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说与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黄朴民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得到很大的发展，取 得突出的成就。这既表现为《左传》等史书和儒、墨、道、法学派的著作中，对军事问题的高度重 视和深刻论述；更体现为《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成熟兵书的纷纷面世。它们为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更深的层次考察，诸子论兵之作的丰富和兵书理论体系的完善，在 当时是互为关系、相辅相成的，即兵书的发展，给予诸子军事思想的成熟以有力的推动；而诸子的 基本理论，又对兵书文化精神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本文旨在通过对战国兵书接受诸子学说渗 透与影响这一现象的考察，来把握战国兵书的时代特征和历史地位。不当之处，尚祈方家郢政。一 、战国学术兼容与兵书政治色彩的强化我认为，在先秦诸子之间，存在着一种学术思想在尖锐对峙 中悄然兼容的倾向。这种“兼容”，一是表现为诸子各家对不同学派的抨击和攻讦；一是表现为诸 子在自己的学说中，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来丰富和完善自己的体系。前 者，体现了诸子间的对立与冲突，反映出其“异”质的一面。正是由于这种“异”的存在，诸子各 家就强调“交流”的必要性。后者，则体现了诸子间的内在联系与贯通，反映出其“同”质的一面 。恰恰是这种“同”的现实基础，又给学术思想的“交流”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前者是占据主导 的，后者是处于从属地位的。所以，这种学术思想的兼容，乃是对峙前提下的合流。我认为，由于 对峙，决定了各学派之间特有的基本面貌；又由于兼容，各学派才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自己。这一 学术大趋势，也决定了诸子的学术思想，势必渗透到同时期的兵书中去，使其呈现出独特的时代文 化精神。当然，这种学术兼容及其对兵书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其表现在程度上是有所不同 的。具体地说，在战国中期以前，学术思想的对峙性质尤为突出。如孔子就明确主张“攻乎异端， 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孟子之排斥异端，尤是众所周知：“杨墨之言不息，孔子之道不 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讠皮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 》）。至于墨家、法家在攻击排斥异端，提倡思想一律方面，较之于儒家，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表明，在当时诸子间，对于吸收自己对立面的有用东西来丰富充实自己的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 。在这种社会思潮大氛围下，兵家对于吸收其他诸子的思想的认识，也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局限。所 以，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虽然也有“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上下同欲者胜”等观点的提出 ，但更多的却是从军事学本身的角度立论，而很少能看到诸子思想的具体渗透和影响。然而，随着 时代的发展，某些思想家开始考虑如何在保持自己思想主体性，肯定自己思想正确性这一前提下， 借鉴和汲取其他学派的某些思想内容，来丰富和发展自己的学说。《荀子》、《庄子》以及《吕氏 春秋》等对此均有比较集中的反映。如《荀子·解蔽》在批评诸家弊端的同时，也指出“此数具者 ，皆道之一隅也。”即承认各家都尚有合理的部分。又如《庄子·天下篇》也认为“百家皆有所可 ，时有所用。”与这种认识相适应，学术思想在战国中晚期也出现了重新整合与融汇的新气象。这 在儒家，是出现了汲取法家之说而集儒学之大成的荀子；在道家，是出现了立足于老子思想的主体 性，同时兼容并取诸子百家之长的黄老学派；在法家，是出现了引入君主南面之术等道家要义，并 充分汲取儒家“纲常名理”原则、墨家“尚同”思想的《韩非子》。至于以《吕氏春秋》为代表的 杂家学派的形成，更标志着诸子学说兼容历史趋势的强化。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稍晚出的兵书， 如《司马法》、《吴子》、《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等等，就开始较多地受到诸子学 说的某些渗透与影响，传递当时各家学说的各种政治文化信息。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精神的构 建的影响，比较集中地体现为在战国兵书中，较多地带上政治伦理学的色彩。这是由中国古代学术 的本质特性所决定的。因为政治、伦理思想占有主导地位，乃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特征。所谓 “六合以外，圣人存而不论”（《庄子·齐物论》），就是这个含义。近人梁启超在其名著《先秦 政治思想史》中也明确指出了中国古代学术的这一基本特色：“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 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 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受这一文化传统的影响和制 约，使得战国兵书注重将军事问题较大限度地从属于政治伦理学的主体，换言之，就是使其许多军 事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伦理学的具体诠释。战国兵书中都有大段大段的政治色彩浓厚的论 述，而且一般都放在全书的首篇或靠前位置，例如《司马法》的“仁本”、“天子之义”；《尉缭 子》的“天官”、“兵谈”、“制谈”、“战威”诸篇；《孙膑兵法》中的“见威王”；《六韬》 中的“文韬”；《吴子》中的“图国”等等，就是明证。它们均不是纯粹从军事学的角度立论，而 是从政治学的本体基础上对军事问题进行理性的认识和总结。这应该说是诸子学说对战国兵书文化 精神构建施加影响的必然结果。二、战国兵书中所反映的诸子理论色彩儒、道、墨、法、名、阴阳 是战国时期主要的思想学术流派，集中地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基本面貌。战国兵书文化精神构建 中对诸子学说的汲取和提炼，也主要表现为对这六家学派思想理论的接受。儒家学说是战国时期的 “显学”，它的社会影响极大，其基本精神对战国兵书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儒家学说在战国时虽 有孟、荀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异，如思孟学派更为恪守孔子的思想立场，侧重于对仁义的阐述，特别 重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而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批判地综合各家的特色，侧重于对“礼制”和“礼教 ”的阐述。但其基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即讲究“仁义”，提倡“礼乐”，严格等级名分，注重道德 伦理教育和自我修身养性，重视“民本”，追求由“小康”臻于“大同”的理想社会，等等。它们 的影响所及，使得战国兵书普遍注意强调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注意民心的向背对战争胜负的影响。 这些构成了战国兵书指导原则（宗旨）上的浓厚儒学色彩。具体言之，即表现为当时兵书通常以儒 学精神来判断战争的性质，把握战争的目的，认识战争的成败。战国兵书中有关战争目的与性质的 论述，就比较突出地体现了儒家在把握这些问题上的基本精神。它们对军事活动必要性以及根据宗 旨之认识，基本上与儒家“吊民伐罪”的原则相一致。这就是《尉缭子·武议》所说的“故兵者， 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然而，它们同儒家一样，称赞寝兵息战为圣德之治，肯定“兵不血刃” 而定天下为用兵的最理想境界：“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司马法·仁本》）；“全胜不斗 ，大兵无创，与鬼神通”（《六韬·武韬·发启》）。认为兵为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兵者， 凶器也；战者，逆德也；争者，事之末也。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尉缭子·兵令上》）。 指出一味依赖武力，频繁用兵，乃自辱之道，必然招致败亡：“然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 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孙膑兵法·见威王》）。战国兵书对于战争成败之关键的理解，也大 多本于儒家的看法。它们认为战争的成败得失，多取决于政治的清明与否，仁义礼乐的推行与否： “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司马法·天子之义》）。强调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天时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尉缭子·战威》）；“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 国，则战已胜矣”（《吴子·图国》）。值得充分注意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在战国兵书之 中得到了有力的体现。这是儒家思想对当时兵书文化精神构建最富有积极意义的影响。这种“民本 ”思想，在《司马法·仁本》中的表述，就是“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 ，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在《尉缭子·战威》中，是“励士 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丧之亲，民之所营不可不显也。”而《六韬·武韬·发启 》中则表述为：“无取民者，民利之；无取国者，国利之；无取天下者，天下利之。”战国兵书中 这些渗透着儒学精神的军事“民本”观念，如果不单纯考虑其实施的效果，而从理性的角度分析， 那么，就应该承认它含有相对的真理颗粒，值得后人借鉴和继承。法家学说对战国兵书的影响也是 显而易见的。法家的要义是“尊主卑臣”，提倡“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史记·太 史公自序》），“信赏必罚，以辅礼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主张“循名以责实”， 强调加强君主专制，以严刑峻法治民，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建立统一的集 权国家，以农致富，以战求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所有这一切，都说明法家学说的本质特性为 具体的可供操作的政治权力思想。在现实生活中，它比“迂远而阔于事情”的儒学显得更为高明。 兵书要积极发挥自己适应统治阶级需要的现实功能，自然完全有必要融合汲取法家学说的某些内容 。从现存的战国兵书内容来看，它们都充分吸收了法家厉行赏罚的主张，极力提倡在军事活动中明 赏严罚，以保证军队上下统一号令，强化军事纪律。这就是《尉缭子·制谈》中所言的“吾用天下 之用为用，吾制天下之制为制。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使民 扬臂争出农战，而天下无敌矣。”这里不仅讲求赏罚，而且将赏罚直接与奖励耕战结合起来，这与 《商君书》、《韩非子》、《管子》的思想实有相一致之处。另外像《六韬·龙韬·将威》中说： “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吴子·治兵》中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等等，也同样体现了法家的赏罚理论。从实际操作角度看，法家的赏罚严明主张的确符合军事活动的组织要求，因此为战国兵书所广泛吸收，其中尤以《尉缭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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