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民族的精魂──读张炜的《柏慧》、《家族》葛福庆鲁迅曾称赞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位残酷的天才 ，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①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对“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最为 精当的概括。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知识分子站在东西方文化碰撞的至高点上，在对传统、特 别是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审视中，第一次较为彻底地完成了传统文人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他们告 别了传统文人的边缘位置，走向时代的中心，第一次以理性的目光审视我们的民族历史传统，用“ 民主”和“科学”对民众进行启蒙。启蒙大众成为“五·四”知识分子的自觉选择，同时，他们在 启蒙大众时，也用“科学”和“民主”的态度来审视自己。“五·四”知识分子的理性自觉来源于 对自身的理性的审视。他们（特别是鲁迅）毫不留情地把自己推上历史的审判台，去经受灵魂的拷 问，在拷问中使自己真正成为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但“五·四”的辉煌很快过去，中国历史由 “五·四”启蒙时代进入到抗日救亡时代，救亡使知识分子逐渐迷失了自身，再次被抛到时代的边 缘。在这历史的转变中，知识分子到了五十年代已被转变成为“改造”的对象，在十年浩劫中，知 识分子已被视为“牛鬼蛇神”。历史经过了一个怪圈后，步入新时期，知识分子才又回到“人”的 位置上来，重新审视自己、审视社会。巴金的《随想录》，反映了一位世纪老人的心灵历程，也标 志着中国作家走上自我反思之路。新时期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张伟，踏着前人的足迹，从历史中走 来，又走上精神的高原，成为一位孤独的“守望者”。他在拒绝“宽容”，逃离“污浊”的征程中 ，把知识分子推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进行灵魂的拷问，“审问”别人，也审视自身。从某种意义上 说，《柏慧》与《家族》是对“人”的灵魂拷问的产物。《柏慧》与《家族》是张伟用心灵激情建 构的大厦，具有较为丰厚的文化意蕴，本文试图从《柏慧》和《家族》两部作品中探寻对知识分子 灵魂拷问的意义。一、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一）“假冒伪劣”型——位置的“固守”者读啪慧 》、《家族》，象柏老、瓷眼、黄相这类知识分子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存在。柏老、瓷眼、黄油一步 步走上权力的宝座，也一步步远离知识分子应具有的品格，他们由悲剧的受害者逐步变为悲剧的制 造者。柏老因为学着写了几篇稍稍沾了一点不知是地理学、土壤学还是地质学边儿的小东酉，结果 被一位重要人物发现，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因急等人用，他进修期未满便被派到一所著名的学 院中去。应当说，柏老对自己还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他觉得自己走进学界真是天大的误会。 他在忍受常人无法忍受的委屈。他时常回想事情的起因和发展的一个个关节，常常为那一次次过失 、容易引起误解的行为而痛感惋惜！是的，他的雄心和抱负从来就不算少，他压根就不想搞什么著 作当什么学者院长之类。他喜欢更痛快更直接地干点什么，比如说过一种真刀真枪的生活……”。 尽管柏老在开始时作过有为的反抗，但可悲的是，他逐渐地默认了自己是一个“战士”。虽然心中 充满痛苦，也只有暗暗地怨恨那个轻率发布命令的人。他尽力压抑着心中的怨恨与厌恶，因为他明 白流露这种情感是危险的。从此，他成为一位“名副其实”的学者。他心中有委屈、有追悔、同时 也有恐惧，确切地说，他的角色需要有相应的“成就’作陪衬。时代为他创造了条件，他先利用口 吃教授等人写成两大卷的地质学著作，然后用手中的权利、罗织罪名对口吃教授进行百般折磨，使 他永远回不到学术界。从而把那两卷本的地质学著作较为坦然地霸为己有。一个时代的荒谬把柏老 推上了院长的位置，他曾竭力地抗争，但还是逐渐地认同了这种角色，而这一认同是以抹杀自我个 性为代价的。我们责怪那个时代的荒谬、那个轻率发布命令的人，但更为柏老感到悲哀。他由一个 被害者已逐渐成为害人者，尽管他心中充满痛苦与无奈，也仅是“心怀侥幸和委屈的合作者”。如 果说张伟是用不乏同情的笔触抒写了柏老的内心世界，那么对柏老这一家族的继承者瓷眼则是充满 了极大的愤怒。瓷眼的所做所为与柏老的行走轨迹近乎“雷同”，只不过是他连拍老内心的那份愧 疚也没有了。他的所谓著作大都出自别人之手，并利用当时的形势、玩弄手段把老所长置于死地， 爬上了所长的宝座，从而堂而皇之地以所谓的“著名专家”的面目出现。尽管“他像柏老一样，对 这个光环在内心里极为厌恶和鄙视，但又不忍放弃；因为他实在太需要它了，没有它，他简直就不 能生存，就成了毫无价值的一个废物”。专家的头衔已成为他生存的必不可少的工具，但他清醒地 意识到自己不配做专家，却又要保住专家的称号，那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自己身边的正直的专家 置于死地。只有真正的专家才是他致命的威胁。他怀着这种“永恒”的恐惧心理，收买工作人员， 结交黑道人物，“几乎满足了所有的‘人’”，从而一步步地孤立真正的专家，把他们从自己身边 永久地清除出去。黄湘更是这一家族的天才继承者，他伙同瓷眼，积极配合“大开发”，篡改科学 数据，迎合上级意图。他不过是闲着无聊，捣乱一下，打击朱亚，从而获得一种心灵的快感。本来 是一个时代的错误，把柏老推到了知识分子群体中，他曾对那一时代抗争，同时也对自己抗争。这 种抗争是极为宝贵的，使柏老具备了真正知识分子的品格，但可悲的是，他很快就放弃了这种抗争 ，也失去了他的独立个性及独立价值，接受了社会对他的认可，从而走上了“捍卫”那个虚伪的光 环而迫害人的道路。瓷眼、黄湘作为柏老这一家族的继承者，完全放弃了柏老身上仅存的某些良知 ，全靠投机取巧，拉拢各种关系，在单位建立自己的专制王国，施用各种手段，对知识的真正拥有 者打击报复。他们对知识的恐惧，导致了对知识者的残酷，也正是这种残酷维持着他们在知识群体 中的领导地位，成为权力位置的“固守”者。他们的先辈曾拥有那份可贵的心灵的痛苦，但很快被 他们家族的后继者遗忘，从而只剩下恐惧与残酷。他们曾是一个悲剧时代的牺牲品，但在演绎自己 悲剧的同时又演绎着更多人的悲剧。这就陷入可怕的怪圈之中，知识分子群体中本没有他们的位置 ，他们却又领导着知识分子。他们的残酷使他们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只有在对真正知识分子的迫 害中才能获得对恐惧的暂时忘却。他们是可恨的，但更是可悲的，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其自身。 （二）“见风使舵”型——位置的迷失者如果说张伟对柏老、瓷眼、黄湘灵魂的拷问是残酷的，那 么对来亚与老胡师的一些学生的拷问则是严峻的。尽管柏老的有些做法出于无奈，但他的家族的继 承者瓷眼、黄湘等已几乎完全沦为整人的“机器”。这一机器的运转恐怕得力于朱亚与老胡师的一 些学生的“支持”。瓷眼、黄湘为整垮朱亚，利用资格考察之机，施展种种伎俩，对一部分知识分 子进行收买拉拢。结果“那些投反对票的人，其中一大部分是导师的学生，是在他的直接和间接指 导下成长起来的”，以致张伟发出愤怒的感慨：“这就有理由让我们思考和怀疑：即便在所谓‘知 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并没有太多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基本的、并不复杂的 检验面前，很容易就显露了自己的卑贱、”这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时代的考验面前，成为苟活者。他 们没有独立的自我，随波逐流，在现实中无法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成为位置的迷失者。这类知识分 子可分为两种类型：“助纣为虐”型和“明哲保身”型。“助纣为虐”型表现为投机取巧者、恐惧 者和无主张者。在瓷眼、黄湘的淫威面前，投机取巧者清醒地认识到①三所的形势，为了自己的前 途，投入瓷眼的怀抱，主动为瓷眼分忧解难，积极支持瓷眼的一切罪恶活动。恐惧者害怕瓷眼的淫 威，也阻战心惊地加入到瓷眼的行列。无主张者在瓷眼的拉扰与诱惑下。暂时与瓷眼站在了一起。 “明哲保身”型表现为同情而不敢言者和原斗争后妥协者。这部分知识分子还具有可贵的良知，但 他们虽尊崇朱亚的学识，同情朱亚的遭遇，却又不敢站出来，或曾站出来，在瓷眼的威胁下又退回 去，保持无奈的沉默。知识分子作为民族的精英阶层，本应具有独立的个性，而“见风使舵”型的 知识分子却沦为奴仆，成为苟活者。这是知识分子自身的悲剧，也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屈原忧国忧 民，却无法施展自己的才智，蹈泪罗江自杀；老舍也因为无法排解胸中的郁结而跳湖自杀。我们无 须指责他们的死是否值得，仅仅是他们为自己的追求而献身的勇气就使他们的自杀具有了永恒的价 值。但在过去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毕竟太少，无数的知识分子在严峻的考验时刻屈服了。他们 之中有一部分明哲保身，还有的出卖了自己的朋友，有极少数甚至是编造谎言诬陷他人。尽管有一 些人靠出卖自己的人格游刃于当时的政治夹缝中，但大部分仍无法摆脱悲剧的命运。张伟说：“人 不过是分成两种：容易屈服的人和不容易屈服的人。屈服了，然后再做其他事情。屈服是变得可怕 的开端，是不值得信任的开始。从已经屈服的人当中，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人也不过是忍受者。稍稍 退一步，就是出卖和背叛，是对丑恶的尾随和帮手。”②尽管张伟认为屈服是无罪的，但他无法容 忍“假冒伪劣”型和“见风使航”型知识分子的灵魂堕落。也许正是张伟对他们的鄙弃与愤怒，才 对他们灵魂深处的“鬼气”揭示得这么深。张伟也正是在对他们的批判中，去寻找家族“灵光”， 去塑造民族的精魂。二。寻找民族的精魂“任何一个时代，总有在绝望中挣扎的不败者．‘他们可 以被毁灭，但他们就是不能够被打败。’只要太阳每天照样升起，那么他们就是人类的星光。”“ 张伟要去寻找自觉承担起历史使命的民族脊梁。《柏慧》与《家族》中的捍卫正义型的知识分子正 是这种民族脊梁的典型，在他们身上，涌动着我们民族的精魂。张伟在谈《家族》时曾说：“支撑 它的远不是什么灵感之类，不是一个构想和冲动。那真是难以销蚀和磨损的激情。”ｏ如果说张伟在拷问“假冒伪劣”型与“见风使舵”型知识分子充满愤激之情，那么对捍卫正义型知识分子则充满了崇敬之情，这是真正用激情去抒写。是曲子、山地老师、口吃教授、陶明、朱亚、“我’等知识分子自觉地承担起历一史的苦难。这一家族“为了正义和理想，为了事业不断地牺牲。他们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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