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园诗话》初论谭再励《随园诗话》是清代中叶袁枚（字子才）撰写的一部诗话著作。袁枚在诗中 提“性灵”诗学理论，以反拟古、重个性、求创新为旨趣，较准确地揭示了诗歌审美特性，在当时 与后世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性灵”理论的提出，其实并非始于袁枚。郭绍虞先生就指出有杨万 里、袁宏道、袁枚三人。但理论虽为三人所倡，名词却早在杨万里以前就屡见于诗文。如南朝谢灵 运《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说：“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 南耶？”北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夫文章者……至于陶治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 亦乐事也。”唐代诗僧贯休《寄匡山大愿和尚诗》也说：“敢信文章有性灵。”不过，他们所说的 “性灵”，主要是指“性情”，其内涵远远没有三位诗论家所论的丰富。杨万少与二袁都是作为一 种诗学理论来提倡的。其中袁枚撰有洋洋２６卷（包括《补遗》１０卷）的《随园诗话》。在这部 中国诗话史上罕见的诗学巨著中，他通过有关诗歌评论与选编，不仅大力倡扬了“性灵”诗，而且 更为明确地表达了“性灵”概念，可以说是“性灵”理论的集大成者。那么，袁枚在《随园诗话》 中怎样表达他的“性灵”诗学观点的呢？下面试作寻绎、分析。一、只有具有“赤子之心”才能写 出性灵诗。袁枚说：“余常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卷三）所谓“性灵诗”，应包 括两个方面的要求，即必须有“性”又有“灵”。袁枚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卷一）故“ 性”又包含人的本性和情感两个因素。而“赤子之心”，即是对诗人本性、天性的要求。赤子者， 儿童也。童心之所以可贵，首先，是因为它真实无伪，未受任何外界杂念的污染与束缚。晚明追求 个性解放的思想家李蛰曾撰有《童心说》一文，说“童心”本是人生“最初一念之本心”，它“绝 假纯真”。乃至年长，人们为了追求功名利禄，适应社会环境，便将自己真实面目遮掩起来，以假 相面世，于是童心尽失。诗是什么？金圣叹说得好：“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 必欲说出之一句话耳。”（《与家伯长文昌书》）可见诗的本质即是人们隐藏在心灵深处最真实的 思想，尽管外界种种原因压制着它的表露，但它还是“万不获已”“必欲说出”而后快。因此写诗 的第一条要求就是要真。真正的诗人往往是无法用理智控制自己感情的，李后主冒着性命危险写下 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诗句，因其真实无伪，故王国维谓其有“赤子之心 ”。其次，有赤子之心者，因少有思想负担，其心情往往较为闲和平静。而那些热衷功名利禄的人 ，心境则大多浮躁狂热或患得患失，终日里忧心忡忡。因此有“赤子之心”的诗人善于发现自然界 与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诗情画意，对市俗的超脱也往往使他们具有较常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同 时，这些人因为思想较少受到约束局限，故能大胆展开联想，通过无拘无束艺术想象．创造出“匪 夷所思”的艺术新篇。《随园诗话》卷九说：“王西庄光禄为人作序云‘所谓诗人者．非必能吟诗 也。果能胸境超脱，相对温雅，虽一字不识，真诗人矣。如其胸境龌龊。相对尘俗，虽终日咬文嚼 字，连篇累犊，乃非诗人矣。’余爱其言，深有得于诗之先者。”强凋的就是诗人必须胸境超脱， 对于那些追名逐利的“龌龊”、“尘俗”的小人，即使他“终日咬文嚼字，连篇累陵”，因为尽失 赤子之心，所以诗人的称号也是与他们无缘的。二、只有摆脱束缚才能写出性灵诗。如前所述，真 正的诗人必须能始终保持纯真本性。但光有赤子之心，若不让其自然、畅快地倾泻，也是罔然。袁 枚从“性真情亦真”的宗旨出发，要求诗人表达情感时不伪装、不拘束、不凑泊、不为文造情。他 说：“伪笑佯衰，吾其优也”（《续诗品·擦真》）“余作诗雅不喜迭韵、和韵及用古人韵，以为 诗写性情，唯吾所适。一韵中千百字，凭吾所选，尚有用定后不谦意而别改者；何得以一、二韵约 束为之？即约束，则不得不凑泊，即凑泊，安得有性情哉？”（卷一）“今人好用典，是无志而言 诗；好叠韵，是因韵而生文；好和韵，是因文而生情。”（卷六）就是说，种种外在的约束都应尽 量摆脱，然后才能畅所欲言，直抒情性。《随园诗话》卷九中还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袁枚的前辈 老师满洲人春台也很会做诗，自言三十年前，本目不识丁。曾跟随一禅师静座修行三个月，颇以为 苦。一天晚上，实在受不了这种约束，便提刀欲杀禅师。出得房门，抬头见月，忽然开悟，从此不 再座样，赋诗作文，也无不得心应手。春台究竟悟得了什么呢？其实是去缚去执。只有解脱人为的 束缚、枷锁、任情所为，才能达到无所不能的境地。真正的文学创作本身也就意味着自由与创造， 性灵派诗人要求把文学创作当成一种舒展个性、宣泄真情实感的方式，就必然强调去伪、去饰、去 缚，一任自己的思想“信心而出，信口而谈”（袁宏道语），从而充分享受到自由畅快的创作乐趣 。三、只有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才能写出性灵诗。袁枚“性灵说”的提出，本身就是针对诗坛上 规唐模来的复古拟古倾向而来的。诗人即要自由畅快地抒发自己内心深处不虚假、不掩饰的真性情 ，就必然反对模仿别人声腔，而主张“诗中有我”。《随园诗话》卷七说：“为人，不可以有我， 有我，则自恨用之病多，孔子所以‘无固’‘无我’也；作诗，不可以无我，无我，则剿袭敷衍之 弊大，韩昌黎所以‘唯古于词必已出’也。北魏祖莹云‘文章当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不可寄人 篱下。”’这里所说的“自出机抒”“成一家风骨”，就是要坚持自己的创作个性，决不肯与人雷 同。袁枚还从诗即性灵的观点出发，反对那种饱读诗书的腐儒宿学借写诗卖弄学问的做法，他说： “人有满腔书卷，无处张皇，当为考据之学，自成一家。其次，则骄体文，尽可铺排，何必借诗为 卖弄？自《三百首》至今日，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卷五）他讽刺翁方纲等人的 “肌理说”，专搞考据训佑，是“误把抄书当作诗”，说“抄至钟峰《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卷五）但是，袁枚“性灵说”也并不是反对学习，只是必须“善学”。首先要融会贯通，切 莫墨守成规。《随园诗话》卷二说：“后之人未有不学古人而能为诗者也。然而善学者，得鱼忘签 ，不善学者，刻舟求剑。”刻舟求剑，就是亦步亦趋，拘于成法而不知变通。与前代及同时的许多 诗话不同，一部《随园诗话》，很少列举“诗法”来为学人提供样板，袁枚决不干那种越阻代店的 蠢事，他只是三言两语，略加点拨，其中奥妙，让学人自己去体悟。《随园诗话》卷十四说：“聪 颖之人，一指便悟。霞裳初见余时，呈诗十余首，余不忍拂其意，尽粘壁上。渠亦色喜。遂同游天 台，一路唱和，恰无一言及其前所呈诗也。往返两月，霞裳归家，忽奔园中，取壁上诗，撕毁摧烧 之，对余大笑。余亦戏作桓宣武语曰：‘可儿！可儿”’袁枚善教，刘霞裳善学，其间交流全凭心 领神会，比起那些亦步亦趋的抄书之辈确实强多了。其次，袁枚认为善学者必须转益多师，而不执 守门户。《随园诗话》卷一说：“凡人各有得力处，各有乖谬处，总要平心静气，存其是而去其非 ”。卷三又说：“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师之也。村童牧坚，一言一笑，皆吾之 师，善取之皆成佳句。随园担粪者，十月中，在梅树下喜报云：‘有一身花矣！’余因有句云：‘ 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余二月出门，有野僧送行，曰：‘可惜园中梅花盛开， 公带不去！’余因有句云：‘只怜香雪梅千树，不得随身带上船。”’上述两例，一则反映袁枚善 于教，一则反映了他善于学。要之，都需要较高的灵机妙悟。善悟解，善点化而不屑雷同、抄袭， 也正是性灵派诗人必备的条件之一。四、诗须有风气，显才气也是性灵之作。所谓“性灵诗”，即 不但要表达诗人的性与情，而且要表现他与众不同的“灵机”、“风趣”。“性”与“灵”缺一不 可。《随园诗话》卷一开宗明义的第二条就说：“杨诚斋曰：‘从来天份低拙之人，好谈格调，而 不解风趣，何也？格调是空架子，有腔口易描；风趣专写性灵，非天才不办。’”在这里，袁枚是 认为风趣等于性灵，亦即等于天才（在这里是指天分高的意思）的。那么，怎样才能使诗写得有风 趣，能表现性灵呢？《随园诗话）｝就这点谈得比较多，足见其重视。袁枚认为，一是要善于从平 凡题材中发现情趣。他的《论诗诗》说：“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无情物， 解用都为绝妙辞。”若是诗人天份中有灵气，多情善感，诗心活泼，则天地万事万物无一不可入诗 ，无一不能成为绝妙好辞。不必象“格调派”、“肌理派”一样，或言必君国，或事必征实，强装 “博大”“高深”作空架子。袁枚还说：“诗者，人之性情也，近取诸身而足矣。”（卷一）又引 九华寺描联“非名山不留仙住，是真佛只说家常”（见卷八第９７条）说明取材问题。通观“性灵 派”诗的题材，可以看出大多是描写日常生活情趣和即目所见的自然景物，虽然平平凡凡，琐琐屑 屑，但大都机趣盎然，使人感到津津有味。袁枚在《续诗品·即景》中还说：“混元运物，流而不 住，迎之未来，揽之已去。诗如画工，即景成趣。”家常事，寻常景，这些都是人人所经常见到却 又很少有人能发现其中之“趣”的。性灵派诗人能将蕴藏其中的“趣”发掘表现出来，不正说明他 们慧眼独具，匠心独运，才华、灵气确实不同于一般吗？其次，诗中内容不必拘于格调高下，境界 大小，只要能自然有趣即可。袁枚曾有句云：“人无风趣官多费”（卷十四）可见达官贵人为了装 腔作势丧失了许多风趣。一部《随园诗话》，很少故作高深清雅，其作诗、选诗、评诗的取舍标准 全在于是否有趣。如书中卷十四第２４条说：“写怀，假托闺情最蕴藉。仲烛亭在杭州，余屡为荐 馆，最后将荐往芜湖，札问需修金若干，仲不答，但寄古乐府云：‘托买吴绩束，何须部短长？妾身郎惯抱，尺寸细思量。’宋笠田宰鸠江，官罢，想捐复。余劝其不必再出山。已而宰两当，以事滴戍，悔不听余言。亦札外寄前人《别妓》诗云：‘昨日签歌罢画楼，今朝挥泪送行舟。当时嫁作商人妇，无此天涯一段愁。’某明府欲聘陈楚南，陈寄《商妇怨》云：“泪滴门前江水满，眼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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