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死了,而诗人还活着。 是诗的不幸和诗人最大的悲哀。”山 十六年前一位诗人如是说。不料这竟成了今天的诗歌面临的现实威胁。不容否认,今天,诗歌报刊发 行量仍旧可观,写诗的人阵容仍旧庞大,但我们不得不看到:诗歌发展的背景已发生了巨变,诗意 世界与人们的精神世界日益脱离。诗歌仿佛是古老文明背景下的古老神话、童话而被越来越多的人遗忘。我们没有理由盲目乐观和自慰。诗歌的精神危机与实际上的衰微,根源在于传统的文人抒情模式与现实人生、现实话语的格格不入。 传统抒情模式兴盛得太久,其美学原则建构得极为精密完善,具有很强的排异性,因西仍具有很大的吸附力。 传统的抒情模式,根本上是一种充满文人式“精神贵族” 色彩的、形式上很“雅” 的模式,它有这样一些依存背景及特征: 一、这种板式赖以生有兴旺的背景,是相对封闭、物质与用神生活都相对不丰富的社会 在这种背景中,公众缺乏充分分享重大信息的自由,封建社会尤其如此。两千多年来,诗嗽成为官方 乃至公众所公认的文学正统,官方以行政手段、舆论手段大力提倡和崇尚诗歌创作(如唐代进士科 考试中,诗歌是重要的考试内容之一),从帝王到官员到庶民都以能诗赋为荣。封闭性社会中个人 精神发展的狭窄性,使容量本来并下丰富复杂的抒情短诗可以从容地追求、崇尚高雅与空灵、精巧 ,并成为诗歌中的正统样式,这导致我国叙事性长诗的难于发育。那时的诗歌创作不是荷马之类平民诗人的事业,而是一种贵族或准贵族的事业,是一种能给人带来高贵地位、高雅名声的事业。与诗歌相反,似乎婆婆妈妈地叙述生活琐事与小人物的小说,长期被视为与引车卖浆者之流为伍,多 数文人不屑为之。在这种唯诗独尊的情况下,人们不读诗、不爱诗又能读什么、爱什么呢(何况这 些诗中的确有许多精品)?所以说,抒情短诗在中国漫长的封闭社会中的繁荣史,实在是一种很特别的现象,它并不能说明中国人生来就特别偏爱这种传统的抒情模式。=、诗人群休的“准贵族化”与读者.＃的“准文人化” 古代诗论中,一直都很强调“诗言志”,这当中当然有很合情理的成分,但也不可否认:古人所说的“志”主要是英雄式、贵族式、文人式的“志”,因为一般芙尝众生似乎是没有“志” 的。中国的文人抒情诗中的情儒,有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做成英雄或很想做英雄的抒发的是英雄之情 ,其中社会、历史的意味很浓重;没做成英雄或不想做英雄的,大抵抒发的是文人之情,其中美学 的韵味更浓重。〔很多诗抒发的是为官者或期盼为官者的个人得失之情,古代的大众,固然不关心 文人的得失,但文人的得失之情往往在已做了官或末做官的文人中引起共呜,这些诗可以作为进身 之阶,而一般寒门百姓若会作诗,也可以提高身价,或脐身士宦之列,〕所以,在古代中国,对文人而言,作诗是一种“准贵族”的事业,对庶民来说,作诗、读诗是一种“准文人” 的事业,故一直有“诗书传家”之古训。把作诗单纯当作一种艺术事业来对待的人不多。写诗与读诗 在文人中形成时尚,而作为整个封建社会权力、知识精英代表的文人群体,本身也是一种时尚,并 进而使写诗与读诗成为全社会的时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 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口正是由干统治阶级的提倡、由于作诗可能脐身于统治阶级之中 ,所以这时尚影响了整个社会。〔古代诗人多为官员或候补的官员,他们不靠作诗为生,甚至也不 那么依赖读者,有知音自然好,无知音他们也自得其乐。而现代以来,随着封建专制的解体,重文轻理观念日益倒置,“文人”的范围扩大了。尤其是近十年来,只会写诗作文的文人日益从权力、知识精英中游离出来,多数“文 人”(有文化专长的人)注意力已不在写诗、读诗,诗歌不再是时尚,多少有些被动和不情愿地回归它艺术领域的本原,仅仅是一种文学形式而已。)-从读者群而言,过去的爱读诗多半是由于社会的封闭、生活的清苦,更由于统冶者的提倡与崇尚,所 以诗歌能得到那些想超脱现实而又超脱不了的芙会众生的喜爱,并养成他们富于幻想甚至空想的习 惯。而今天,“’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之深刻无比的意义,就在于使中国与几千年的轨道脱离, 全面而不可逆转地变为以‘利’为先的社会。这个本质之变首先产生于意识形态的转变,并由国家 政权推动和保障。”①社会不再封闭,信息传播不再单向化单一化,物质生活重于精神生活,幻想 与空想更多地被务实所取代,本来一直看重现世生存的芙芙众生从“被动”崇尚诗歌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到了这个时候,诗歌不回归它的艺术本原是不行了。三、传统抒懦槽式中“抒懦情结”的特点是悲怄、感伤、超脱、典雅,这些懦修以及羡达上的虚幻、空灵,与当代大多致人格格不人 肖驰先生曾把“人间哀乐的宣叙”、“历史兴亡的咏叹”、“自然境界中自我的泛化与发 80·现’、“超自然世界的诗化”列为他的“中国古典诗歌艺术史论”的四章;④已故的刘若愚先生也曾这样分析过中国古代诗人们的抒情情结: 中国古代诗人们“在自然万古常新的背景下咽叹人生的短促,”“常满足于悲叹人类功业的脆弱,就 此止步不前,”“乡愁成为中国诗歌里的一个绵绵不断、陈陈相因的主题,”“中国人对待爱情的 态度是有理智和现实主义的,并不把它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国诗歌里不断地涉及饮酒,并 达到‘醉’的境界。……中国诗里‘醉’…··、更多地意味着人从精神上脱离了关心日常琐事的状态。’,o中国古代文人深受“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信条的影响,既有儒家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的一面,更有道家清静无为俊逸飘洒的一面。于是,既有屈 原、杜甫式的对现实人生的悲愤感慨,更有陶潜、李白式的对沉重人生的跨越与超脱,而介乎于悲 愤与超脱二者之间的,便是感伤了。中国古代优秀诗歌中乃至现代、当代优秀诗歌中,大都带一些 感伤情调。悲愤、超脱以及感伤,构成中国古代抒情诗的基本情结,与古希腊英雄史诗乃至西方许 多抒情诗中歌咏英雄业绩、智慧与自然之美、爱情之美时那种欢愉之情大相径庭。《诗经)之后, 便很少有欢愉的爱情诗能得到好评。)很奇特的是,那时的芙姜众生,在社会的压迫下和这些典雅诗歌的长期熏陶下,也似乎成了多愁善感的“准文人”。而今禾,如前所述,中国社会已发生了最为深刻的剧变,社会文化——心理状态也发生了最为深刻的 变化:崇尚实际功利,与其咏叹不如实干,与其感伤不如欢愉,追求现世幸福而厌倦浪漫幻想与超 时空的人生伤感。关注生活“琐事”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乃至文化人的共识,这应该说是一种进步 ,如此,传统抒情模式一下子失去了赖以兴盛的条件,再加上骨子里继承着这种抒情模式的白话诗形式上的种种弊端,所以导致了今天的白话诗创作的实际上的萎顿。四、耪巧、含蓄、直在营造意境、重在表现“滋味”与“神韵”,是传统抒情模式的重要美学原则,它与当代读者的审美意识也产生了隔阂 这一系列美学原则,决定了中国抒情诗篇幅的相对短小,高度的浓缩与尽量具象始终是诗歌创作中一 对突出的矛盾,它迫使诗人们追求“尺水兴波”、“袖里乾坤”,大大削弱了诗歌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容量,也大大影响了人们对诗的解读。我们对诗歌短小篇幅的偏爱,可能体现了我们激情、热情不能持久的特点;而精巧与含蓄又恰好暗合了我们民族的审美心理;重“滋味” 与“神韵”反映了长期以来中国人重“内省、“玄思”的敏感和聪慧。这些特点决定了我们传统抒情 模式的优势,也造成了它今天难于适应复杂纷坛的社会、人的心态的劣势。不只是诗歌如此,今人对含蓄的“雅”小说,散文、电影都不那么有雅兴了。这不得不令人疑心“含蓄”的固有审美原则是否正在解体?现 代人要的是痛快淋漓的人生,要的是如酒如蜜的浓烈,他们已不再受那么多清规戒律的柬缚,已不 再需要都象古代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那洋善体精妙之意,犹抱琵琶半遮面、欲说还休了。现实人生 对现代人来说很繁重,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已难于焚香燃琴浅吟低唱。面对如此之人生、读者,白话诗恐怕再难于谨守“含蓄”“膝胁’的闺训了2中国古代诗歌中女人气太重,即使是许多有名的男性诗人也免不了“阴盛阳衰”,婉约派素来被论者读者看好。但是,自古如此便是对的么?今天的读者已经对此发出疑问了！ 五、传统诗歌历来注重以“激倩”、“真情”来抒倩造境,忽视对智慧、对理性的融汇 sl抒发激情、真情,本无可非议,但激情往往是靠不住的,也不是时时可以迸发的;“真情” 的标准也很高。而且无论激情、真情,都必须是高贵、雅致之情。所以,历来要求诗人以赤子之心、 童稚之心来看世界人生,忽略诗人的知识、生活体验、理性、复杂人性在诗中的作用,我们没有( 唐·磺》、没有(浮士德、》、没有(神曲)不是偶然的。作诗对非专职的中国诗人来说,是一件 与他的现实生活、职业关系并不怎么密切的事:他的所历所思难于在诗中得到酣畅的表达,他诗中 所写的东西往往更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实现。谁要做诗读诗,首先得弄明白:诗只是诗,生活毕竟是生活,因为激情、真情并不能取代现实。诗与生活的这种鸿沟,现代人是不能接受的。王国维曾认为:“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主观之诗人则不 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o我们的诗坛上,“客观之诗人”太少了,“主观之诗人”则 太多了。正如朱光潜先生指出的一样:“许多青年白费许多可贵的精力去作非驴非马的新诗,幼稚 的情感发泄完了,才华也就尽了。”①今天不会有太多的人希望自已阅世愈浅愈好。阅世太浅而幼 稚的诗作,虽然有不少情也真意也切,但难于受到忙干实务、认真思考的人们的重视,人们总觉得这些诗具有神话、童话性质！六、传统诗田很讲究语言的诗化特征,这种含蓄、雅致、槽巧的语言与现实语言的距离很大 “诗化” 的语言的具体特点,总的来说,是讲究词语的锤炼、更多使用书面语、追求言外之意象外之象力求扩 大诗歌语言的张力,另外常常还有格律、音韵的要求。这些总体特征决定了诗歌话语与现实话语的极大差别。“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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