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山雨欲来风满楼”恰是周作人说不尽的童年里的“大气候”。做为中国最后一位传统的知识 分子的地，却在故乡的“小气候”里享有短暂的“金色的童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使 这一代（最后一代）既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没落与腐朽，又最后一次直接领悟着传统文化的内在扭 力。“夕阳”的最后一瞥，仍然是捺人情思的。从台门走向十字街头，使他成为绅士阶级的浪子， 台问之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叫四世之美”，却又处处散发着死尸的气息，科举、鸦片、养妾、缠足 ，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钱酷、非人性的部分。虽然这只是周作人童年的记忆，但却是以后他思 想中无论怎样向现实妥协，但对这些摧残人（特别是妇女、人的残杀）的天性的“丑物”，他是从 未妥协的。然而这走出台门，去向十字街头，却有着～番浪子的解措。“我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 。……吸尽了街头的空气，所差者只是没有在相公厦里过夜因此我虽不能称地道的‘街之子’但总 与街有缘。……我所以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大抵即由于此。……”（《雨天的柳）这就培育 了周作人不可或缺的土壤与文化的背景。绍兴平民的生活；终岁劳动，素朴简单中有真味。为以后 这“生活之艺术”英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根源。尽管做为本路狂花中的浪子，却在以后“两天的书” 里留下这段话：“我在十字街头久混，到底还没有入他们的帮，挤在市民中间，有点不舒服，也有 点危险（怕被他们挤坏我的眼镜），所以最好还是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看着马路哈喝几声 ，以出心中间产，不高兴时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且写意。”所以儿时 胁他只能躲“十字街头的塔”里，过着半是绅士，半是流氓的生活，与市民间的文化既有联系。又 有闲在阂。这些内在的矛盾，都变成周作人苦闷，杨俊中回忆的反馈。．大家庭的崩溃降临“狼来 了”一“捉拿犯官周福清（周作人的现父）。鲁迅在名呐喊·自序》里写到“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 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速路中。大物可以看过世人的真面目”。而此时的周作人却继续做着他： “蔷进色的梦”。但这此后的两年，走进三昧书屋，开始了中国的正统文化教育。读书，自然是读 经开始，他读的第～本想娘是“上中”，即《中庸》的上半本。中国正统文化中的、夕阳”。正是 这中麻，所以周作人后来的人失哲学，始终信守中庸主义。由于这“夕阳”以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正 统文化的影响，这里最后一代怎样也无法摆脱的。（以后缺乏系统的传统教育的几代人是无法感受 的），然而这传统的“忧患意识”在周作人的童年也渐有了描摹。那就是13岁（u％年）的地， 去杭卅为祖一父伴监及陪读。所以在后来的《永田集·燕知草·跋》留下这段回忆：“那时环境总 是太暗淡了，后来想起来常是从业花牌楼到杭州府的一条路，发现自己在这中间，～个身服父亲的 重丧的小孩隔日去探望在监的祖父。我每到杭州，常不免感到些忧郁……。”大概是从自身的经验 中，真的体味到人生的忧郁。也这是这童年的“浅尝辄止”使他走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道路，即 出世与入世矛盾的悲剧哲学。、它是在这大气候的互相酝酿之间，他走向了中庸主义的小舟，尽管 在徘徊之中时时在自我调节，但却没有实现自我突破、没有做到凤凰涅第，所以始终“陶醉”在思 想的悲剧里。（二）“现世之美”的破败，周作人直观地感到，整个封建社会（包括封建家庭制度 ）已经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从而发出：a绝不与草木同杨”的觉醒的呼声。标示着他实现了由“ 浪子”向“逆子”的转变。1901年去南京途中观钱塘江湖伯日记写道：ti少顷。潮头自远而 至，势如万马奔腾，澎湃之声骇人耳目、。其派高约壹贰文，如万顷玻璃，独立不｛卜，美满字奇 观也。”这“万马奔腾”的气势，“独立不仆”构精神，视其为“宇宙”之奇观。表明水合门内“ 二少爷”的时代结束了。“二少爷”的一去不复返，使周作人走向新的开拓，那就是：既是传统文 化最后一代，也是西方思想最早的一代。（主要启迪是严复《天演论》的翻译及梁任公的《新民丛 报》）。这是一次“久违”了的激情喷发。周所曾接受的旧学，在此时周作人的思想领域里还未得 到过纯粹。故不占有强烈地位。但已被知识占据的大脑，经过失落的痛苦和寻求的焦躁之后，终在 严复、梁启超所介绍的西方“新学”里，找到了智慧与激情的新的原动力。这“新大陆”的发现， 在长期压抑和他”谦和”胸外表下，包蕴的这四炙人的“火”，内在的激烈起来。于是就留下了， 壬寅7用明日记；“上午看《劝学篇》少许，即奔去。郭窃唾余，毫无足取；且其立意，甚至专制 ，斥民权自由平等之说，生成奴隶根性。此书一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可恨也。这种思想的急 剧变动。“今是而昨非”循自我否定与“忏海”的心态，使周作人成为民族革命的～个信徒。一然 而，过信徒的道路却是他悲剧的前版于是产生徘徊地追求（再度坠入中庸），这徘徊的追求中。世 事的极端化，引起他“形而上”的人生意义的思考和探索。探索中的传统文化，治是悲剧的流弊， 在这个时期，尽管没有大的转型，但思想与意识形态化的分离，却终于没有脱掉周作人在以后思想 ，文化界上扮演的角色。在这条信徒道路上，不仅周作人，而且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几乎都遵从了 这样的～般规律：人们往往从西方最新文化中，抓住一点真理，甚至来不及消化，就凭着一股爱国 主义，民族主义的激情，拿来运用于现实的政治问题的思考。迅速得出激进的政治结论，并且立刻 转化为最坚决的实际行动”。这种直观的浮光摄影，终于在现实中出现了“早早时儿”。于是又退 避回焦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矛盾哲学道路，周作人也应运了这条道路，这时期生活中拥有了浓重的 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的色调。然而由于契机的出现，使他人生历程中几乎是独异的，第 ～次，也是最后一次对革命实践活动的热情消退，又回到宁静的书斋。那就是1903年的偶然一 场大病。周作人在儿时对“人的本能”就得重视。病中折磨过的周作人流露出“觉前此之种种为大 谬，为自苦”的自我否定与忏悔，升腾了悲与乐的矛盾。大概也有1904年祖父的去世，这亲历 “病”与“死”又有～番传统的追怀，引起形而上的人生意义探索的兴趣、于是在1905年开始 读起佛经来，读佛经的堕入。却又是周作人由现实政治层面的关注转向抽象的人生哲学的思考，然 而这佛经本身的“人生无常”的宿命，却又产生了周作人人生哲学的“乐生”与“乐死”之间的徘 徊。即及时行乐（乐生）和乐死的达观。＿这时期的佛老学习，人生无常，无也作为，是非难定， 人世可悯，构成了周作人心灵深处一个永远除不会的影响。他后世的消极在这里埋下了最初的“根 ”。然而另一则日记却记有：“近年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音立欧化，今主国粹。 ”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道路的选择，总是对东、西方文化的选择联系起来。在“欧化”与“国粹 ”间徘徊，构成了思想上的矛盾。契机的出现，形而上意义的探索，于是出现了周作人第一次向传 统文化的倾斜。“过朝天宫，见人于小池塘内捕鱼，荡而所得不多，大抵公鳅之属耳。忆故乡菱荡 钓鱼绦之景，宁可再得，今人不觉有故园之思。”于是周作人心目中，“故乡”正渐渐与“传统文 化”融为～体，于是“五四”后的“浮躁凌历是转向”自己的园地，大概这该是较实在的一个影子 吧。思想与思索的暂时追求被放弃了，1906—1911于鲁迅同在日本的求学，可以说终于开 始将“思想”与“政治实践”相分离。成为以后独立的文人。（而非鲁迅一样的战士）。由于读书 的“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于是在回来后的1901年的辛亥革命，只是大风暴中的孤独者，编织 着超然于世的梦。大风暴的孤独，却寂寞中默默地耕耘，不断地读书写作，追怀先贤，赏玩古董之 中（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寻到生活的乐趣，获得心理平衡。在绍兴教书这四年，周作人在辛亥革 命与五四运动之间的历史波谷空隙之中，依然过着自由宽懈的日子，与南京、日本时期并无实质的 奉异。但他默默耕耘的文化教育事业，无论是他的儿童学，童话学研究，还是他对俄国、东欧，希 腊文学的介绍，都在客观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做着准备，尽管他对自己对此毫无自觉。从此周作人 走上了中国新文学史不可忽视的一页。记得舒芜说过这样一句话：“周作人的身上，有中国新文学 史和新文化史的一半，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部完整的中国新文学史和新文化化运动史” 。（三）时间总是被分割成段落。周作人几经挣扎，终于走出辛亥革命的低潮。新的高潮的准备阶 段—一新文化运动正勃然兴起。周作人恰于此时，由东南一隅的绍兴来到下～个历史潮流发源地北 京，这正是不失时机的“转移”。历史的低潮时期，远离政治中心，可以利用那里统治相对薄弱的 条件，进行历史的沉思，积蓄力量；而到了历史高潮时期，则必须置身于政治文化中心，投身于时 代潮流的旋涡中。唯有在那里，在各种思想，力量的巨大撞击中，个人的才华、智慧才能得到全面 的展开，尽情的发挥，人的生命也就获得了光辉灿烂的闪现—一虽然只是历史的“一瞬间”，但这 瞬间闪现却是能够照亮整个人生历程的。在这个意义上，周作人这一年人应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 他们赶上了中国历史上最光辉灿烂的“瞬间”—一“五四”，这历史的青春时期。周作人的幸运更 在于他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被时代的潮流推动，成了“弄潮儿”。虽然，他对此本无自觉，也 非自愿。自然，这只是历史的公允。历史的光辉伟大正是它使“过去式”显现出来。历史的“正在 进行式”却往往是平凡的。在当时人的眼中甚至是暗淡而充满矛盾的。周作人从绍兴到北京途中， 以及初到北京的印象与内心感受就是如此。柳为时代的转型期，也是周作人的人学及文学的转型期 ，在“五四”这个大时代里，恰有“浮躁凌历之气”。然而由于一种真假病的契机，使他走回“自己的园地”。然后历史的必然风风雨雨，却破了他“普获色的梦”。于是出现了这样～位：“坐在角楼上，喝过两斤黄酒，望着马路哈喝几声，以出胸中闷气，不高兴时，使关上楼窗，临写自己的《九成宫》多么自由而写意。“发展到了—－”我想了一天才算想到了一个方法，这就是‘闭门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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