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林语堂小说中爱情题材的叙事构型及其文化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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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 八月 30, 1996
“在某种意义上,人类小说吐界所涉及的母题迄今为止大致地可以归结为三项二元组合结构即:生与 死、爱与恨、美与丑。它们所对应的基本题材便是战争、爱情与世俗生活。”①在战争、爱情与世 俗生活这三大题材中,最令小说家们心醉神迷的无疑是爱情,不惑之年以后才开始涉笔小说创作领 域的林语堂,同样地把爱情作为他小说艺术百花园中最美丽的花朵来加以供养,并籍以生动形象地 传达出他一生孜孜以求的东西大交融的文化理想。正基于此,笔者试图对林氏七部小说②中的爱清 题材的叙事构型进行分析,以探索其中隐含的文化意蕴。林语堂把《京华烟云》、《风声鹤峡》和 《朱门》合称为“林语堂三部曲”,在这三部小说中,林氏着墨最多的是三位女性,她们分别是姚 木兰、崔玛琳和杜柔安,其中有关爱情题材的叙事构型,也正是通过她们各自的爱情经历得以构建 起来的。姚木兰与曾苏业、孔丘大、姚莫愁、曹丽华之间的爱情主治,是《京华烟云》的主要情节 线之一。这一情节线由三大叙事序列组成,并围绕三级人物展开。第一序列是关于苏业——木兰— —立大三人关系的叙事:在这个关系中,木兰扮演了一个难演的双重角色,一方面她顺从地接受了 “父母之命”,和曾家的三儿子花业结婚,并力图进入“贤妻良母”的角色:她在复杂的大家庭生 活中,尽可能巧妙地处理父女、大笑、婆媳、油娘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她又在自已的内心深处, 为“妹夫”孔)大保留了一个隐秘的位置,在任何情况下都甘愿做一个殉情存,为之赴汤蹈火:当 )大因经常撰文针随时弊而被军阀逮捕,危在旦夕时,木兰为得到释放*大的“手今”,冒着被污 辱的危险,向军阀卜跪求情。在这里,西方文化的爱情至上观与中国文化的家庭至卜见之间的冲突 被木兰奇迹般地化解了。但是,如果细究底里,我们会发现,木兰的这种化解方式实际卜是以爱情 和婚姻的分离为代价的。第二序列围绕木兰——立大——莫愁三符的关系展开。由于博塔湘和木兰 父亲姚思安的交情,寒门之子孔立夫介入了姚家的家庭生活。寸大的出现,可以说是推动情节发展 的新事件,无形之中,木兰与其妹莫愁成为“情场”卜〕竞争对手。在小说中,木兰与莫愁的竞争 自始自终都没有公开化,竞争几乎是在~种心照个宣的行动中进行着,智惠(木兰)和贤德(莫愁 )在较量中各自显示着独特的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木兰与莫愁之间的竞争为立夫提供了选择的 可能,但小说情节的周密安排使得立夫的选择成为别无选择,一切行动都按着环境既定的程序进行 着:木兰依然是苏亚的好妻子,立夫依然是莫愁的好丈夫。第三序列是关于木兰——苏业——曹丽 华的叙事。这一序列在书中只占很小的一部分,但在木兰的爱情生活中却有着显著的影响。木兰和 苏亚虽然自小认识,却谈不上是令人称羡的青梅竹马关系,他们的结合更多的是外在因素的促成, 其中家庭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倘若姚木兰不是一个奇思妙想的女人,这种结合自有其不可变易 的稳固性,偏生木兰常常浮想联翩——时而朱门闺秀,时而山居贤妇,而曾苏亚却只是普普通通的 一个富家少爷,于是就有了艺专学生曹丽华介入木兰家庭生活这一插曲。这~插曲的曲终可谓“天 衣无逢”:木兰在其父姚思安的协助下,化家庭“干戈”为“玉帛”,和曹丽华握手言欢。小说情 节发展所提供的“峰回路转”式的皆大欢喜结局,使人物的最终选择都在不可变易的环境中变得毫 无意义。小说虽然设计了婚烟和爱情的矛盾、传统的家庭和西方现代意识的个性自由的冲突,但是 这些矛盾和冲突均在一种有惊无险的结局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解决。在这里,传统的价值观念——家 庭至上观稍稍占了卜风,而现代的价值观念——个性自由(主要表现为爱情卜的自主选择)虽然有 机会得到呈现,但最终却只能以~种潜伏的形式存在着。与《京华烟云》的人物有亲缘关系的《风 声鹤唤}),叙述的是曾经流播全球的人道主义精神如何使一位中国少女——崔玛琳在抗日洪流中 走上新生之路的故事。这个故事由两大叙事序列组成,贯穿其中的是两组相关的人物。第一序列是 关于玛琳——博雅——凯男的叙事。玛琳是博雅舅妈罗娜的旧相识,因故来姚府避难,适逢其时博 雅已对其妻凯男生厌倦之心。于是,博雅把他的目光投向了年轻美貌的玛琳,对她有了爱慕之心; 而在难中的崔玛琳,也羡慕姚家富女安逸的生活,不仅无意于阻遏对方的爱,并且颇以能成为博雅 的“情妇”为乐事。物质的享受和感官的刺激,在他们最初的情爱中起着决定作用,崇高的爱情降 格为实利、虚荣和享乐的附属物。然*,在相互了解过程中,他们的感情逐渐纯化,就在这当头, 玛琳的身份暴露了。这一结果,使得指向玛琳与博雅的爱受到阻碍,延缓了他们之间爱的实现。玛 琳被迫匆促南卜,这已成了衔接两大序列的扣子。第二序列围绕老潘——玛琳(后改名为丹妮)— —博雅三标的关系展开。老潘是林语堂塑造的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物,他对女性的态度与博雅遇然不 同,当玛琳被日、伪追捕时,他受博雅之托保护她,之后又掩护她逃到卜海。一路卜,他象对自d 的亲女儿一样对待丹她,途中睡一个大炕也丝毫人生杂念,恍如柳卜惠再也。当丹妮与博雅失去联 系,而她与博雅同居时所怀的身孕日益明显时,他主动提出让生卜的孩子姓潘。个久,博雅与丹妮 取得联系,消除误会并准备结婚时,丹妮却发现自己更适合于老潘。在郑州,丹她向病中的老潘表 露心迹,但老播为成全博雅的婚烟,婉言拒绝了她的爱。于是,爱处于一种僵持状态之中。显然, 第二序列中所发生的情爱,已远非第一序列中那么简单、肤浅。在这一序列中,不仅丹妮在逃亡过 程中意识到一个新的自我已经产生,山且连原先游戏人生的博雅,其精神都卜*到了一个崭新的高 度。结果是,博雅以死得了一为友舍命,人*大爱莫过于斯”的美誉,而沾着的丹她和老潘,是否 加博雅所愿缔结良缘则个得而知。在这里,人道主义的圣洁和崇高远远超出了现实环境所赋予人的 常情常理。相对于第一序列,第二序列中的人物无异于是~种超拔。当博雅的死成为现实时,爱的 藩篱和超越、抉择的对立与冲突都迎“刃”而解,而小说情节结构形成的内在张力也自然消失。这 样的结局,事实卜又一次宣告了人物自主意识选择的最终无效。较之于姚木兰,崔玛琳(丹她)似 乎是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一但随着选择双重性的消解,这一步的价值又带上了新的问号。这个问号, 直到《朱门》——“林语堂三部曲”的最后一部,才有了较明朗的答案。相对于《京华烟云》和《 风声鹊唤》来说,《朱门》的主要情节线要显得简单明了,“朱门”之女社柔安与衡公报》记者李 一飞的爱情故事在本书中一以贯之。小说从杜柔安在西安学生声援“—·二八”战争的游行示威中 受了轻伤,被现场采访的记将李B送到医院治疗开始叙述,爱情的种子从播下、萌芽到成长、结果 。一直伴随着壮柔安的自主选择进行着。虽然李、社两个家庭门第悬殊,但是双方的主事人杜忠和 李母,都从各自的价值评判出发,认可了子女在婚姻介的自主选择。杜忠赏识的是李匕的“才”, 李母看重的是社柔安的“德”,这完全属于中国传统的价值评判范畴。然而,传统的价值评判非但 没有构成现代自主意识的阻力,反而抵波助澜,使自主意识的实现有了更合理的依据。尽管前西安 市长杜范霖对侄女的选择不以为然,尽管李匕因采访回军而被监禁迪化,但这两个事件只是延宕而 不是阻止他们的爱情进程。在杜柔安身卜,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令人感动的东方女性美,而且西方 的女性价值观(自主选择)也得以付诸实践。从《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到《风声鹊唤》中的崔 玛琳,再到《求门》中的社柔安,关于爱情的叙事构型逐渐简化,外在的生活环境对人物的影响渐 趋减弱,而人物的行为——生存模式随着受制的减少趋向自由,自主意识也由潜在趋向了明朗。再 到后来的《红牡丹》,人物的行为——生存模式完全超越了环境的制约因素,中囚传统的道德规范 受到西方“性解放”意识的强烈冲击,终于无力构成对人物自主选择的障碍。{红牡丹》叙述的是 一个清末寡妇的故事。小说从梁牡丹决大及其反应开始叙述。人物的寡妇身份(由中国传统伦理道 德所规范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与其实际年龄应有的生活的巨大反差(22岁的女人对于情爱的需求 ),暗示着人物生存的悲剧性质,而牡丹对此加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态度一笑置之:“在她生活的欢 乐和自己青春的气质之卜,她觉得做节妇,做烈妇,全无道理。”②人物的这种应对方式淡化了其 处境的悲剧性质。紧接*来的三件事:守灵期间和王老师谈论寡妇守节问题及梁孟点的文章,运灵 途中对旧情人金竹的*忆,对夫家情况及自己在夫家的待遇的追溯,提供了有关牡丹性格、气质的 信息。虽然这三件事在时*上没有明显的前后持续关系,但人物的处境及行为特征却因此形成丝丝 入扣的描述,这一描述一直延续到牡丹在运粮河上重逢从小爱着的梁家翰林堂兄孟命为止。整部小 说以两大序列叙述人物在事件发展的两个阶段的应对与选择方式:(一)恶化人物处境的悲剧开端 (年轻义大),牡丹对这一悲剧的意识r$jR行动消解悲剧(写信给婚前旧情入金竹,以求鸳梦 重温)I不采取行动(守寡)在(-)序列里,牡丹为改善自身处境,频频采取主动行为,其行为 ——生存模式摆脱中囚传统道德的真H,让主体自我意识得以鲜明的显露,行为的有效性宣告了传 统道德规范的无能为力和情爱力丝的所向披靡(个管是翰林梁益嘉、旧情人金竹,还是拳师傅南涛 ,主观卜对牡丹无不倾心相爱);在(二)序列里,牡丹虽然还是采取主动行为,但情境三次指向 人物处境的恶化:一是金竹至死拒绝牡丹的爱,二是安德年因皮子之故无法续缘,三是欧归真返噗 而遭盐商绑架。然而,即使这样,道德规范和外在环境依旧不能体现其巨大的力量,结果又走向悲 剧的逐渐淡化以至于消解,事件演进过程中暗伏着“柳暗花明”的契机——由于文人艺术家易受感动干悲剧中陷入情网的女子而有了牡丹与诗人安德年的一段情;由于博南涛的获释使牡丹有了与他重修旧好的可能性。在这里,中国传统道德规范处处受制于现代西方新潮女性的“性解放”的观念和行动。实际_卜,林语堂只是借了清末寡妇梁牡丹的衣冠,来表现一种适合于现代西方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