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讽刺诗渊源流长，最早的大概要追溯到《诗经》，其《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章以辛辣的语言无情 嘲讽了周正前贵族鱼肉人民、作威作福的丑恶行径，实开讽刺诗之先河。其后，孔子继承了这个优 良传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诗“怨”说，为以后几千年的讽刺诗史奠定了理论基础。自此起．历代 贤哲圣儒、劳苦大众都以满腔激情或口诛或笔伐，以诗泄胸中之愤、刺社会黑暗、世事之不平，终 汇成煌煌一部讽刺诗史。由于种种原因，前人才讽刺诗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只有零星几篇研究论文 ，更谈不上专门而系统性的专著了，这未免让人感到遗憾。但真正面对浩如烟海的典藉资料．辑优 成材，条分缕析，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并以此涵盖中华数千年之讽刺诗，确为一件难事。 令人欣喜的是，这一弥补中国诗歌研究空白领域的开创之作终于面世了。这就是陈华编审的《中国 古代讽刺诗综论人陈华先生立意高远，力图建立起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继者提供了一个坚实 的基础。最则显的一点就是注重从史的角度人手，揭示讽刺诗发展的轨迹。政治讽刺诗作为骚人墨 客、黔首黎民针相时弊、倾泄愤怒之情的得力工具，在所有讽刺诗中无疑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其 源于何时，则史无定论。著者从唯物史现出发，认定其产生的时期既非班固在《汉书·礼乐志》所 论，又非郑百《诗谱序》所定，年代应该更早。因为一代文学的萌芽期当远远早于成熟期。至周， 《诗经》广其流，或讽或谕，或刺或怨，形成蔚蔚大观之势，追至秦之民谣，汉之乐府，政治讽刺 诗无论在艺术手法还是思想内容都胜于前代。唐时，政治讽刺诗创作达到了高峰，出现了领一代风 骚的杰出讽刺诗人白居易。其后，政治讽刺诗虽有渐衰之势，但仍不失为人民大众一泄胸中不平之 气的艺术手段。讽刺诗源于现实生活，社会政治的腐败、黑暗是激发诗人创作的原动力，因而现实 主义精神始终贯穿于其中。在探讨讽刺诗创作精神的过程中，著者也始终坚持唯物主义思想观，从 现实入手，共同该时期的讽刺诗相参照，写作方法上，也遵循“史”的原则，按照时间以及诗本身 发展的顺序来写，极有条理。继《诗》、《骚》之后形成的汉代民谣及乐府诗是对汉尤其是桓灵时 期腐败、丑恶现实的揭露。被誉为“建安之杰”的曹植，其讽刺诗则是他屡遭迫害之后被迫发出的 一胜悲愤、痛苦以及怨恨等复杂的感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骨肉相残、兄弟叵目的残 酷现实。两晋之际，司马氏专权，采用高压政策，滥杀无辜，抑压贤良，为避杀身之祸，大部分文 人或托身“黄老”，崇尚立淡，或采取隐讳手法，在诗中曲折地讽刺现实。左思便是其中之一，其 诗作深含悲怨，刺而不露，排而币怒，委婉而又真实地揭露了社会的种种弊端，表达了对社会的不 满和对自身命运的深切关注之情‘迄唐，虽有“开元”、“光武”等所谓盛世，但上层统治集团内 部结党营私、嫉贤妒能、欺压人民等丑恶现象始终伴随着大唐帝国，尤其是“安史之乱”以后，社 会更为黑暗。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出现了李！”1的《古风》，白居易的“讽谕诗”以及新乐府 诗。至宋代，尤其是在南宋，统治集团偏安一角，骄奢淫逸，不思进取，面对此半壁河山，陆游、 辛弃疾等爱国将领大声疾呼，力争北上，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便出现了讽刺词。下延到清，尤其 是清末，敌寇日侵国土分离，民生凋弊，政治腐败。龚自珍、黄遵宪等一批爱国诗人愤而赋诗，以 笔代口，无情讽刺了内奸国贼、贪官懦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著者这种溯源探流的写作方法． 既承中国史传文学之一37一传统，又符合国人的阅读习惯，无疑是成功的。在注重以史为轴心的 纵向研究中，著者还注意横向探索，并大胆打破旧传统，提出了广义的讽刺诗概念，即“诗中含有 刺意，或离以调意，或具讽刺功能”的都可并入讽刺诗一类中。因而开阔了视野，把题画诗也归人 讽刺诗中，并进一步考证了题画诗的起源、写作方法、审美标准等，并敢于推翻原有定论，提出新 的见解，为题画诗研究注入了新鲜的活力。按照传统的观点，小说与诗是两个互不关涉的文学样式 ，至于讽刺诗与小说更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了。但作者目光敏锐，善于观察、总结，在别人忽略的地 方挖掘出了新鲜的素材，从小说中发现了讽刺诗，并结合整个作品加以系统研究。本书中，著者以 《红楼梦》为个案，详细地探讨了讽刺诗题材选取的主体性原则、再现客体的讽刺性艺术手法以及 讽刺客体之间的组合、联结等，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诗与小说的关系，为小说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天地，也为后来从事小说写作的创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艺术手法。不仅如此，著者还把同 、曲引入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细致入微的研究精神，系统流理了讽刺词、曲。在 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把讽刺词分为“我刺于景”、“寄讽于典”、“含讽于清”三种类型，把 讽刺曲的表现方法归结为二种：“讽寓铺叙”和“体小锋利”。著者这种“全景式”的探索方法扩 大了讽刺诗研究的范畴，为讽刺诗研究者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的领域。如果为研究而研究，仅 仅注重于材料的搜集，而不进一步探讨隐含于其后的作者心态、文化背景、政治背景以及与此相关 的内容，则不能称之为一种成功的治学方法，或者至少说是一种不彻底的研究。陈编审杏坛执教多 年，治学数十春秋，论文、专著数十篇（部），早已形成谨严的治学之道。在本书中，他坚持“知 人论事”的态度，不仅细致入微地研究作品，而且深入探索隐于其后的作者心态、政治、社会背景 ，即其所说的“三境”。首先从《诗经》入手，用大量笔墨分析了《风》、《雅》中三十多首讽刺 诗，最后总结出先秦讽刺诗的文化心态是“优”，即优怨的感情，继之，以《离骚》为剖析对象， 联系屈平的不幸遭遇，得出其文化心态为“忧愤”，至唐，政治讽刺诗发展到高峰，贯穿于其中的 文化心态为“忧时”。这样，就从上下几千年讽刺史发展进程中拎出了一条情感主线：“忧”。因 而，无论诗人怎样愤播、怎样＿7Q嫉时厌世，其创作讽刺诗的根本动机还是表达一种“忧郁”的 感情，讽刺诗只是发泄这种情绪的外在形式，凝结于其中的仍是对美好、对未来的不懈追求。为彻 底把握讽刺诗创作的动因，著者又进一步开掘、总结出产生这种文化心态的三个主要因素：化系于 政治弊端、化系于国难民疾和优系于身处逆境。这从根本上分析了讽刺诗产生的根本原因。·对于 具体作家作品亦如此，如刘禹锡，其《戏蹭看花君子》就是因政治革新被贬朗州，十年回归京师所 作，抒发的是一种感慨和不平。《妻兮吟》是永贞革新失败后，针对反动派的诬陷和恶语中伤而作 ，表达的是一腔悲怨之情。其它如杜甫的《丽人行》是针对杨国忠兄妹飞扬跋扈，朝政腐败而作， 李贺的《官街鼓》是因目睹皇帝笃信道教，盲目追求长生不老而发，曹植的《野田黄雀行测因遭受 其兄曹丕的迫害、生存环境险恶而吟，如此等等。这种研究方法，于研究者而言，能挖掘的更为彻 底，而于读者来说，为其理解原文提供了有利条件，确为一举而两得。著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在肯定讽刺诗具有“针伍时弊”的美刺作用时，并没有盲目乐观地把其推崇到等齐 于阶级斗争的地位，认为讽刺诗只能是一种艺术手段，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以舆论监督，也可 能在一定程度上使统治者认识到自身的不足并设法改良现状，讽刺诗不能取代阶级斗争，社会变革 仍需要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本书也重点分析了文人讽刺诗的局限性，著者截取最能代表讽刺诗成 就的唐代诗坛，详细分析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的讽刺名篇，认为由于受儒家诗教原则的影响 和传统文风的束缚，文人讽刺诗的创作主旨只能是“补察时政”、“致君尧舜”，其根本目的仍是 改良社会现实，这也是传统文人在对待社会现实面前共同的致命弱点。这一结论无疑是准确而精当 的。讽刺诗的研究十分薄弱，前人没有现成的理论，更无可供借鉴使用的概念。要想进一步研究， 只有独创天地。其于此，著者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概念。以第十八篇为例论之。讽刺诗作为一种文 学样式，必然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特色、审美标准。在深入研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著者提出了 “虚”与“实”这两个相反相承的概念，并以此涵盖了讽刺诗的基本特性。所谓“实”，既表现为 创作内容——审美客体，又指“创作手法，表现为直沉实人、实事”。“虚”作为一种创作手法， 指实象虚现，以虚讽的表现手法达到实讽的创作目的。二者的关系应为“虚实兼顾，并行错出，是 中国古代诗歌，特别是政治讽刺诗创作的不可违背的主要原则；不可孤立地看待虚与实的关系，把 它们对立起来。”这样，就从错综复杂、纷繁变化的万平诗作中发现了一条线索——创作原则，并 以此反过来指导讽刺诗的研究。讽刺诗肇始于民间，民间讽刺诗的战斗性也最强，本书对民间讽刺 诗的研究还不够。民间评书、鼓词中也有大量的讽刺诗。作为唐代民间文学的集大成者，敦煌民间 文学中也有大量的讽刺诗。这些提供出来供著者参考，并祝愿陈先生在讽刺诗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 就！评陈华编审《中国古代讽刺诗综论》@刘传武淖髡咝奶⑽幕尘啊⒄伪尘耙约坝氪讼喙氐 哪谌荩虿荒艹浦恢殖晒Φ闹窝Х椒ǎ蛘咧辽偎凳且恢植怀沟椎难芯俊３卤嗌笮犹持唇潭嗄 辏窝呵铮畚摹⒆ㄖú浚缫研纬山餮系闹窝е馈Ｔ诒臼橹校岢帧爸 寺凼隆钡奶龋唤鱿钢氯胛⒌匮芯孔髌罚疑钊胩剿饕谄浜蟮淖髡咝奶⒄巍⑸缁岜尘埃 雌渌档摹叭场薄Ｊ紫却印妒啡胧郑么罅勘誓治隽恕斗纭贰ⅰ堆拧分腥嗍追泶淌 詈笞芙岢鱿惹胤泶淌奈幕奶恰坝拧保从旁沟母星椋讨浴独肷А肺饰龆韵螅 登降牟恍以庥觯贸銎湮幕奶坝欠摺保撂疲畏泶淌⒄沟礁叻澹岽┯谄渲械奈 幕奶坝鞘薄薄Ｕ庋痛由舷录盖攴泶淌贩⒄菇讨辛喑隽艘惶跚楦兄飨撸骸坝恰薄Ｒ蚨蘼凼嗽跹卟ァ⒃跹?Q嫉时厌世，其创作讽刺诗的根本动机还是表达一种“忧郁”的感情，讽刺诗只是发泄这种情绪的外在形式，凝结于其中的仍是对美好、对未来的不懈追求。为彻底把握讽刺诗创作的动因，著者又进一步开掘、总结出产生这种文化心态的三个主要因素：化系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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