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之源的潜心研究--读《明实录研究》王余光史学研究总是建立在史料基础上的,史料的研究对 史学研究影响很大。明代现存最为原始的史料首推《明实录》,《明史》、《明通鉴》等一系列史 书大都源于此书。从这个意义上,《明实录》可以说是明代史学之源。谢贵安先生的《明实录研究 》(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乃是对明史之源进行深入探索的结晶。研究明代历史,首先 碰到的就是史料问题。与清代相比,明代没有像清代那样大量而完整的原始档案,现存的明代档案 仅占明清档案中极小的比例,且比较散乱。此外,尽管不断有明代文物出土,但其信息容量却较为 有限,因此要想研究明史,必须首先利用由明代原始档案删繁就简、编纂而成的《明实录》。《明 实录》现存十三代帝王实录,共2965卷,1600余万字。其内容遍及政治、经济、文化、军 事、人物、民族关系、外交、法律等各个方面,是记载明代历史最为完整和从总体上讲是最为权威 的史料。由于明代档案的大量散佚,它也就成为最为原始的史实记录。明代除了野史之外,比较正 规的史书均源于《明实录》。正如谢贵安在《明实录研究》最后一章所证明的那样,《皇明宝训》 、《典故纪闻》、《罪惟录》、《国榷》、《明史》、《明通鉴》、《明鉴》等书,其史料大都来 源于《明实录》这部“明代史料的渊海”。但是,《明实录》也存在很多问题。首先,该书是当朝 的官修史书,诬饰曲笔现象较为严重,损害了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此外,《明实录》产生的本身 也有许多学术问题有待解决。因此,若想对它进行有效利用,就必须对该书作全面而系统地研究。 比如说,它修纂的历史背景、修纂过程中的权力斗争、修纂者的构成及其诬谤和讳饰等等。针对上 述问题,谢贵安在其《明实录研究》中一一作了探究。《明实录研究》共30万字,是迄今为止研 究《明实录》篇幅最大的专著。本书共分八章,分别讨论了《明实录》的修纂背景、,修纂过程、 修纂人员、修纂程序、体例风格、版本收藏、缺陷失误、成就价值诸方面的问题,可以说是对《明 实录》作了全方位的研究,其深度和广度都是空前的。关于《明实录》的研究,吴晗先生曾写过一 篇长文《记明实录》,分评骘、史官、仪制、掌故、传播五部分,搜集了有关《明实录》修纂及评 价方面的相关资料,为后人研究《明实录》铺垫了雄厚的基石。不过吴文主要是搜集资料,未作深 入研究。吴文作于1940年抗战时期的昆明,时局动荡,资料匮乏,故未臻完备。谢贵安《明实 录研究》则在该文及其他史料的基础上,潜心钻研,使《明实录》的研究得以发扬光大。谢贵安先 生曾参加了《明实录类纂》的整理工作,独立编纂了120万字的《明实录类纂·湖北史料卷》, 参加编纂了《宫廷史料卷》及《北京史料卷》,并出版了10万字的《明实录补校》。正是整理《 明实录》的具体实践,使《明实录研究》融入了作者比较丰富的个人心得,做到了有的放矢,持论 公允。《明实录研究》还有如下特点:其一,视野广阔。对《明实录》研究,无疑属于史学史和文 献史领域,但作者没有局限在这些方面,而是把《明实录》研究与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 景相联系,放在一个阔大的背景下进行讨论。这与《明实录》所具有的特点相符合。《明实录》是 明朝当代史,反映的都是明代的国家大事,故其修纂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现实情况纠缠交 错。有鉴于此,《明实录研究》把研究视界推廓开来。例如该书第一章中,把《明实录》修纂与明 代权力斗争相联系,认为“由于中央大臣担任《明实录》修纂的领导人和组织者,遂使《明实录》 卷入了中央朝臣权力斗争的漩涡之中,《明实录》总裁的频繁更换,反映了中央政治斗争的加剧。 ”(第7页)实破了就书论书的狭窄藩篱。其二,考订精审。《明实录》修成距今已300余年, 有许多史料都散佚阙如,需要旁证博引,加以考订。《明实录研究》对于《明实录》修纂过程、程 序都作了考订,尤其是对修纂者的考订较为精核。作者把历朝《明实录》前面所附“进实录表”和 “修纂官”、明代历朝实录的记载以及其他典籍,如《明史》、《国榷》、《罪惟录》等史书、《 春明梦余录》等笔记相互参校,以考订实录修纂者的人名、人数及其在修纂中所担任的工作,务求 至当。如《宪宗实录》前所附的《修纂官》中,有一位修纂者名为江澜,但《孝宗实录》所记的升 赏名单中却写作“张澜”,究竟何者为是?作者广泛搜求证据,结果在《武宗实录》卷47及《明 史》卷228中发现了他修纂《宪宗实录》的记载,名字均写作“江澜”,从而证明当作江澜。江 误为张,显系声近致误(第140-141页)。类似这样的考订,还有许多。其三,善立新说。 《明实录研究》勇于创新,有不少地方都能正前人之误。如第四章在有关明代起居注废止的时间上 ,吴晗《记明实录·史官上》认为是在洪武十四年,而谢贵安先生则把明代历朝《进实录表》中有 关史料采用的报告加以排列,从而发现《宣宗实录》以前的《进实录表》均有“发兰台记注之文” 或“发左右史臣之所记”的话语,而其后实录则均无此语,仅有“发金匮石室之藏”之言,从而断 定起居注之废不在洪武十四年,而在宣宗朝之后。他指出:“《实录》所赖以修纂的史料一是《起 居注》、《日历》和《钦录薄》之类的初级史书,二是原始档册。前者是史官(起居注)所纂,故 称为‘兰台记注之文’,而后者藏于档案库文件柜中,故称为‘金匮石室之藏’……通过比较各朝 实录的《进实录表》,我们发现只有宣宗以前的《实录》采用了‘兰台记注之文。”“也就是说, 宣宗以前尚有起居注所记有关皇帝言行事迹的《起居注》和《日历》。自宣宗之后,便不再有‘兰 台记注’或‘左右史记载’之语,说明此时起居注已废”。他还用明世宗时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 的“议复起居注”奏疏中的话作证据:“自宣德后,权相重,史职轻,而起居注寝废矣(第218 -220页)从而扬弃了前人认为起居注废止于洪武十四年的结论。其四,析体入微。《明实录研 究》对于《明实录》的体裁体例可谓析之入微。作者不囿旧说,认为《明实录》是一部融入了纪传 体、纪事本末体和典章制度体的复杂的编年体史书。他通过举例,说明该书首先是“同年共世”、 “形于目前”的编年体,又用《明实录》中大量出现的人物传记证明它融进了纪传体,指出“《明 实录》切入人物传记,多是以传主的死亡日期为口子的,这样就使人物传记很自然地纳入了编年体 系之中。”作者还讨论《明实录》中融入了纪事本末体,指出“经常用的词汇是‘初’、‘先是’ ,以此来插入事情的原委。”(第287页)此外,该书的修纂者还“把典章制度体融进了编年体 的《明实录》中”。其五,立足应用。《明实录研究》着眼于《明实录》的开发和利用,为此它对 《明实录》的缺陷失误和成就价值专列二章进行详尽讨论。前人对《明实录》的曲笔颇多非议,甚 至全盘否定,如明李建泰在《名山藏·序》中指出:“实录所记,止书美丽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 ,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不足证久矣!”针 对这种论调,《明实录研究》仔细、系统地论证了《明实录》存在的曲笔诬饰等诸多问题,从而断 言此书的价值与成就仍是主要的。作者指出,《明实录》是明代史料的渊海,其史源价值不容动摇 ,此其一;《明实录》具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既可校正他史,更可补正他史,与野史相比较,仍然 值得信任,此其二:即使《明实录》存在大量曲笔现象,但由于它的“大量的内容是关于国家典章 制度和一般行政事务方面的,这些内容比较中性化,所以修纂者无须将它篡改,故而《明实录》绝 大部分的内容都保持着客观性和真实性。”(第412页)另一方面,由于史德的感召和专制政体 以“直书”作为其制约机制,使很多史臣在修实录时均能做到直笔,并常能与任意诬饰的权臣作斗 争,保持了实录大部内容的洁净,此其三。经过作者上述的拂尘工作,《明实录》的价值得以清晰 的显露出来。这就为人们更有效地利用《明实录》提供了保障。(责任编辑吴友法)明史之源的潜 心研究--读《明实录研究》@王余光均无此语,仅有“发金匮石室之藏”之言,从而断定起居注 之废不在洪武十四年,而在宣宗朝之后。他指出:“《实录》所赖以修纂的史料一是《起居注》、 《日历》和《钦录薄》之类的初级史书,二是原始档册。前者是史官(起居注)所纂,故称为‘兰 台记注之文’,而后者藏于档案库文件柜中,故称为‘金匮石室之藏’……通过比较各朝实录的《 进实录表》,我们发现只有宣宗以前的《实录》采用了‘兰台记注之文。”“也就是说,宣宗以前 尚有起居注所记有关皇帝言行事迹的《起居注》和《日历》。自宣宗之后,便不再有‘兰台记注’ 或‘左右史记载’之语,说明此时起居注已废”。他还用明世宗时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的“议复 起居注”奏疏中的话作证据:“自宣德后,权相重,史职轻,而起居注寝废矣(第218-220 页)从而扬弃了前人认为起居注废止于洪武十四年的结论。其四,析体入微。《明实录研究》对于 《明实录》的体裁体例可谓析之入微。作者不囿旧说,认为《明实录》是一部融入了纪传体、纪事 本末体和典章制度体的复杂的编年体史书。他通过举例,说明该书首先是“同年共世”、“形于目 前”的编年体,又用《明实录》中大量出现的人物传记证明它融进了纪传体,指出“《明实录》切 入人物传记,多是以传主的死亡日期为口子的,这样就使人物传记很自然地纳入了编年体系之中。 ”作者还讨论《明实录》中融入了纪事本末体,指出“经常用的词汇是‘初’、‘先是’,以此来 插入事情的原委。”(第287页)此外,该书的修纂者还“把典章制度体融进了编年体的《明实 录》中”。其五,立足应用。《明实录研究》着眼于《明实录》的开发和利用,为此它对《明实录》的缺陷失误和成就价值专列二章进行详尽讨论。前人对《明实录》的曲笔颇多非议,甚至全盘否定,如明李建泰在《名山藏·序》中指出:“实录所记,止书美丽不书刺,书利而不书弊,书朝而不书野,书显而不书微。且也序爵而不复序贤,迟功而巧为避罪。文献不足证久矣!”针对这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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