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时代背景谈《金瓶梅》作者的创作心态周永祥研究一部文学作品的时代背景，对于把握作者创作心 态以及作品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至关重要。探讨《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首先应知道它的成书年代 ，而这又是学术界一直争议颇多的问题。就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来看，记载较早的详实可靠的依据是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金瓶梅》，在涉及成书年代时说：闭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 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勋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 娇李》者，亦出此名士手……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此外，另有屠本在《 觞政·十之掌故》跋语中的记载：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 金瓶梅》。除此之外，还有袁小修、谢肇浙等万历年间名公的记载。据此，断言《金瓶梅》成书于 嘉靖年间似乎已不成问题。然而，在这些原始资料中，因只是“闻”、“相传”等一些不确定的字 词，未能为学术界最终公认。因此，有学者据现存最早的刻本上有东吴弄珠客写于万历四十五年的 序言和书中的一些内证，把成书年代推到了万历年间。因本文不对成书年代作具体考究，故把其成 书的时代背景大致划在嘉靖、隆庆、万历四十五年间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 级在生活上的荒淫无度和在政治上的昏庸腐朽，致使明王朝急剧地走向衰落，社会充满了各种矛盾 ，社会风气日益浸薄颓败。同时，随着商业城市的繁荣，使资本家的新兴商人阶级建立起来，这些 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因素在我国封建社会的萌芽破土。尽管以封建土地支配为生活基础的地主官僚 封建统治阶级仍然保持着统治地位，而新兴商人阶级的崛起，确使他们原有的稳固地位受到了严重 的冲击。这些新兴的商人阶级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巧夺金钱，一方面又通过对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经济 援助，取得政治上的特权和保护，再以此来谋求自己地位的稳步上升。《金瓶梅》的男主人公西门 庆正是这类新兴商人阶级的代表，其发家史也正是这个社会现状的缩影。以思想史的事实和现象而 言，１６世纪的中国，正是传统的正统思想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时期。“万历以后，心学横流，儒风 大坏，不复以稽古为事”①，反封建、反传统的呼声响遍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岂止是“万历以后 ”，早在明正德（１５０６～１５２１）、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年间，针对居正宗地位的 程朱理学，王阳明第一个打破了思想界的僵化，打起了批判的旗帜。这在思想严密控制，理学日趋 僵化、衰落，国家政权腐败，统治阶级道德沦丧的情况下，必然会产生影响和号召力。因此，一时 “心学横流”，其学派在全国迅速繁衍，其思想广为传播。然而，真正公开向封建传统观念进行宣 战并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是“离经叛道”的李贽，他以鲜明的市民要求向几千年来的封建制度及其意 识形态大胆挑战。他断然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并尖锐地指出：“以孔子为大圣”是一种 世代相沿的盲从和愚昧。②针对道学家的理论，他公开反映市百姓的生活实际和理想愿望，提出“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③针对封建道学家套在妇女身上的“女子 无才便是德”，“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从一而终”等枷锁，他公然倡言“人有男女之分，而 见识高低则没有男女之别”，并称男女自由择偶、寡妇再嫁是“善择佳偶”，合乎“自然之性”。 这种思想是和当时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萌芽相联系的。然而，儒家道德规范作为一种传统的思想体 系，特别是经过宋明理学家的倍至推崇，在社会生活文化乃至人们的头脑中，仍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明嘉靖～万历年间，文学理论界针对正德年间李东阳、李梦阳等人的文学复古思潮，也掀起了一 场声势壮观的文学解放思潮。以徐渭为先导，李贽、焦、汤显祖等紧随其后，他们不仅彻底批判文 学复古思潮，而且主张：第一破除正统文学观念，争取文学解放，创作自由；第二主张宁今宁俗， 说到底就是倡导市民文学，针对社会现实争取自由地反映市民意识和市民生活；第三提倡怨憨激发 。这种文学解放的思潮不仅带来了文学体裁的繁荣，而且必然带来创作题材的扩展，明后期的文学 现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１６世纪的中国，不仅仅是“儒风大坏，心学横流”，而且社会风气败坏 ，淫荡成风。从明宪宗始，就有方士胡僧以献房中行乐秘方获贵者，武宗、世宗、穆宗衣钵相承。 嘉靖年间的道土陶仲文就靠进“红铅”而得到世宗皇帝的宠幸，红极一时。不仅如此，据史书记载 ，他还两次下诏大选天下美女，被选入宫供其淫乐的女子竟达千人之多。皇帝如此，臣僚们自不必 说，正所谓上行下效。在他们的熏然下，整个社会到处都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腐朽不堪，江河 日下，就连一些知名的文人学士也卷入了这股淫糜的漩涡之中。文学泰斗王世贞、戏剧大师何元朗 、臧晋叔等，都曾在他们留下了文名的同时，也留下了风流的轶闻。不仅如此，据沈德符的《万历 野获编》记载：“隆庆窑酒杯茗碗，俱绘男女私亵之状”。这正如鲁迅先生在评价《金瓶梅》中的 淫秽描写时所指出的：“而在当时，实亦时尚”，这里的“时尚”指的就是明中、后期的淫荡之风 。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晚明社会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社会，一方面封建社会似乎走到了 尽头，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已经破土，而且欲以咄咄逼人的势态抢占政治舞 台；另一方面，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又以其巨大的惯性向前爬行，而资本主义的因素还没有形成一套 完整的思想体系挡住它的去路。所有这一切，就形成了晚明社会矛盾复杂的状态。众所周知，文学 作品是客观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有自己的主题，而主题的形成 要受作者世界观的制约。文艺心理学的观点认为，“世界观乃是大量知识经验中概括出来的抽象思 维成果，它作为作者的心理背景的最重要组成，必然要对实际的创作过程起到深刻的指导作用。” ④《金瓶梅》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究竟是何许人，对他的出身、经历一无所 知，但是通过《金瓶梅》文本所反映出的思想倾向，我们可以看出，其世界观仍然是封建主义的。 矛盾复杂的社会现实，使他的思想和创作充满了许多的迷茫和矛盾，而世界观又时时要求他要站在 封建主义的立场，维护封建主义的利益和秩序。于是，在这种矛盾、复杂的心态下，创作出了矛盾 、复杂的《金瓶梅》。《金瓶梅》的作者对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充满了激愤，因而进了深刻地暴 露，他借宋喻明，在第三十回有一段议论文字：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 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狱，贿赂公行，具称升官，指方补价。缘钻刺者，骤 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投烦赋兴，民穷盗起，天 下骚然。象这类直接对现实社会揭露和鞭挞的文字，在书中还有很多，更多的还是反映在故事发展 的情节之中，因此学术界几乎众口如一的认为，作者的创作目的是为了暴露社会的黑暗和赢败。但 是，在作品中他又以明代理学的伦理戒条作为他的创作核心，十分鲜明地体现出明代理学作为维护 封建统治秩序的特征，正如自称兰陵笑笑生好友的欣欣子说的，《金瓶梅》“无非明人伦，戒淫奔 ，分淑慝，化善恶，涤滤洗心，无不小补。”⑤他这种思想的体现，最显著者莫过于在人物形象的 塑造上，通过人物命运的安排，公开进行说教。他把佛教中的善恶观同理学伦理纲常紧密结合，违 反伦理纲常的言行即为恶行，违反伦理纲常的人物即遭恶报。《金瓶梅》中共出现了８００多个人 物，其中个性鲜明者达二三十人之多，在这些人物中，除西门庆等几个男性外，最多最成功者是女 性。仅以吴月娘、潘金莲两人为例：吴月娘是左卫吴千户的女儿，是通过“父母之命，媒的之言” 嫁给西门庆为正室的。平日里她吃斋礼佛，严格格守“三从四德”、“贞女节妇”的理学伦理，在 西门庆家庭中，唯她出淫窝而不淫。特别是她明明知道丈夫坑、拐、抢、骗、淫的种种恶行，和众 妻妾中因争风醋而引发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但她仍然“举止温柔、持重寡言”。西门庆死后， 她依然克勤克俭地支撑着这个破败的家庭，含辛茹苦地抚养孩子，严守着“从一而终”的伦理规范 ，是全书唯一一个驱邪守正的典范人物，因而得到了“终有寿”的善果。与吴月娘的善良相反，潘 金莲则是作者刻意塑造的恶的典型。她出身低贱而不自立，集残忍、毒辣、淫荡于一身，一生曾踉 ６个男人发生过性关系。为跟西门庆苟合她残忍地害死了亲夫；为争风吃醋她害死了官哥、逼死了 宋惠莲、李瓶儿，为跟陈经济勾搭她不顾伦理纲常，为与琴童鬼混不管主仆名分，在其穷途末路之 际仍与王潮儿交欢。正因为她有种种恶行，所以作者最终让武松剖其腹、剜其心，在她３１岁时便 尝到了恶果。《金瓶梅》的开篇即谈“情色”二字，在以后的故事延续中，我们可读到大量的戒色 戒淫的劝戒文字。不仅如此，作者还塑造了一个个贪色贪淫的人物，如西门庆、潘金莲、李瓶儿、 庞春梅、陈经济等，由于他们的淫，最终一个个都没有逃脱惨死的结局。通过这一系列的描写，我 们可以看出，作者不是在讴歌坚贞深挚的爱情与爱河中的男女，分明是在无情地鞭挞转瞬忘情的淫 纵和为淫纵而害人的丑行，这一点是每个读者都能体悟到的。然而，在戒淫的同时，作者却用了相 当的篇幅对欲海中的男女的性过程进行了直露的描写。我们不否认在个别人物个别情节的性描写中 对塑造人物个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即便是非要写，也不一定非要用那些粗俗露骨的文字。 在我国文学作品中，对男女性生活的描写早就有云雨、房事等一些代名词，即便是深一个层次，亦 有文雅含蓄的文字可用，如：对乱嫖用寻花问柳，对奸淫用狂蜂采蕊等。戒色戒淫作为该书的创作 目的之一，放着这些现成的、人人一看便明白的词不用，而对男女性交带着一种低级欣赏、品味的情趣尽情畅写、肆意渲染，这不能不说代表了作者思想颓废、情趣低级的一种心态。正如周杨所比喻的，《金瓶梅》象个大粪缸，而作者又把它搬到烈日下暴晒，同时又拿个棍子在里面尽情搅拌，结果更加臭气薰天。一部《金瓶梅》表现了浓重的宗教色彩，特别是佛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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