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赵地社会文化的特色王子今秦实现统一，在原赵国故地置邯郸、恒山、巨鹿、太原、云中、 上党诸郡。据《汉书·地理志下》的记载，当时人所认定的“赵地”的界域，大致即：“北有信都 、真定、常山、中山，又得球都之高阳、州乡；东有广平、巨鹿、清河、河间，又得渤海郡之东平 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阳、内黄、斥丘；西有太原、定襄 、云中、五原、上党。上党，本韩之别郡也，远韩近赵，后率降赵，皆赵分也。”大体相当于今河 北、山西两省的大部分地区。这一地区的户口数，以西汉末年的统计数字计，户１４９２９４４， 口６８０３４１８，大致分别占全国户口总数的１２．２％与１１．４２％以上（未计人琢郡高阳 等三县，渤海郡东平舒等六县，亦未减去可能不属于赵地的魏郡黎阳等二县）。赵地兼有山地、平 原、海滨、荒漠等地理条件，其社会文化具有独自的特色。赵地文化风貌最突出的特点，是司马迁 所谓“民俗博急”，“悲歌慷慨”叮《汉书·地理志下》除引述司马迁的分析而外，对于当地民情 又有如下记载：“邯郸北通燕、琢、南有郑、卫，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其土广俗杂，大率精急， 高气势，轻为奸。太原、上党又多晋公族子孙，以诈力相倾，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嫁娶送死奢靡 。汉兴，号为难治，常择严猛之将，或任杀伐为威。父兄被诛，子弟怨愤，至告评刺史二千石，或 报杀其亲属。种、代。石北，迫近胡寇，民俗消伎，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 ，而武灵王又益厉之。故冀州之部，盗贼常为它州剧。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 、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很显然，这一地区的民俗风格以“剽 悍”、“精急”、“高气势”、“少礼文”的特征最为引人注目。《史记·刺客列传》记载：“荆 打游于邯郸，鲁甸践与荆何博，争道，鲁甸践怒而叱之，荆阿嘿而逃去，遂不复会。”由以侠勇“ 名垂后世”的荆河的这一遭遇，似乎可以推知赵地民风可以更为编急强悍。“冀州”之得名，据说 就与所谓“民俗懂伎”有关。臣成指出：“钱音冀，今北土名强直为使中。”颜师古也说：“偷坚 也。”王先谦’汉书补注入“钱站日，噶’即‘冀’字别也。《释名》亦云‘坚精。‘冀’为北方 州者，以民俗坚冀称之欲。”秦汉时期人才分布的大势有“山东出相，山西出将”③，“关西出将 ，关东出相”ｏ的说法。这里“山”是指华山或峪山，“关”是指函谷关。然而赵地虽然处于“山 东”、“关东”，但是仍然多出军事人才。以西汉为例，大将军卫青“稗将”中，强奇将军李沮为 云中人，拔胡将３：郭昌也是云中人，曾经“用校时数从大将军”，后来“为古将军击朝鲜”的苟 故，是太原广武人。漂骑将军霍去病的部将，先后为匈河将军、浚稽将军的赵破奴，也是太原人。 太原人常惠少时“自奋应募”，随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十余年方得返回。汉宣帝时，又奉命出使 乌孙。为救乌孙公主，汉“大发十五万骑，五将军分道出”，以常惠为校尉，“持节护鸟孙兵”， “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骑将以厂三万九千人，得马牛骡素伦五万余匹，羊六十余万头”。天 子以常惠“奉使克获”，封为长罗侯。后又平定龟兹，镇抚酉域，在名将赵充国死后，任为右将军 民常惠去世以后，“代为右将军典属国”的冯奉世是上党潞人。他曾经“从军击匈奴”，又曾以卫 候使持节送大宛诸国客。时莎车攻劫南道，冯奉世于是“以节喻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 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拔其城”，“诸国悉乎，威振西域”。后又平定芜人起义，因功更为左将军， 赐爵关内侯。《汉书·冯奉世传）｝说他“居爪牙官前后十年，为折冲宿将”，在西汉后期将领中 ，功名仅次于赵充国。赵广汉是激郡合吾人，台吾旧属河间郡。颖）１１大姓横恣，“宾客犯为盗 贼”，地方官“莫能禽制”，赵广汉任为太守，数月间即诛其首恶，“郡中震栗”。为京兆尹，长 安少年犯法者均得抬治。《汉书·赵广汉传｝）又记载其从军经历：“本始二年，汉发五将军击匈 奴，征广汉以太守将兵，属蒲类将军赵充国。”赵广汉的球郡合吾同乡王商，元帝时为右将军，成 帝时为左将军，后为丞相，从时人所谓“取必于匕，性残贼不仁”⑤的批评，似乎也可以大致了解 其行政作风。琢郡高阳＼王尊任槐里地方官“兼行美阳令事”时，曾“取不孝子县政著树，使骑吏 五人张弓射杀之，吏民震骇”。提升为安定太守之后，“威震郡中，盗贼分散，入傍郡界，豪强多 诛伤伏辜者”。后来因政声“残贼”而被免职。王尊也曾经经历军旅生涯。“复为护羌将军转校尉 ，护送军粮委输。而羌人反，绝粮道，兵数万围尊。尊以千余骑奔突羌贼。”后又“补军中司马， 摆为司隶校尉”。在京辅都尉及京兆尹任上，虽然能够使“旬月间盗贼清”，然而最终仍然以“暴 虐不改”被免职。不过，当时人对他仍有所谓“厉奔北之吏，起沮伤之气”，“拨剧整乱，诛暴禁 邪，皆前所稀有，名将所不及”③的称誉。所谓“武健严酷”，“以酷烈为声”而名列《史记·酷 吏列传》的赵人，有巨鹿杨氏人尹赏，其事迹以残杀“长安中轻薄少年恶子”最为著名。《汉书· 酷吏传·尹赏》记载，他在地方官任上，数次“坐残贼免”。“疾病且死，戒其诸子曰；‘丈夫为 吏，正坐残贼免，追思其功效，则复进用矣。一坐软弱不胜任免，终身废弃无有赦时，其羞辱甚于 贪污坐臧。慎毋然！’”宁“残贼”而决毋“软弱”，表现出鲜明的性格倾向。尹赏的四个儿子后 来都任郡守之职，长子尹立则为京兆尹，“皆尚威严，有治办名”。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 ”，曾经使西汉王朝陷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直接挑起这场政治动乱的权臣江充，就是赵国邯郸 人。江充曾自请使匈奴，回归后又“拜为直指锈衣使者，督三辅盗贼，禁察逾侈”，贵戚近臣皆不 避忌。时汉武帝年迈多病而“巫蛊”传说盛行，“（江）充将胡巫掘地求倡人捕蛊”，以严刑“强 服之”，以至“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巫蛊”大狱的兴起，终于导致戾太子刘据在长安起兵， 杀江充，以数万市民与政府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④，后败逃，在流亡中自杀 。“久之，巫蛊事多不信”。汉武帝“怜太子无辜”，于是在他死去的地方“作思子宫，为归来望 思之台”，并下令“族灭江克家”③。赵地出身的军将多有作战勇悍的杰出表现，赵地出身的官僚 多有为政残厉的鲜明风格，这其实是和赵地地域文化“剽悍”、“精急”的独特风格有密切关系的 。而另一方面，赵人行政多以严猛为治，以杀伐为威，也是与赵地民俗“好气为奸”，“号为难治 ”，“盗贼常为它州剧”的特点有关的。《汉书·王尊传》说，琅邪人王阳为益州刺史，“行部至 邓部九折版，叹曰：‘奉先人遗体，奈何数乘此险广后以病去。”及王尊为益州刺史，“至其皈， 问吏曰：‘此非王阳所畏道邪？’吏对曰：‘是。’尊叱其驭曰：‘驱之！王阳为孝子，王尊为忠 臣”。前者临险道而畏缩，后者却叱令“驱之”；前者之退却以“孝”为饰辞，后者之急进以“忠 ”为名号。于是，齐地社会文化与赵地社会文化的某种差异，通过这一事例得以显现。所谓齐地“ 其俗宽缓阔达”以及“齐郡舒缓养名一等，都体现了与赵地急烈之民风相对立的文化倾向。据司马 迁《史记·货殖列传》的分析，邹、鲁“俗好儒，备于礼，故其民龊龊”，梁、宋“其俗犹有先王 遗风，重厚多君子”，郑、卫“近梁、鲁，微重而矜节”。所谓“龊龊”，也是指谦谨持重。赵地 大多“迫近北夷”，或“地边胡，数被寇一。有些甚至“本戎狄地”，因而不免受到匈奴等草原游 牧民族以所谓“轻疾悍亟”，“至如烈，去如收电闸ｏ的生活节奏为特征的文化风格的影响。然而 ，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其临近齐、鲁、中原的许多地区，又受到当地文化风格的显著熏染 。以西汉时期为例，一代名儒董仲舒就出身赵地。司马迁在《史记·儒林列传》中记述；“董仲舒 ，广Ｉ！【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 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含园，其精如此。进退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汉武帝时代，董仲 舒受到特殊信用，他的理论和政见，对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基本形态发生了重要的影响。董仲舒团” Ｆ则专“以修学著书为事”，于是成为学界领袖，“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 》，其传公羊氏也”，“弟子通者，至于命大夫；为郎、谒者、掌故者以百数。而董仲舒子及孙皆 以学至大官”。他的弟子中学业突出的殷忠，也是广川人。《汉书·儒林传》分析“汉兴”以来学 术大势就说道：“言《春秋》，于开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名列《汉书·儒林传》的赵地学 者，又有：孟但：“广川孟但，为太子门大夫”，“以《易》至大官”。鲍宣：林尊“为博士，论 石渠”，授平当，平当授“上党鲍宣”。“宣司隶校财，自有传。徒众尤盛，知名者也”。秦恭： 张山柑“事小夏侯建，为博士，论石渠，至少府”，所授有“信都秦恭延君”，“恭增师法至百万 言，为城阳内史”。胡常：孔安国修《尚书》，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 少子，以明《谷梁春秋》，为博士，部刺史，又传《左氏》。毛公：“毛公，赵人也。治《诗》， 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贯长卿：从毛公学《诗》。段仲：董仲舒“弟子送之者”，有 “广川段仲”。贯公：贯长卿父，“（贾）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入贯公，为河间献工博士” 。张禹：“（赵人贯公）子长卿为荡阴令，授清河张禹长子。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 《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太子太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 死。”此外，《汉书·艺文志》记录农家专著，有：“《蔡癸》一篇。宣帝时，以言便宜，至弘农 太守。”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邯郸人。”《汉书·食货志上》写道：汉宣帝王凤年间，９蔡癸以好农使劝郡国，至大官。问王先谦《汉书补注》：“癸，邯郸人，官弘农太守，见《艺文志》。”王流瑚先生考论《蔡癸》一书时，曾指出：“可知作者也是当时一个精通农学的人。他大约是以专家的资格奉使巡行郡国，教民耕种。他的著作一定也很有内容，只是也司其他几种农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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