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赋》体制方法之创新及其历史成因钱志熙在批评史上，《文赋》第一次对文学问题作出了全面 系统的阐述。它的理论体系以及各种重要观点，已经受到了人们的重视，并作了许多研究。但是， 要全面地认识《文赋》的创新价值，尤其要揭示它与当时的思想背景和文学背景的关系。仅仅局限 于研究其体系和具体观点的创新还是不够的。为此．我们还得研究《文赋》中所体现的文学研究的 思维方式、思想方法，指出陆机在方法论上的重大创新以及这种创新的历史条件；其次．陆氏用纯 文学的赋体写作文学论文，这种体制上的大胆创新也是《文赋》的一个显著特点。历来多批评《文 赋》体制之得失，而对陆氏何以运用赋体论文，以赋体论文之创新性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则甚少 研究。本文准备就这两方面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呈教于方家。一《文赋》所论的十种体裁中， 说“赋体物而浏亮”。“论精微而朗畅”，可见赋与论是特征根本不同的两种文体。问题在于，为 什么陆机明知赋论两体不同，却要以赋作论呢？显然，仅仅从炫耀文才技巧来理解其动机是不够的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陆机对辨体问题的基本认识。陆氏受西晋文坛一般风气的影响，在文章辨体方 面也有很高的造诣。《文赋》列举文章十体，区域分明，渊流整然，说明陆氏精于辨体。但是十１ －Ｊ比之１７，陆氏崛起于傅、张诸大家之后，创作上力求创新。后来居上的意识很强。从他的诗 赋论等体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是西晋文坛上创体最多的作家，并且引起时人的注意人Ｚ云屿见平 原书》中即提到张华评论陆机‘“新声多”，陆云自己也说‘“古今之能为新声绝曲者，无又过兄 ”。因此臧荣绪《晋书》称陆机’‘天才缔练．当时独绝、新产妙曲，系踪张蔡”。所消‘“新审 ’．当然不仅指体制之新．也指辞彩风格之新，但体制之新变显然也是其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陆 机一方面也重视辨体．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死板地拘守成体，而是应该根据不同表现对象来适当地 变更体制。《文赋》中也体现了这种观点，其云“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纷挥霍．形难为状”， 又云“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都是认为虽然大的体裁有别，但落实到具体的文章中，体 制的斟酌变化又须灵活掌握．并无统一的“模子”可套用。所以《文赋》才敢于在体制运用上作这 样大胆的创新。《文赋》以赋论文，正是考虑到文章表现对象的特殊性。汉魏晋之际，作论的风气 十分盛，陆机自己就长于论体。可以说陆机本来完全可以用散文作论，如曹丕的｛典论·论文｝。 但是作者不使用正规的论辩体，显然是别有旨趣。我认为这关系到陆机对文学问题的基本态度。“ 论精微而朗畅”，它所处理的是纯理论性的问题．追求逻辑严密，达意准计，可是在陆机的观念中 ，文学问题尤其是具体的创作问题，不能跟一般的理论问题等同视之。在论述文学问题时·也不能 追求绝对的清晰，而应该容许有一定的相对性、模糊性。在表述文学见解尤其是论述具体创作问题 时，不仅要使用一般的论文常用的逻辑论证方法．还要运用枪述的方法。把握问题，于思辨、分析 之外，还要有直观体验的成份。因此《文赋》将赋论两体结合使用，既得论体“精微而朗畅”的论 辩功能，又得赋体“体物而倒亮”的描述功能。这样，作者就能既在文章中阐述基本的理论问题， 又可以将自己对文学的许多直观感受传达给读者，作于ｕ条干分明、枝叶丰茂。而作者以赋作论， 将论的功用寄于赋的体制之内，只是增强了赋体的功能，所以“多体”最后仍然落实于一体。这正 反映了陆机对体制与表现对象的辩证关系的认识超越时人，其创作、变体手段之高明，亦有过于时 人之处。同时，我们还应该指出，陆机以赋体论文这一举动本身就包含了作者强调纯文学、追求文 学独立性的思想。《文赋》“论作文利害之所由”，它提出的一些基本的修辞原则适用于一切文章 ，可作者的旨归在于确立纯文学的观念。章学诚云：’‘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娜氏出， 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其意即指陆氏论构思、灵感，确立了文学的基本原则，使他的理论超越 了一般的文章修辞学，而成为真正的文学理沦。又陆元｛学海堂文笔策问７）云：“此赋（即《文 赋７））赋及十体之文，不及传志，盖史为著作，不名为文。几类于传志者，不得称文。是以状文 之情，分文之派，晋承建安，已开其先。昭明（萧统）金楼（萧绎）实守其法”。的确，中古时期 文学观念的确立，陆氏之功实属不少。作者用纯文学的体裁论述纯文学的问题，带有一定的示范性 。即他自己所说的“操斧伐树”，“取则不远”，唐大圆所说的“读《赋》而文理自见”。仅从体 裁的角度看，《文赋》体制的创新表现为作者对赋体功能的发展。汉赋一直以征实为基本观念，其 功能在于描述铺陈事物。因此，赋也一直以具体的事物为表现对象。而表现抽象的事物，揭示事物 的复杂关系、多重因素及内在规律，在传统的观念里，非赋体所能胜任。两汉之际，赋写名物的赋 作兴盛起来了，出现了许多以器物为表现对象的作品，如各种乐器的赋。但似乎从没有以文学或某 种文体为对象的赋作。这实在是受到了深固的征实观念制约。至东汉中晚期，由于玄思之风的兴起 ，开始出现带有思辨、议论色彩的辞赋，如张衡的（｛玄思赋）｝、班固的｛幽通赋》及介于赋论 之间一些作品，如崔姻《达旨》、蔡色《释诲》。它们使赋体的功能发生了某种变化。但从没有被 视为赋体的主流。陆机《文赋》以赋作论，正是继承了上述玄思的赋风，而加以很大的发展。因为 它以抽象的客观事物为表现对象，虽承汉代名物赋之体，但却完全突破了汉代名物赋征实的观念， 对赋体功能的发展作出了前人所少有的贡献。《文赋》在体制上的创新，似乎没有被当时人所接受 。这也使得批评史上第一篇系统的文学论文及其卓越的文学见解，没有引起它所由之产生的当代文 坛的应有的反响。一直至宋齐之际写作｛晋书）｝的臧荣绪，才赞扬陆氏“妙解情理，心识文体， 故作《文赋》”，第一次对《文赋》的价值作出正面的肯定。但是我们仍应看到，《文赋》的产生 ，正是当时时代的文学风气和学术思想所玉成。人们多看到陆机《文赋》与曹丕《典论·论文》之 间的渊承关系，以及陆氏文学理论与汉魏之际文学自觉思潮的关系。但这只是《文赋》历史成因的 一个方面，并且是较阔略的一个背景。仅由此解释《文赋》成因是不够的。实际上，陆氏更直接地 受到他所处的西晋文坛的创作、批评风气的影响。促使它产生的一些基本条件，晋以前的文坛并不 具备。它与《舆论·论文》都典型地代表各自所处阶段的文学研究、文学批评。而它的出现，正标 志着文学批评结束了汉魏时代和合、混饨的状态，进入了理性的分析研究的时代。汉代存在着文学 批评，但不足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这是因为汉人基本上不将文学作为独立的对象来研究和批评 。一种是像汉儒研究《诗经》那样，运用社会政治学的观念来研究文学；一种是像一般的子史家那 样，在对社会文化作总体的批评时附带论及文学问题，而其之所以论述文学问题也只是为了说明他 们对社会文化的一般见解。如汉代文学批评中最常用的“文质”范畴，就不是文学批评所独有的一 对范畴，而且主要不是文学批评的术语，而是一般的社会批评（如人才、政治、风俗）的术语。运 用这种粗率的范畴，无法揭示文学的本质，也不可能对文学问题作出较深入的研究。并且，它只是 和合、表象化的批评，且倾向于汉人常用的简单的价值评价的方法。因此，新范畴的建立实是批评 史发展的重要主题。建安时期，由于文学创作的繁荣，文学价值的提高，人们开始摆脱一般的社会 批评，将文学作为独立的对象来思考。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然ｆ。， 仅安时期的文学批评基本上还局限于汉人文质批评的思路内，他们在创作中对语言、风格作自觉的 反省、调节时；所用的主要也是文质这对范畴。在这种情形下．批评的方式仍然很陈旧，批评也并 没有成为普遍的风气。为此，曹丕提出“文气说”，建立‘气”这一重要范畴，准确地反映Ｉ建安 作家们在文学思想上的发展，建立重视主体的文学观念。其对文学本质的领悟，远远超过汉代的批 评家，ＢＩ为“气”这一范畴较文质范畴更能揭示文学之本质。仅从这一点来讲，“文气说”所表 现的文学思想之深刻、锐气，甚至非《文赋》所能企及。但是，从方法论上看，“文气”范畴仍是 和合、直观的思维方式之产物。它重于整体把握，与陆氏所用的抽象、分析的思想方法很不一样。 所以仅凭借这种范畴，无法对文学问题作展开的论述，不可能建立起系统、全面的文学理论。与西 晋时期相比，建安更是一个创作的时代，而非批评的时代。这根源于两个时期作家不同的创作态度 和创作方法。建安作家本着文学反映客观现实和表现主观情志这两个基本观念，其创作方法具有现 实主义的倾向，兼有浪漫主义的因素。他们所最关注的不是创作过程本身和文学表达问题，而是自 外更注重文学的功能，自内更注重作家主体的精神状态，曹丕《论文》即以这两方面为重心。由此 出发，他们更多的是从自然流露、自由抒发的角度来理解文学的创作的性质。曹悄云：“慷慨有悲 心，兴文自成篇”，最典型地反映了汉末诗人和建安作家的创作态度。应场所说的“援笔兴文章” ，意思也与曹植相近。建安作家的诗文里，常常描写他们的创作环境和写作时的主观状态。如曹丕 《与吴质书》云：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每主响酌流行，丝竹并奏，酒 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又如刘帧《赠五官中郎将诗》之四云：凉风吹沙 砾，霜气何皑皑。明月照得幕，华灯散炎辉、赋诗连篇章，极夜不知归。君侯多壮思．文雅纵横飞 。小臣信顽卤，龟勉安能追。以上表述．都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建安作家对创作的基本态度。建安时 期也是乐府诗盛行的时期，一般的诗歌创作也比较多地受到音乐艺术的影１１向。创作中追求与音乐合谐，许多作品是吟唱而成，非尽案头雕琢之作。由于这些原因，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更倾向于追求尽情渲露、自然质朴的风格。因此，建安作家虽然关注并自觉地体验文学的本质，但并不着意于创作本身的研究。而他们在文学批评中所体现的思想方法。也近于汉人的直观、和合的方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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