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晋、楚两个最大的诸侯国为争夺中原霸权，在五十七年间相继发生了三次重大的战略决战 ，晋以两胜一负结束这一历史时期的纷争。交战的结局，两国虽各自确立了势力范围，先后迈上了 霸主地位，但楚国对中原的争夺趋于颓势，晋对中原诸侯国的控制也逐渐减弱了。公元前６３２年 ，晋、楚为争夺对宋国的控制权，双方率兵在城濮（今河南濮城）一带首次展开了战略决战，史称 “城濮之战”。当时宋是楚的附属国，后来宋看到晋文公即位，晋实力增强，转而依附晋国。楚国 为了维护自己在中原的优势地位，楚成王率兵攻打齐、宋，想借此扼制晋国势力东进和南下。而晋 国也不甘心于长期局限于黄河以西一带，晋文公便利用这一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晋、楚 两军交战的结果，晋胜楚败，晋国终于实现了“取威定霸”的政治、军事目标。①必阝之战，是晋 、楚两国于公元前５９７年在必阝（今河南荥阳东北）展开的第二次重大决战。此时郑、宋诸国夹 在晋、楚势力之间，郑两面讨好，以求自保。由于晋国的威逼，权衡利害，郑又投靠晋国。而楚深 知郑在晋、楚争霸全局中的地位，决定对郑用兵，以封锁黄河，阻晋南下。于是楚庄王以郑通晋的 罪名，大举伐郑。晋景公也不甘示弱，委任荀林父率军与楚争战。必阝之战，楚胜晋败，为楚国争 霸中原铺平了道路。鄢陵之战，是公元前５７５年晋历公率兵伐郑，楚共王率兵救郑，两军在郑地 鄢陵相遇（今河南鄢陵西南）所发生的第三次交战。以晋胜楚败结束了这场战争。从此，晋、楚两 国都逐渐失去了以武力争霸中原的雄厚实力，中原战场沉寂下来，故鄢陵之战成为晋、楚争霸中原 的最后一幕。晋、楚两国几次交锋，双方虽各有胜负，每次胜败的原因也各不相同，但从交战的谋 略上、外交上、用兵上去考察又有许多共同之处。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就此问题作些探讨。一、 运筹军事、外交谋略，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孙子说：“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②“屈人” 是讲“致人而不致于人。”③鬼谷子也说：“事贵制人，而不贵制于人。制人者，握权也，见制于 人者，制命也。”④这就明确把“制人”与掌握战争的主动权紧密联系在一起。可见孙子“致人而 不致于人”的思想，实为作战指导思想的核心。那么如何“致人而不致于人”呢？孙子又说：“故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⑤就是说应从宏观上即战略上“致人”，争取掌握 关系战争全局的主动权。把政治、军事、外交谋略集于一身、并且运用自如、效果最著者当属晋文 公与楚庄王了。平心而论，城濮之战，晋胜楚败，与其说是楚成王决策上的失误，倒不如说晋文公 在“伐谋”与“伐交”上比楚成王计高一筹。楚成王率领楚、郑、陈、蔡多国联军进攻宋国，围困 宋都商丘时，宋成公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国求救。晋、宋之间隔着曹、卫两国，当时晋决定首先攻 打曹、卫，出于两方面考虑：一是解决自身后顾之忧；二是采取相似后来孙膑用“围魏救赵”⑥的 办法，以调离楚军，解除宋国之围。未曾想楚军置曹、卫不顾，继续围困宋都。此时晋军指挥部意 识到，若晋、楚发生正面冲突，晋军力远不如楚；撤军又违背了盟约。在此进、退两难之际，晋文 公采纳了主将先轸“伐交”的谋略：首先，表面上晋与宋疏远，并由宋国送厚礼至齐、秦两国，以 求二国从中调解，劝楚撤兵；其次，晋把曹、卫的部分土地给宋，以坚定宋抗楚的决心。楚同曹、 卫本是同盟国，楚看到曹、卫的土地被宋所占，必定拒齐、秦调和，这就打进了齐、秦调和不成的 楔子；第三，齐、秦接受宋国的厚礼，就会抱怨楚不听劝解，站到晋国一边，形成联盟，共同抗楚 。这就是晋“伐交”的最终目的。这一“伐交”谋略的实施，不仅使晋国增加了外部力量，军力由 弱变强，而且使楚在心理上产生巨大压力。正因如此，楚成王看到晋、齐、秦三大强国结成联盟， 整个形势于己不利，决定率部分楚军撤到申地（今河南南阳），并令戌守谷邑大夫申叔撤离齐国， 令尹子玉（即丞相）撤离宋国。并告诫子玉：“见好就收”，“知难而退”，“仁者无敌”，⑦不 宜与晋军直接发生冲突。令尹子玉如果有令则止，按照楚成王的指令撤军，并静观其变，见机行事 ，楚军不至于在城濮之战中遭到惨败，甚有胜晋的可能。问题出在楚从一开始，就只看重自身的军 事实力，加之联合弱小的诸侯国，认为可以一举制服宋国，却忽视“伐交”谋略的运用。当晋与齐 、秦较强的诸侯国联盟时，楚只得撤军，并没采取相应的对策。城濮之战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之际，晋文公采取了“退避三舍”⑧的，军事谋略，孙膑称之为“让威”，⑨意在先退一步，后发 制人。“退避三舍”的战略意义在于：１、先前重耳逃难于楚时楚对其有恩，信守了诺言；２、主 动后撤９０里，避开了楚军的锋芒，以利于在政治上、外交上、军事上争取主动；３、赢得了时间 ，等待晋、齐、秦、宋诸国军队的联合，便于集中优势兵力；４、“卑而骄之”，使其骄则轻敌， 轻敌则败；５、激发晋军的义愤，“君退臣犯，曲在彼矣”，更加坚定了抗楚的决心；６、诱敌深 入，占领有利地形，聚而歼之。这种“退避三舍”，后发制人的政治、军事谋略，实属以寡敌众， 以弱胜强之举。而令尹子玉将晋军此举不看成是一种政治、军事战略退却，反而误认为晋军懦弱， 盲目进军，导致左、右两军被击败，如果中军不是及时撤出战斗，则将有全军覆灭的危险。必阝之 战，是楚对郑国用兵与晋救郑而展开的一场战略决战。楚对郑用兵，是在晋、秦肴殳之战后。晋胜 秦败，秦转而亲近楚国，并牵制了晋的力量，为楚再次北上提供了有利条件。在此有利于楚的形势 下，楚庄王率兵伐郑。在楚围郑二个月后，晋景公才委任荀林父为中军元帅，率军救郑。晋本来发 兵救郑已延误战机，在郑与楚媾和时，晋军才到达黄河北岸（今河南省温县地区），陷入了战略上 的被动。荀林父看到郑已降楚，再出兵救郑失去意义，不如等楚撤军再逼郑附己。中军副将先谷强 调“成师已出，闻敌而退，非丈夫也。”极力主张与楚决战。楚庄王为了进一步摸清晋军出兵的真 正意图，便派使者到晋军驻地，对晋军将领说：“这次楚国出兵是为了教训郑国，并没想得罪晋国 ，你们撤军吧。”晋上军士会代表荀林父说：“晋军是为郑国而来，与楚国无关”，回答得比较客 气。可先谷派中军大夫赵括对楚使者说：“我们出兵是为了把楚军从郑国赶走，不惜同楚军决一死 战。”这样，晋军的意向与虚实，直接暴露在楚使者面前。为麻痹晋军，楚庄王派乐伯、许伯等人 乘机向晋军挑战，打击晋军的士气，摸清晋军的战斗部署。这些现代人讲的“打打谈谈，谈谈打打 ”的军事与外交并用的作法，在楚庄王手里早已运用自如了，为楚把握战争的主动权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不难看出，晋文公、楚庄王在战争这个舞台上导演出军事为政治服务，外交与军事并举的活 龙活现的谋略“戏”来，而这场“戏”导演的好坏，成为战争胜负的关键。二、君臣将帅和睦一致 ，确保军事目标的实现古今指挥战争的胜利者，无不强调人的因素，即众心归一。在他们的眼里， 神支配人是根本不存在的，人与物相较则是人的因素第一。《尉缭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 不如人和，圣人所贵，人事而已。”这种“尽人事”的“人和”思想，正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用兵 者强调君臣将帅统一意志，统一行动，赢得战争胜利，晋、楚争霸的事实说明，君臣将帅的意志与 步调统一则胜，否则败。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最重要的在于君臣不睦，将帅相左。城濮、鄢陵二 战，楚损兵折将，丧失附属国的惨败就缘于此。就城濮之战而言，楚成王意识到晋、齐、秦三强联 盟，急令子玉撤离宋国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可子玉骄傲自负，不但不听楚成王的调遣，反而请求 增兵。楚成王出于侥幸取胜的心理，同意子玉决战的请求，但又不给子玉足够兵力，只派两广、东 宫、若敖六百将士去增援，这就违背了“兵胜于朝廷”的用兵原则。事实证明，这一决策的重大失 误在于助长了子玉的傲气，客观上支持子玉在错误的道路上走下去。晋文公针对子玉提出让曹、卫 复国，楚撤离宋国的“休战”条件，采取了两面手法，表面上要曹、卫与楚绝交，私下答应曹、卫 复国，并拘留楚使者宛春，以激怒子玉寻求决战。子玉因轻敌，那里晓得“退避三舍”是一种战略 退却，在城濮与晋决战，因失败自杀身死。鄢陵之战，楚司马子反与子玉的命运相似，所不同的因 饮酒过量，不能应召，楚共王看到领兵元帅如此状态，加之个人眼伤，决定撤出战斗，子反引咎自 杀身亡。晋在必阝的失败，除了发兵救郑过迟，陷入战略被动而外，主要原因是将帅不睦，加之晋 景公没能亲自出征，晋军没人调解内部矛盾，将帅之间的意见分歧加深，影响了整个战局。分歧集 中在主战与主和上。一直坚持主战的晋中军副将先谷刚愎自用，认为退兵是懦弱的表现，便率军先 渡黄河。主帅荀林父和其他将领担心先谷孤军作战，又怕失败受到罪责，就全部渡河南进。这一冒 险行动，使晋军处于背水作战的境地，一旦有失，后果不堪设想。晋军渡河驻在敖、高阝两山之间 （今荥阳北）。郑卿皇戌奉命至晋军前，一方面表明郑降楚出于不得已，对晋并无二心；另一方面 ，又怂恿晋，楚决战，以早日决定郑的去从。先谷以为有人支持，坚定了拒楚的决心。下军副将栾 书则认为楚军早有准备，不能听信郑使者的话。中军大夫赵括、下军大夫赵旃支持先谷，下军主将 赵朔、大夫荀首支持栾书，无疑，晋军将帅之间形成主战与主和两派之争。而楚庄王原来设想服郑 罢兵，并不想与晋直接发生冲突，使两军士卒暴骨中原，曾两次派使者“求成（和）于晋”。但先 谷坚持决战，最后导致楚胜晋败。上述晋、楚两军君臣将帅不和导致战争失利的事实说明，“尽人 事”的“人和”思想在战争中的极为重要。三、拟定正确的作战方针，赢得战斗的胜利晋、楚两军 作战布局，双方都是分左、右、中三军列阵。布成犄角，互为依托，形成整体。两翼护卫中军，兵力较弱；中军为统帅部，实力较强。晋、楚双方列阵虽然相近，但各方每次用兵作战并不全都是一个模式，而是依据战场整个军事形势，拟定不同的作战方针。一是先攻两翼，再攻其中。这是城濮之战中晋攻楚的作战方针。楚令尹子玉被晋军诱敌深入至埋伏圈内，晋诸将根据当时敌我力量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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