：或以大被之难为而渴望之，或以对温暖的追求大而为之，或以古人一家数口同盖一被以求其暖等等。总之，由“衾”的内部形式我们即可以看出语言与文化是怎样和谐地共存于这一“灰箱”之中的，读者于该书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能获得这种体悟与昭示。正因为《辨考》能辨正文化语词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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