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金庸辞去了他的“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的职务。1992年，他又辞去了《明 报》集团董事长的职务，退出了他所热爱并经营多年的新闻界，开始了他的退休生涯。对于那些熟 悉金庸的武侠小说的读者们来说，金庸的举动并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他只是重复了他在他的小说 中所多次描写过的英雄人物的结局。在《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正是用“退隐”的方式结束了自 己作为元朝末年农民起义队伍“红巾军”领袖的政治生命。而在他创作的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 中，金庸再一次描写到这一点，尽管韦小宝荣膺了“鹿鼎公”这样显赫的职位，并深得那位雄才大 略的皇帝玄烨的信任。韦曾是与玄烨一起长大的宫廷中的伙伴，并且借助于游戏的方式帮助玄烨逮 捕了他的政敌鳌拜。但是即使如此，韦小宝依然认为，把政治作为一种终身性的职业是危险的和不 恰当的，因此他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时候携带他的那些美丽的妻子退出了政界，徜佯于湖光山色之间 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之中。把一个作家笔下的人物直接和他本人的心理活动联系起来可能导致一种简 单化的错误，但是尽管如此，把张无忌和韦小宝的政治观点归之于金庸本人的政治意识似乎并非全 无道理。金庸最近在他的大陆版的作品总集的序中指出，在他看来，虽然经历了来、元、明、清这 许多朝代的、近九百年的变迁和岁月沧桑之后，人性并没有很大的变化。换而言之，他承认在情感 上和思想上，他和韦小宝们是可以相互沟通的。在《鹿鼎记》的“后记”中，金庸表示自己犯了一 个错误，即使它偏离了武侠小说的轨道，从而把这本书写成了一部“历史小说”。不过，谁如果真 的认为《鹿鼎记》是一个“信史”，他就会上当。金庸所说的历史应该这样来理解，他所说的历史 是一部人性的历史，人的情感、意识、思维的心灵的历史。由于作者坚持“人性是不变的”这一观 点，因此，他的历史是一部当代的心灵史，且首先是他本人的心灵史的批判。也许我们应该认为从 一开始，金庸的小说就是一种心灵史的批判。金庸是以《书剑恩仇录》揭开他的长达15部小说的 创作的序幕的，这部小说的主要发生杨景和金庸的家世背景息息相关：乾隆皇帝前往寻亲并与抗清 领袖“红花会”领袖陈家治意外相会的地点是浙江海宁，这个海宁正是金庸的故乡，从明、清到现 代，海宁查氏家族人才辈出而金庸就是查氏的一个骄傲。所以，是历史，而不是武侠们之间难分难 解的争斗推动金庸迈进了小说创作的领域。不过，与其他作家那种追求历史真实与艺术审美的那种 纯历史小说不同，在金庸的小说中，具有一种作家个人主观的强烈情感色彩：在这里，个人的、家 族的、历史和社会的、民族的、大于世界的历史发生了某种情感上的缠绕。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在金 庸的小说中和作者正面相遇。应该承认，正是作者的这种强烈的个人主观情感色彩的注入，使得他 的武侠小说精彩纷呈，非同凡响。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值得自己骄傲的家族的，也不是每一个家 族都有一个值得自己骄傲的儿子的。但是这两者金庸恰恰都有，他有理由为此而自豪。在《鹿鼎记 》中读者又一次发现了海宁查氏家族的踪迹，不过这一次它将把我们引向另外一种、与前面所有的 武侠英雄们——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品味到金庸似的骄傲——不同的故事。这一次，关于查氏的描 写不再是间接性的、隐约的，而是直接地。小说的序幕描写到查土行和黄宗益等人共商反清复明的 救国大计，查立行是金庸的先祖，他是著名的诗人，又是显赫的官僚。查出生在明朝，和刚刚灭亡 的朱明王朝有着传统的伦理所说的“君臣之义”，但是同时，他又得到了清政府的重用，黄宗费则 是当时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不过，与这种民族斗争相比，查和黄所面临的一个更直接和更紧迫的问 题是清政府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亦即血腥的“文字狱”。其实这才是金庸小说的一个永恒的 主题：捍卫自由的人格，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对专制主义的不满与反抗。金庸的许多小说都是以反 抗异族统治和侵略为背景的：《书到恩仇录》、《飞狐外传》涉及抗清斗争，《射雕英雄传》、《 神雕侠侣》、《倚天屠龙记》则分别描写了汉族群众抗金和抗元斗争。但是，这种背景似的浮光掠 影地交待与作者的另一主题，即他对专制主义的深恶痛绝相比就显得肤浅、空泛和表象化了。作为 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崇尚自由的从事新闻事业的“无冕之王”，作者对于思想、行为的定于一统几 乎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几乎他所有的小说中都会出现一段交织着血雨腥风的“武林争霸”的闹剧 的描写，一个或若干个野心家为了夺取武术界的最高统治者的地位，驱动着一群狂热的、口颂“万 寿无疆”的盲目的追随者对那些敢于对他们的目标怀有异议的正直的武林英雄大肆杀戮。这显然已 经越出了一般的武侠世界的描写，而是一种出于理念和良心的对历史和现实的规谏和讽喻了。对此 ，作者的态度是鲜明的和毋庸置疑的，他笔下所有的那些正直的同时又武功超群的英雄：杨过、张 无忌、令狐冲和胡斐无一例外都是这种导致群雄相残和专制暴行的争霸活动的反对者，虽然其实， 他们凭藉自己的声誉和武功本来是可以利用这种争霸来使自己的地位上升到武林的领导者的，不过 ，为了自由，他们显然对此不屑一顾。对于金庸的这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现代忧思，或者说，具有 现代民主意识的历史批判，我们可以很方便地从他本人的生活环境去得到解释，毕竟，一个长期居 住在美国殖民地统治下的香港的人是无法把自己的政治行为准则完全建基在纯碎的民族主义情感的 基础上的。异国的触目皆是的统治固然时刻在提醒他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不过，这种现实 的秩序也在要求他相应地顺从和适应。否则他就无法生存下去。这是最简单的“适者生存”的达尔 文主义在心理学领域中的运用。而同时，从心理上来看，英国的殖民统治也带来了一种对于作者来 说并不那么恶劣的政治付产品，即西方民主制度，这多少迎合了某种知识分子从中国尧、舜时代的 传统的民主政治中，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政治理论中形成的民主主义意识的 理想。更何况，作为一种对比，当金庸开始撰写他的小说时，正是祖国大陆上“左倾”路线肆虐之 日。但是对于金庸个人而言，《鹿鼎记》所要解决的却是完全不同于《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 记》、《笑做江湖》等作品所提出的问题，虽然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相似的主题。金庸在他最初的一 本小说《书创恩仇录》和他最后的一本小说《鹿鼎记》中分别让海宁查家出现实在是意味深长，它 们分别指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当他在《书剑恩仇录》中提到自己的家族血统时，它是一种高贵的 象征，激励着他献身自己的事业；而当他在《鹿鼎记》中又一次提到海宁查氏时，它则是一个提醒 自己的警钟，告诫自己要谨慎从事。可以认为，人生经验的积累在金庸小说的风格转变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由于我们目前缺乏更多的关于金庸本人的不同时期的材料，无法用来帮助我们进行更深 入的、具体地分析，因此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暂时满足于他的思想的理论演绎。金庸的武侠小说的人 物类型的划分向我们晃示，当他对“人性”进行政治思考时，实际上他在运用某种逻辑上的判断。 在他看来，野心、贪欲指向专制主义，而理性的、道德上自律、自我克制则指向了民主主义。这种 逻辑上的分类帮助他完成了他的绝大多数作品，但是我们相信，只要金庸坚持他的理性的原则，他 终究会发现这一理论中的“阿喀琉斯的脚廉”，而且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在很大程度上，这 种过份完美的理想人格的真正来源是金庸的“自我迷恋”。当他走出自我的世界时，他会发现象他 这样有着如许之多的自豪的理由的人为数极少。如果仅仅依赖这种人格来作为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 ，那么这个制度则濒于发发可危。事实上，正是金庸自己证明了这一点，他的完美人格的象征，他 笔下那些为他所钟爱的英雄们并不具有一种普遍的现实性，无论是郭靖、令狐冲、胡斐，还是扬过 、张无忌，他们更象是从奥林匹亚神山上俯视着大千世界的苦难人群的神灵，而不是生活中的青芙 众生的足供效法的楷模，永远显得那么高傲、孤独和寂寞。在这一点，荷马来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 态度，他描写到众神之间也时常大打出手，妒火中烧。如果说金庸笔下的人物是理性化的，那么金 庸在塑造他们时则完全是高度理想化的；如果说金庸提出“人性是不变的”观念反映了他把历史和 现实联系起来的思考，那么他所塑造的人物则是退缩向神话的，或者说，更多是存在于原则和纸面 上的。只要沿着这个方向前进，金康就会发现自己的“纳富斯情结”，他的自信、自豪和高做实际 上是他这如许之多的英雄人物的创造源头，而这种自我迷恋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危险的，它可能导 致过高估计了自己的行为能力。正是金庸对自己、包括海宁查氏的重新审视，使得他终于创造出了 韦小宝这个人物。韦小宝也是金庸的一部分，属于他心灵中更为深藏的一部分。明朝著名的散文家 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化》中曾经讲述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当他访问居住在山东曲阜的孔子的后裔时 ，这位后裔大言不惭地告诉他：“现在只有三个值得一提的大家族，凤阳的皇族朱家、江西龙虎山 的道教专家张家，和我们孔家。不过，朱家是个暴发户，张家有点小家子气，只有孔子才真正门相 光耀。”我想如果过去金庸读到这个故事可能会不禁为之而齿冷：孔氏又何尝不是借助于皇权的力 量才如此飞扬跋扈呢？海宁的查家才是凭藉的个人奋斗！但是现在金庸不会这么说，他必须调换一 个角度看看自己。正如人们所指出的，韦小宝是一个反英雄似的人物。不过，其实这一说法并不非 常贴切。金庸在剥夺了韦小宝的完美的人格、超群的武艺之后，仍然给他留下了不少使人留连的东 西，而这些东西在胡斐、扬过、张无忌、令狐冲等人身上也在闪烁。韦小宝嫖妓宿娟，走马斗鸡， 爱说大话，骗人成性，一开口就粗俗不堪，满嘴方言与黑话：“辣块妈妈的！”他甚至公然声称“政治是只能在澡堂里谈的东西”。就后面这一点而言，我们会发现这正是一个叫金庸的人对政治所持有的看法。也许归根结底，金庸意识到即使在民主制度下也存在着无法回避的政治阴暗面。由于韦小宝缺乏最起码的武艺，于是他只能借助于巧言令色、溜须拍马，或者为光明正大的侠上所不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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