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都带’，而非‘只有’”警句的遭遇以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审察人。把握人和表现 人，这是鲁迅所坚持的一条十分明确的原则。然而，我们若要全面、准确地了解、认识鲁迅对什么 是文学中的“人”的意见和看法，除了应牢牢盯住他所认定的“人”具有阶级属性的许多话语之外 ，万万不能忽视，他还有这样的见解和主张：“在我自己，是以为若据性格感情等，都受‘支配于 经济’……之说，则这些就一定都带阶级性。但是‘都带’，而非‘只有”’。①（着重点为引者 所加）‘都带’而非‘只有”’，说得多么好啊！这寥寥六个字，不仅充分体现了鲁迅的不和众嚣 ，独具我见的研究个性，而且还因为它对人的个体、个性的解说，于充分顾及到经济关系和阶级关 系的制约的同时，又很好地突破了只从外部规定去认识人的局限性，在一种开阔的艺术视野中，看 到了人性中被“制约”的和未被“制约”的、被决定的和自我选择的、被塑造的和自我塑造的、理 性的和非理性的、表现出来的和潜在的、现实的和可能的等丰富多采的内蕴和科学的品格。因此， 在我看来，鲁迅以““都带’，而非‘只有”’阶级的属性，去解说社会现实关系中（也包括文学 里的）人的性格、感情的观点，比起那些往往只依了马克思“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经典名言， 便简单地、浮浅地将“人的本质”，将人的社会属性、作为人的全部内容来认识的所谓“理论”， 要高明得多，正确得多。这是因为，为政治和经济提供感性材料，绝不是作为审美关系产物的文学 的目的和任务，只侧重于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制约来认识、来表现人的阶级意识、阶级地位、阶 级立场、阶级关系、阶级行为，而轻视甚至忽略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也不是文学艺术掌握世界的 方式。“文学是人学”。人又是广义的文化载体。因此，从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心理学、哲 学等不同角度来把握人和理解人，从种族特征、民族特征、行为习惯、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情感 方式、人格观念。伦常观念、知识结构、遗传基因、创造能力等文化内容来认识人和表现人，从个 人参与社会和历史的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所显现出来的个性形成过程、个性结构、以及深层心理意 识等多种层面，来刻划人和描绘人等等，便象从社会现实的制约来审察人和探究人一样，同样是文 学必须关注的视点和必然涉及的内容。而这些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是很难用“阶级性”一语涵 盖得了的。饶有意味是，鲁迅不但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更以成功的典型形象的塑造，为这一观点提 供了具象诠释和有力的证明，以致不禁使人想到：他的这个观点的形成，除了因为他有卓特的见识 和深遥的洞察力之外，还融合了他艺术地把握世界时深沉的体验和丰富的阅历。他笔下的阿Q便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一降生便使许多人感到栗栗危惧的老中国的“乏”儿子，他的“农民”的身 份，曾经过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亲自审定。可是，他那可耻的消极的精神胜利法，如果只 用阶级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待、去量度，显然与农民的“本质”不合。尤其棘手的是，阿 Q的精神胜利法，竟又象一种病毒，会侵入到各色人等的身上，用茅盾的话来说便是：它“是普遍 存在的；从‘表表请公’到‘正人君子”’到“知识分子，市民，乃至劳动人民，都是或多或少地 有几分阿Q的‘精神品质”’，甚至“在今天的我们，伯也不敢完全肯定地说：阿Q这面镜子里没 有自己的影子。”②面对这一超时空、超阶级、超阶层的病态精神现象，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 ，又能有多少用武之地呢？要走出这窘境，除了我们老老实实地回到鲁迅早已指出的人的性格感情 虽然“‘都带’而非‘只有”’阶级性这条道路上来之外，还有别的可供选择的出路么？没有了。 本来，象鲁迅这一别开生面而又具有科学品格的文艺观点，应受到重视才对的。可惜，在～段特定 的历史时期里，我们的理论批评界，对此却嫩若寒蝉，不管情愿或不情愿，大都匍匐在庸俗社会学 的阴影里。反映在当代文学的创作实践里，作家们为了使自己的作品获得某些人承认的历史价值， 便总喜欢以社会人代替那些有不可重复的特点和特征的具体个人。正因为创作的主体有了服从政治 需要、服从阶级斗争需要的文学属性观念，他们在体验、观察、把握、评价人的过程里，在不敢怠 慢人的阶级属性的时候，对于人的心理内容和心理发展方面，对于历史发展与现实网络的矛盾运动 所产生的人的生命意识、忧患意识、悲剧意识、历史意识、现代意识，均极少理睬。却在“英雄” 主义概念的挟持之下，围绕着对重大题材的追求和新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带着由衷的热爱、沤歌甚 至崇拜的心理，把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当作完全的人、超人，尽情地歌他们的功，颂他们的德，便成 了文学创作唯一的驱动力和牵引力了。由于在对人的审美观照中，不能打破人格的单维结构，不敢 突进人格的多层次性和人性深层中的动态内容，结果，作家笔下的人物，不是具有神性的崇高、伟 大、超凡入圣的英雄，就是只有魔性的渺小、卑劣、狠琐下作的歹徒。在怎样看待文学中的“人” 的问题上，应该说，是早就有人看出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对文学创作的严重束缚的。胡风提出的对 “人生的气息”的“探幽”，主张在深刻地认识生活对象，勇敢地征服生活对象的基础上来提炼出 一个人的世界；巴人、’王淑明等提倡的研究、表现人类共通的人情、人性以及它的“异化”和“ 复归”，其中都有合理的内核和很好的见解，不幸，都被简单、粗暴地强压一去了。直到新时期到 来以后，文学才出现向人学的回归，才对人的完整性和个性予以足够的重视。二、不许“睁了眼看 ”希望“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这 是鲁迅文艺思想中的又一个重要观点。从这个观点出发，他渴求作家要敢于冲破规定得“非常之严 ’，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的教规、礼法，养成“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 社会现象”敢于“正视的勇气”，唯其如此，“这才可望敢想，敢说，敢作，敢当”。否则，“倘 使并正视而不敢”，对“却要身受的”“由本身的矛盾或社会的缺陷所生的痛苦”，都“闭上了眼 睛”，甚至看一切都“圆满”，“无问题，无缺陷”，因而也就“无不平，……无解决，无改革， 无反抗”，“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 堕落着，但又觉得日见其光荣”，这不但会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使读者落入“诬妄中” ，而且还会“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以为世间委实尽够光明，谁 有不幸，便是自作，自受”。③应当指明，鲁迅的这些意见，完全是针对旧的文艺、旧的文人所存 在的弊端、要害而说的。然而，其字里行间呼唤作家的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要求作家应该有分明 的是非观、体现个性的心境、艺术灵动，以及作品应有的生命力、道德感、干预生活的勇气……等 等，这些不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作家和当代的文艺么？因为，不管哪个时代和怎样形态的社会，在 现实生活里，真与假、善与恶、美与丑，总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更何况某种社会的 政治、经济、文化、道德……，即使经过翻天覆地的革命变革，也正如列宁说的旧社会灭C的时候 ，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会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鲁迅也清楚地 看到了这一点，因此他在《习惯与改革》一文中，谆谆告诫“真实的革命者”：在从事革命变革的 过程中，“倘不知民众的心”，不认识改革风俗和习惯的必要和困难，不切实养成“正视这些黑暗 面的勇猛和毅力”，“则无论怎样的改革，都将为习惯的岩石所压碎，或者只在表面上浮游一些时 ”之后，又“被他们拉回旧道上去了”。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后，当作家面对新时代的降临所带来 的充沛激情，并用审美的眼光打量世界时，除了自觉地作新生活的沤歌者，反映历史的深刻动向， 表现社会的沧桑巨变之外，还必须把审察的视点对准社会深层的阵痛和疑难，特别是对准人由“旧 ”转向“新”的“角色转换”中的灵魂的痛楚，和在旧文化、旧思想、旧伦理、旧道德的找害下， 国民劣根性表现出来的种种畸形。只有这样，“唱着所是，颂着所爱”，又“热烈地攻击着所非” 和所增，④当代的作家及其作品，才算真正尽了应负的战斗的责任。自然，以批判的眼光来暴露和 鞭挞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丑恶或腐朽的人和事时，必须用人民主体的健康精神来处理，来对待， 这是应该明确的。历史已经表明，在中国这一缺少民主思潮洗礼的国度里，在社会上弥漫着阿Q似 的“讳说‘痴’以及一切近于‘痴’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 ‘灯’“烛’都讳了”⑤的氛围中，要作家们实实在在他睁开眼睛，“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 、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③是困难重重的。不过，在中国的当代作家之中，能 够“为民请命”或勇于“舍身求法”的人，还是有的。他们有浓厚自主意识的人的自觉和使文学摆 脱依附性的文的自觉。在艺术创造中，他们一方面将审美的视角对准应当沉歌的对象，另方面又不 忘记把目光向着人们真确的生存状况，向着生活中时有沉渣泛起的实情。50年代初，萧也牧的《 我们夫妇之间》对新生活中的新问题的着意观照；“反右”风暴前，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 》和刘宾雁的《在桥梁的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对新社会内部开始尖锐起来的官僚主义、 革命意志的衰退、思想的僵化和保守、品质的蜕变和腐败等问题的激浊扬清，都称得上是纠正时弊 ，颇有意义的作品。然而，由我们的社会形态所形成的社会政治体制、文化思想体制，以及8此而 派生的服膺于政治需要的文学属性观念，以塑造新的英雄形象为中心的人物描写观念，以表现公与 私的对立冲突为基本内容的主题提炼观念，决定了某些人喜爱的是赞歌，是颂诗，不喜爱立意在规劝，旨归在鞭丑的作品。所以，《我们的夫妇之间》问世不久，就被纳入如何对待工农干部的轨道，就由文艺变质为政治问题而招灾致祸。王蒙等的命运更惨。就在这人为的大悲剧里，中国当代文坛上一大批敏锐而富有朝气的、站在时代前列的、有干预生活的热情和勇气的有为作家和文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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