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社会离不开知识分子上海社科院经济所樊卫国冰心老人曾不无感慨地发问：无农不稳，无工不富 ，无商不活，那么无“士”如何呢？似少有人作答，笔者不揣冒昧答曰：无“士”不治！尊重知识 分子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不仅有利于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巨大威力，促进文化教育等事业的繁 荣和发展，而且对社会的稳定社会的教化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历史证明知识分子身系国 家的兴衰存亡知识分子（历史上称之士或儒）是社会的一个阶层，人数比重不大，但对一个社会的 稳定和长治久安则具有重大的影响，这类事例在中国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远的不说，单说元明清 三代。元朝初建，蒙古铁骑所向无敌，不仅征服了中国，而且横扫欧亚大陆，战无不胜何等强大， 但元朝统治不满百年，是宋以后各大王朝中最短命的一个。“九儒十丐”，元朝蒙古贵族鄙视文化 ，鄙视知识分子，实行残暴的野蛮的统治是其国运衰败的关键之一。朱元璋建立明朝，创八股文完 备科举制，成为其立国要策之一。此举达到了广收天下士子学人为其所用的目的，使明初政权稳固 社会安定，明朝成为历史上较长的一个王朝。清朝和元朝一样都是少数民族人主中原建立的王朝， 但两者的国祥长短大不一样（后者仅为前者的三分之一），其两者对汉人士大夫的不同政策是个重 要因素。明末清初，在北方明朝官军对清军望风而降的同时，江南士大夫率领民众与满清贵族进行 了殊死的斗争。清朝编译者鉴于元朝的教训，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拉拢安抚的政策，康熙曾六下 江南召见知识分子，未考试的钦赐出身，加以笼络，在京城还扩大科举取士的名额，另开设博学鸿 儒科罗致名士，经过数十年才收拾了江南士大夫和汉族民众的人心，坐稳了江山。辛亥革命时期， 清廷一意孤行，拒绝立宪派的请愿，使原来对革命持不赞同态度的地方绅士倒向革命派，清王朝失 去了稳定其统治的最后也最重要的一块社会基石，于是武昌起义枪声一响，庞大的清帝国轰然倒塌 土崩瓦解。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被污蔑为“臭老九”打倒在地，在知识被鄙视遭践踏的同时，疯 狂和野蛮被刺激起来，导致了共和国空前的动乱和浩劫。文革后期毛泽东意识到社会混乱的危害， 主张“安定团结”，但社会秩序一旦打乱要重建是极不易的。而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 结束文革混乱，开创改革开放新局面新秩序的重要理论和政策依据。历代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 及知识分子的背向是历史上各种政治集团兴衰存亡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因为知识分子是最渴望社会 稳定的一个阶层。从社会关系看，知识分子与社会、民族具有一种特定的关系。他们大都以国家、 民族利益为舞台发挥作用，与从事个体经营，考虑局部利益的商人、工匠、农民和地方官员不同， 非固于一地一区一派一帮，其作用具有社会性开放性的特点。马克思曾评论印度农民说，他们对待 国家兴亡如同观看自然景象一样无动于衷，这是因为国家兴亡对他们的利益无大影响，他们仅是各 王朝课征赋税的对象。知识分子则完全不同。战时出将才，治世出文才。知识分子以国家社会为贡 献对象，只有在治世过程中他才能从容地发挥作用，才能受到社会的关注和国家的重视。“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以天下为己任的名言警句均出自知 识分子之口。因此，知识分子具有“忧国忧民”的思想性格，是维护社会稳定、国家一统的重要力 量。知识分子是社会效化的典范一个社会要稳定，需要法律、行政力的控制和约束，但仅靠这些外 在的力量是远不够的，因为法律再完备也有它所不及的地方和时间；法律作用的发挥需要一定的条 件。要使法律制度成为人们心中的行为准则，化为一种道德伦理，法律才能发挥它巨大的作用，社 会才能在一定规范中有序地运行。将外在法律秩序化为人们内在的信念和自觉行动，这就需要社会 教化。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若其长治久安，则不仅靠法律，更多的则需要依靠社会道德文明的教 化和优良的世风。知识分子是社会文明教化的中坚力量。首先，知识分子是社会教化的体现者。法 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又是一个民族长期积累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要 受到文化传统和普遍社会价值意识的制约。文化知识所涵盖的行为规范比法律条文要宽广得多，深 刻得多。中国文化是一种注重人格修炼的文化，知识分子作为文化人，本身就是文明教化的产物。 “知书达理”，知识分子大都具有较高的理性和守法自觉性，处世待人相对温和循礼，遇矛盾和冲 突往往采取说理和法律的方法解决，较少付诸暴力和挺而走险。从历史和现实看，知识分子极少充 当不法之徒。知识分子比较注意声誉和名节。据某权威部门的金融信用调查统计，最具信用的是科 技文化教育界的知识分子。职业知识分子的人格具有理知性、自控性和自尊性的特点，而那些无法 无天之徒大都是文盲或文化低下之辈。无知才无所敬畏。其次，知识分子是社会教化的承担者、富 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往往能以自己的言行，对周围的人们产生一定的文化道德、行为规范的教化和 引导作用。如三国时代的诸葛亮隐居隆中教化一方，使四周百姓安康世风清明、知识分子对社会教 化的作用，不仅是以身作则，举止垂范，更重要的是著书立说，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激浊扬清的作 用。中国，人称礼仪之邦，衣冠之族，这离不开古代许许多多优秀的思想家、科学家、文学家的思 想传播和文化积累。有一位德国企业家谈的祖国强盛经济发达的原因时说，科学技术的先进是一大 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德国近代出了康德、黑格尔等一大批思想家点化了人们的头脑，教会了人 们如何去思想如何去行动，于是才有良好的民族素质，才有科学昌明和高效的经济发展。处在社会 转型期当下，我们十分需要广大知识。就目前我国市场经济的状况，有两个方面的教化就很迫切， 一是秩序意识；一是责任感。由于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因而竞争成为社会成员的一种普遍意识 。如何使竞争正常而有效地进行，就必须要有竞争规则，要按一定的秩序从事各项活动。随着现代 社会分工的细化，高科技的发展，人们认知的空间大大扩大，日常生活，人际交往的社会化程度增 大，按程序讲规范成为人们进行社会活动的一项行事原则，是文明公民必不可少的一种素质。一个 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个有序的社会，在一个混乱无序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市场经济是追 求个体和局部利益的经济，在追求最大利润的时候，不能损害公众、社会、国家的利益。这就要讲 社会责任感。现在不少人在商品意识日益强化的同时，却压缩了他们的社会良知和社会责任感，为 了发财不惜诲淫诲盗，为了发财“哪管它洪水滔天”。这种现象如泛滥开去，后果不堪设想。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文明教化的力度，提高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全局意识、国家意识已刻不容缓了 。这是一个时代的任务，不然我们的社会将拥有蝇蝇苟苟的小市民，而缺乏现代化的公民。我们要 建立社会主义的文化道德体系，不仅要借鉴西方的经验，更要注意吸收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优秀部分，加以继承和发扬。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其优秀部分是 超时代的．是人性道德发展的结晶，如仁爱、公正、信用、敬老爱幼、谦让、忠义、廉耻等等，是 人类永恒的“财富”，不能丢弃、市场经济之所以有活力，原因之一在于它符合人类趋利的本性。 人的这种本性必须在一定的范围内才能有效地发挥。文明秩序和社会责任是对人原始本性的一种束 缚制约，是不可能由人自发地产生的，必须要靠文明教化。建立一个符合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现代 化的社会主义文化道德教化体系，是我们精神文明的一大任务。这尤其需要我们社会科学，人文科 学方面的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奉献优秀成果。社会教化是知识分子的一种责任，应起到垂先示范的 作用；同时也是政府和整个社会的责任，需要各方面的努力和支持。发富知识分子待遇是经设现代 社会的义要花花既然知识分子以自己的言行来承担和推动社会文明教化，那么，知识分子具有较高 的社会地位应是一个重要前提。中国古代社会，士为四民之首，在地方上领袖群伦，论断曲直，排 解纷难，成为各级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重要力量。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层’，维护了宋以后各大王朝 的长期稳定。中国古代和近代士大夫，不仅平时能在抚安地方上发挥积极作用，一些颇具社会责任 感的知识分子还能在变乱时抵抗强暴，保家卫国，率领群众进行抗争。近代广东三元里人民抗英， 过去说成是农民自发斗争，其实是由三元里乡坤组织和领导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广州人民声势浩 大的反英军入城斗争，更是广州士人发动组织的。广州的士大夫在保卫地方安宁，抗击外国侵略者 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清末，清政府统治衰竭，上海的绅士和一些工商界人士率先组织地方自治 团体“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管理市政，治理华界，成为风雨飘摇的晚清时代上海社会控制的 重要力量。古代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地方社区治乱理平作用的发挥与随唐建立起来的科举制度和士 大夫社会精英地位的确立莫不相关。科举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禁锻作用不容否定，但它对社会治理 的作用也确实存在。因为强力只能治人身，不能治人心。真正的“治”，深层次的“治”，是“润 物细无声”的文化之治。无“士”不治是中国文明史的一个事实，一个易为人所忽视的历史客观存 在。无“士”将无一切文明和进步，无“士”生非。治世必尊“士”，“尊”士是对崇“诈力”的 一种批判和否定。一般而言，社会地位由人们的经济财富、政治权力、文化知识所决定，前两者均 为人的“外在之物”，而文化则是“自己”的。一个社会越文明，文化知识在社会中越有威望。文 化是一种隐性内在的东西，它不具有象政治权力、经济财富这样外在化的“力量”，在崇尚强力竞 争，特别是尚不成熟规范的市场经济环境里，易为人们所忽视；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知识分子也易受到冷落，为此需要国家和政府的扶持。我国政府近年来，虽然采取了些措施，如对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给予政府津贴等，但这还不够，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还很严重，还需下决心化大力气去解决。这不仅关系到分配的公平，还关系到社会的昌明和世风民意的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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