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新进展赵书刚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 之一。近年来，有大量的学术论文发表，有多次全国性及国际性的专题学术讨论会召开，展现出丰 富的学术成果，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一、南北议和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关系到中国实 行什么样的政体。多年来史学界流行的观点是：袁世凯始终反对革命，玩弄权术，欺骗舆论，接受 共和是假，窃取总统权位是真。夏斯云则认为，清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的阶级性质开始由 封建地主阶级性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性转化。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面临的局势是：南方革命 党人始终坚持共和，不惜为此而流血一战；全国上下一致要求共和；列强政变维持清政府的政策等 。因此，“对于共和政体，袁世凯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反对，而是基本上顺应了时局的发展 变化。”“虽然他接受共和是被迫的，但接受总比抗拒要好。这是他一生中一个进步的举动，客观 上有功于历史，无疑也值得称道。”（夏斯云：《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上海师范大学学 报》１９９４年１月）廖一中认为，袁世凯被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是必然性的结果。当时，
袁世凯 具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革命党力量相对不够强大；清王室的腐败无能给袁创造了客观条件； 立宪派为袁上台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是主观与客观多种因素相 互作用的结果。至于袁氏在此过程中运用了卑劣的权术确是事实，然而，从历史上来讲，多数政治 家都曾运用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权术，更何况权术只是力量的补充而不能替代力量，当然不能算是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的因素了。必须承认，彭世凯倒向共和对于废除２０００余年的封建帝制是 起了积极作用的。（廖一中：《袁世凯被推举为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原因》，《天津社会科学》１９ ９０年第５期）顾卫民认为，袁世凯主张以政治手段解决南北问题。当时，北方政治军事局面不稳 定，宗社党孤注一掷拼死反抗、以及南方革命党人在谈判中的妥协态度是袁世凯以政治方式解决南 北问题的原因。在外界看来，停战之请似乎先由南方革命党提出而非出于袁的主动。而事实上，革 命党人对袁寄予的幻想和厚望，是袁世凯以政治方式解决南北问题的最后的、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林海龙认为，袁世凯的上台与英国等列强的大力扶植有关。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泰晤士报》记 者莫里循等人在南北和谈中名义上充当“中间人”，实际上竭力支持袁世凯，逼清帝退位，压革命 党人与袁世凯妥协。终于，在英国等列强的帮助下，袁世凯取代孙中山登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的宝座。（林海龙：《英国与武昌起义后的南北和谈》，《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姜新彻底推翻袁世凯在辛亥革命前期“勾结列强”、“窃国”的定论。指出，他获得权力是地主 阶级、尤其是资产阶级按照各自的需要与原则主动授予他的。他对列强依靠中有自主、妥协中有斗 争。袁世凯成为民国总统是历史合力的结果。这不仅是阶级力量对比的体现、资产阶级性格的表现 ，同时也是袁世凯由“忠君”到“叛君”转变的结果，是当时各种矛盾、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袁 世凯的转变顺应了历史潮流，对社会进步、民族独立、资本主义发展客观上起到积极作用，不应由 于卑劣的动机及以后罪过而予以抹杀。（姜新：《重评辛亥革命前期的袁世凯》，《徐州师范学院 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４期）二、孙一山与一国近代化以往，史学界对孙中山思想的探讨多从三民主 义、五权宪法着手。近几年，诸多论文则从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影响下笔，更贴近现实。陶季邑指 出，孙中山对国情作了一定探索，形成了不少宝贵的认识，如：近代中国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阶 段，近代中国革命分两步走，近代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应由无产阶级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可用和 平方式，中国民主革命成功后建立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下的多种经济成份并存与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和实行“平均地权”的土地纲领，应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等等，不仅符合国情 ，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而且对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影响，对今人建设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也不无借鉴意义。（陶季邑：《孙中山对国情的探索》，《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１ ９９４年第２期）李琦从宪政角度探讨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他说，孙中山以直接民权如选举、罢 免、创制、复决，代替西方的间接民主制，实际上是使大多数人拥有和行使对公共事务的最高和最 终的决定权，也就是使大多数人在政治过程的起点上得以参与。另外，他用五权分立、以权制能代 替西方的三权分立，保证了政府权力运行被置于大多数人的制约之下，使大多数人在政治过程的进 行中得以参与。在这里，孙中山继承了权力必须制约的宪政理念又远远超越了政府权力系统的自我 制约机制。（李琦：《孙中山对西方近代宪政文化之扬弃》，《法学评论》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张 磊认为，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挣破双重枷锁──殖民主义 与封建主义──乃是前提；“实业化”构成中心；民主政治则是杠杆；科学、教育和文化当是必要 条件。近代化的根本目标，在于建立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新中国。他的近代化思想和实践，在中国 近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空前的、划时代的意义。先驱者的事业虽然未能及身而成，却为后继者开 拓了道路。（张磊：《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羊城晚报》１９９３年３月２４日）三、辛亥革 命的功绩周武指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的辛亥革命以暴力推翻了皇朝体制，创建了中 华民国，为绵延２１００余年的皇朝历史打下了用铁和血铸成的句号。于是“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 共击之”成为一种崭新的时代意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这种前无古人的变 化之中。（周武：《辛亥革命与皇朝体制的终结》，《史林》１９９１年第４期）方志钦指出：“ 辛亥革命是彻底革封建帝制的命”。我国史学界公认，辛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和失败的反帝国主 义、封建主义的革命。但不能因此推论：辛亥革命在任何方面都是不彻底的、失败的。辛亥革命至 少有一个方面是彻底的、成功的，就是推翻了中国历时２０００余年的封建帝制。（方志钦：《辛 亥革命是彻底革封建帝制的命》，《广东社会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３期）霍维洮、赵矢元主要肯定 了辛亥革命中民族主义的作用。他们认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统治，革命“胜利”了，却没有建 立起资产阶级专政。同盟会政纲即三民主义，对辛亥革命起了巨大作用，但推动革命发展和规定革 命结局的主要是反满为号召的民族主义。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政治基础，并决定性的影响了辛亥革命 的政局。可以说，近代中国民族思想远比民权、民生思想发达。因此，辛亥革命没有从民主主义的 高度爆发，而由民族主义发动；共和之被承认很大程度上是换取和平结束革命的结果，在内容上更 多的是取义于“五族共和”，而非“民主共和”。（霍维洮。赵矢元：《论辛亥革命的政治基础》 ，《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９２年第６期）刘圣宜认为，辛亥革命促进了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和工业 的发展。辛亥革命后，实业救国思潮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这种思潮主要包括经济立法思想、理财救 亡论、发达国家资本论、保护主义与开放主义，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后来工业发展的方向、道路与模 式。（刘圣宜：《辛亥革命与实业救国思潮的高涨》，《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９３年第１期） 郭世佑认为，辛亥革命履行了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史学界长期流行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只代表 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的观点，是缺乏事实根据的。如果就广义的“资产阶级”而言，辛亥革命的 阶级基础可以说是资产阶级，但并非只是中下层；如果就狭义的“资产阶级”即资本家阶级而言， 辛亥革命则是一场缺乏这种阶级基础的革命。我们应当主要看革命的纲领及其实际效果体现了哪个 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利益要求。因此，辛亥革命无疑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革命党 人是整个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言人，其肩负和履行的是整个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郭世佑：《辛亥 革命阶级基础再认识──兼论海峡两岸学者关于辛亥革命性质的意见分歧》，《中国社会科学》１ ９９２年第８期）史革新认为，辛亥革命期间（１９０１－１９１２年），新型知识分子对西学， 特别是对西方社会科学作了大规模的介绍，在中国近代继鸦片战争之后，出现西学传播的第二个高 潮，对当时和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史革新：《论辛亥革命时期的西学传播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６期）四、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孙中山为什么放弃革命的 领导权：南京临时政府为什么昙花一现？以往的研究，学者们从政治角度着眼较多，如南京临时政 府所处的政治环境、阶级力量组合、基本的方针政策等等。梁仲明认为，在中外历史上，很少有一 个新生的政权在财政问题上碰到过象南京临时政府那样严重的困难。经济力量的脆弱，财政供需的 失调，是导致这个政府天折的～，个重要原因ｃ（梁仲明：《浅论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危机及其影 响》，《唐都学刊》１９８９年第４期）季云飞从国民政治心态方面研究，认为武昌起义前，民族 资产阶级、农民、市民和军人的“反满”成为政治生态的主流，为辛亥革命推翻清帝专制统治起着 积极的推动和保证作用。而武昌起义后国民政治心态演化，出现“崇权威”及“追求秩序安定”两 大表征。这种国民心态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来说是无法改变的。这种国民心态所产生的社会功能， 严重制约着辛亥革命以后社会发展的趋向，成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不可忽视的原因之一。（季云飞： 《论辛亥前后国民政治心态的演化与辛亥革命的成败》，《江海学刊》１９９１年第３期）王笛运 用决策论中的数学方法研究历史，是一个尝试。他的研究结果表明，武装推翻清王朝的方案，总效能最大，在当时形势下是最好的选择。但当时的严峻历史环境对革命是很不利的，负效应太高，因而总效能还不到２０％，这说明，革命派尽管已作出了最明智的决策。但成功的效益仍然很低，当时的历史环境决定了革命派的悲剧结局。（王笛：《从决策论看辛亥革命的决策效能》，《未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