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朥越的日子与人心──评砂华作家梁放的小说郭建军赤道上有个加里曼丹岛，砂朥越便位于该岛的 北部，南中国海的南岸。太平洋风起浪涌，许多许多年都过去了，这约十二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的 达雅克人、马来人和华人，似乎都在静默之中消受着日子的流逝，如同拉让河的流水，羞于向世界 诉说自己的心事。可是就在十多年前，梁放崛起于砂华文坛，给我们带来了他的小说集《烟雨砂隆 》（１９８６）和《玛拉阿姐》（１９８９），他用华语传播着砂越的声音，于是遥远的热带雨林 的气息便又温暖又湿润地拂面而来。梁放，原名梁光明，１９５３年出生于砂越第二省内陆的砂拉 卓一个清苦的华人裁缝家庭。少时在乡下受过六年华文小学教育，在英校读完高中后，负发英伦攻 土壤力学，回国后任土木工程师至今。显然，一个仅受过六年华文小学教育、其后又专修理工且乏 于家学的青年，终于成为大有前途的华文作家，正如马华著名作家吴岸先生所说“是颇令人惊奇的 ”。然而，作家之为作家，要紧的却是一种痴情于“日子”念念于“人心”的内衷，有此，便有对 人间与阅读的热爱，梁放其人，得其旨矣。贫寒又纯朴的乡间环境，培育出一颗爱心，数十年对中 西文学名著的研读，训练了其生活眼光与艺术表达方法。生活赠予了梁放，梁放回报了生活。梁放 的创作，起于“那一串串无边无际孤寂的日子里”，虽然心境因文学而渐趋平静，但是“日子，自 此也一样孤寂”，他叹息着“写作几乎与日子已脱了节”，生命无常，世间的许多事物都已趋向幻 灭，然而“惟有坚信对文学艺术锲而不舍的追求，对自己的生命才是一种交代”。──在这里，写 作是生命力图超越“日子”的一条道路，是人心在孤寂中发出的声音。主体对人心与日子的感悟投 射到作为客体的砂隆河畔的日子与人心中，成为梁放小说缠绕着的一道潜流。由此，砂越向我们展 开了由日子与人心构成的一片又一片风景。梁放是站在哪里来看待这由“日子”与“人心”交织的 砂越风景的呢？这自然构成了他的小说的立场、视角以及价值尺度。总括而言，梁放小说的精神向 度由两维支撑，即平民立场与人文情怀。平民立场使他把所有的关怀都投向那清贫而素朴的底层人 生，而向上流社会背过脸去，间或对他们的“风雅”报之以一丝讥嘲的笑容，他的感情在“被损害 与被侮辱的”一边；人文情怀使他以朴素的人道、人心为价值尺度，以文化、文明的进步为指归， 抵制日益喧嚣的世俗和时风，或者至少守住自身的人格尊严。人文情怀使其平民立场不致走向媚俗 和浅陋，平民立场则保证了其人文情怀的健康和深厚。在《温达》中，作者写了一个留学归国的青 年“我”，执意“向西方文明看齐”，“近乎抹煞了自己出身的事实”。“我”在森林里做测量时 ，结识了当地土著伊班人温达。他是测量队临时雇佣的厨师，在“我”的眼中既邋遢又粗陋，不仅 用“我”的肥皂，而且还毫不为意的用“我”的牙刷，仅仅是出于好奇。但当一条毒蛇在深夜向“ 我”袭来时，是温达救了我的命。温达还在日据时期救过英人彼得和一个日本人的命，仅仅是因为 “我能看着他流血到死吗？”这一切是如此自然而然，没有一丝施恩报恩的念头。对比温达，“我 ”显得何等“萎缩、渺小、卑微”。作者写道：“他是人性中的热带森林，终年长翠，终年长青” 。──显然，老温达是一般人眼中粗鲁不文的伊班土著，固守着传统的部落生活，但他的博爱情操 却如此的广大与深厚，令以现代人自居的我们深感惭愧。《龙吐珠》写的是一个两代人都亏了心的 凄凉故事。已然成家立业的“我”终于向阔别十年的故乡驶去，要接走自己一直不愿意承认的伊班 族母亲──印代。在“我”童年的时候，阿爸就抛弃了印代和“我”，“回唐山”去了，因为中国 有他“明媒正娶的妻子与儿子”。在华族阿爸眼中，印代不过是一个“不关紧要娶来为了陪宿的女 人”，而“我”不过是个“拉仔种”。尽管印代死心踏地地爱着阿爸，用自己的青春服侍了他十几 年，也只换得后半生“无边无际的寂寞”。可悲的是，这种丑恶的种族歧视竟在半个伊班人的“我 ”的身上重新展开了，种族歧视或者还有性别歧视可怕地渗透于家庭之中，指向无依无靠又含辛茹 苦地养育着“我”的印代。小说中有这样辛酸的一幕：当印代用了两天时间来看望已念中学的“我 ”时，“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回去吧”，并将她带来的衣物食品塞回她的怀里，“我”为有 一个伊班母亲而感到自卑和羞耻，连她的慈爱都觉得讨厌。可怜的印代竟还不忍走，在寒冷的饭堂 的长凳上过了一夜，而“我”关心的却是“有人看到你吗”？母亲的爱与儿子的虚荣构成了尖锐的 对比，留下巨大的创伤与沉重的忏悔。待到十年后“我”有所觉醒，但已经晚了，母亲印代已人土 归一。毫无疑问，梁放把自己最深挚的感情都倾泻在这社会最低层的伊班族母亲身上，“日子”的 不幸与残酷，都无法泯灭人心中的爱。这篇凄哀的作品通过对“日子”与“人心”的开掘，强烈地 传达了作家的平民立场与人文情怀。梁放的小说既是小人物的画廊，又是小人物的哀歌或赞歌。这 里既有受压迫却忍字当头的小职员（《炎午》），又有终日做工而心情苦寂的伐木工人（《花非花 》），既有为儿女嫌弃的操劳一生的老妪（《烛灰》），又有受尽摧残贫病潦倒的伊班妓女（《玛 拉阿妲》），还有美丽可爱却死于非命的小学女教员（《锌片屋顶上的月光》），因历史创伤而神 经失常的乡镇老伯（《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等等。梁放爱着这些人，因为他们才是“日子” 的真正承受者，他哀痛着他们的不幸，体味着他们的苦难，同时又讴赞着他们健康淳朴的心灵和对 人道与正义的追求。“日子”虽然苦寂，但永不沉沦的却是“人心”。梁放的小说在平民立场与人 文情怀的层面上，还有两个极具个性的特点，那就是在题材选择上对乡村生活的偏好，在人物塑造 上对老年形象的倾心。这甚至可以表述为郁积在他心中的“乡村情结”与“老人情结”。或许，这 与梁放的个人身世有关。梁放的父亲是一个乡村裁缝，“一家十一口，全靠父亲一双手操作养活” ，日子之艰难可想而知。后来父亲的生意垮了，全家迁入胶园过活。梁放自小就目睹了许多惨淡的 人生和苦难的命运，特别是那些辛劳一生而又命途多舛的乡镇老人的形象，挥之不去地铭刻在他的 记忆深处。他对老人心境的体验之深令人称奇，这或许与他时时流露出来的对父母的无限深情有内 在联系。他的第一本书《烟雨砂隆》就是纪念父亲的，而近年的《旧雨》又是给母亲的。可见，他 的平民立场使他无法把眼光从古老的乡村大地移开，哪怕短暂地转向灯红酒绿的都会，他也不能接 受都会的浮华人生；他的人文情怀又把他引向对那些饱经磨难和孤苦无助的老人的诚挚关怀。虽然 ，砂越是远不发达的，连它的中心城市古晋也不过是个十几万人口的小城，但对曾求学吉隆坡、游 历西欧多年的梁放来说，这种对乡村生活和老年生活的一往情深还是大有意味的。从篇章来看，梁 放小说故事的发生地十之七八都在偏僻的乡村或小镇。《烟雨砂隆》中孤寂与死亡的主题便是在砂 隆河口一个叫“坟”的小镇上展开的，这个小镇有种种土著蛊术与闹鬼的故事，人们为了摆脱寂寞 苦闷的重压，不惜冒险去实文然的长屋寻妓而遇难荒江。不用说《花非花》中的荒山绿林，《温达 》与《龙吐珠》中的伊班长屋，《房客》中的沿海小镇，《湮没》中受到重创却沉默至今的乡村与 小镇，仅约略介绍一下《玛拉阿妲》中的小村生活，便可知道作家的平民立场是如何通过乡镇生活 的描绘而凸现出来的。那是一个近郊的小村，七零八落地在烂芭地上建了十几户人家的亚答屋。村 里的男人大多在外头打散工，女的则留在家里靠替人洗衣贴补家用，小孩失学，仅因负担不起区区 三块钱的学费。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生存线上挣扎，阿叶伯却是一个例外。他仅仅因为姓氏便自恃特 权，经营鸦片，聚众赌博，甚至强暴少女，草菅人命。后来收留了衣食无着的伊班族流浪女孩玛拉 阿妲，竟逼迫尚属幼女的玛拉阿妲卖淫接客甚至堕胎，无尽地凌辱与摧残这卑贱的生命。村民敢怒 不敢言，仅仅因为他的宗族、门楣曾经显赫。生存是如此艰难，人祸又旦夕可至。恶人霸道，弱者 不堪其命。在此，梁放愤怒控诉了乡村社会的罪恶，对沦于社会最底层的不幸人生抒发了浓重的悲 哀。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平民主义立场经由这类生活画面而显露得异常鲜明。梁放从其第一篇小说 《腊月斜阳》起，就喜欢正面塑造老人形象，描绘他们的生活处境，刻划他们的心底波澜，其中老 温达（《温达》），伊班族印代（《龙吐珠》），荷着沉重心理负担养育孙儿的阿婆（《玛拉阿妲 》），以及遭受巨创仍心怀正义的徐伯母和被这重创压垮了的徐老伯（《一屏锦重重的牵牛花》） 等，都各有特色，风采动人。而《烛灰》则通过李婆婆的形象直接揭露了当代社会的老年人问题。 李婆婆７５岁了，子孙满堂，在儿女家里打理家务。丈夫早死，以寡居之身在乱世中养大一双儿女 ，儿女成家后，又为孙辈操劳。但暮年却受到儿女嫌弃。女儿生怕她病倒死在自家而得花钱，媳妇 又愚昧地迫她将尚可能有的阳寿捐给卧病的丈夫，李婆婆自己却又在“与耶稣犯了冲”的罪恶感中 受折磨，因为她竞是向老天爷叩拜捐阳寿的。三把刀同时插入心中，真使她置身无地。把一切部给 了儿女，留给自己的只是孤苦无依。梁放把对老人生活的博大同情与对人性的深切开掘结合在一处 ，热情呼唤温暖的人间情怀重新归来，拯救这个冷酷自私的物质社会。梁放的作品大多落笔于孤寂 的日子、穷困的生活、凄惨的命运和历史的创伤（这似可表述为他迄今小说中的四个悲剧主题）， 读来不免被一种沉重抑郁甚至惨伤的氛围所笼罩。但若认定他的作品一味如此，却不尽然。相反， 在他许多作品的细部都不难发现某种诙谐可喜的情趣，典型者如《腊月斜阳》、《鸿爪》这种表现 留学生活的小说。更有甚者，他还有一类小说，通篇部流溢出一种轻松的喜剧情调，或可将其称为他的讽刺小说。梁放的讽刺大多较为温和，少见那种愤世疾俗的尖锐锋芒，纵是冷嘲热讽，依然与人为善。这类小说同样是砂越“日子”与“人心”的反映，从另一面证实了作家坚定的平民立场和深挚的人文情怀。这类小说多取材于“城”的生活，与前述“乡”的生活的作品两相对照，相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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