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吟”诗论王南【内容提要】本文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关“苦吟”诗派诗论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论 析和探讨。中、晚唐的“苦吟”诗派的理论表述有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和历史背景。除了社会现状和 诗歌发展阶段的因素外,诗人潜在的“自苦”意识是其深层的心理依据,而这一心理依据是与中国 文士的传统人格观念密切相关的。在中、晚唐“苦吟”诗人的作品中,在关于“苦吟”的诗论以及 唐代诗歌创作论的演变中,这一特点都有着鲜明的体现。【关键词】苦吟,诗癖,“自苦”意识, 传统人格观,“自仇”心态本文是关于“苦吟”诗论的“论”,也是关于“苦吟”诗的“论”。‘ 嘈吟”成论,当从中、晚唐后对孟、贾等诗人的评论、效仿始。经《诗人主客图》立孟郊为“清奇 僻苦主”,《风骚旨格》标“艰难”式、设“清苦门”、“赛塞门”等,“苦吟派”渐有是名。《 唐才子传》评“苦吟”及“苦哦”、“苦思”、“苦嗜篇韵”、“苦极于诗”等,对象皆为中、晚 唐诗人。对于这一文学现象,古代诗论中主要有两方面倾向:从创新破俗、独见情性的角度予以称 赏,如徐渭《与季友》称道韩愈、孟郊、卢个、李贺诗为李杜之外的“奇种”;或从乖违自然、才 浅气狭的角度加以非议,如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批评贾岛“大抵附于赛涩,方可致才”。对“ 苦吟”,也曾引起了争论,如《唐技言唁李洞学贾岛,“时人但消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以 往对“苦吟派”的讨论多侧重于社会时代影响和创作方法演进的层面。通过研究有关“苦吟派”正 反两方面的诗论,笔者认为,从作品内容、风格到技法的“苦吟”,本质上是诗人精神境界中的“ 自苦”意识的体现,而传统的人格观是其土壤。“苦吟”概指冥思苦想、字锻句炼的创作方法。诗 人往往以此表现来自困顿失意生活的感情内容,“多历下邑,官况萧条,山县荒凉,风景凋弊之间 ,最工模写也。”(《唐才子传》卷六)因而作品多呈现为凄清惨淡、生涩峭硬的“寒瘦”。由于 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形态和诗学传统的限定,从初期的文人诗起,几乎家家有“苦吟”的痕迹, 在文论中也早有反映。桓谭《新论·祛蔽》载:少时作赋“用精思太剧,而立感动发病,弥日廖。 子云亦言:‘…思精苦,赋成,遂困倦小卧,梦其五脏出在地,以手收而内之。及党,病喘悸大少 气,病一岁。’由此言之,尽思虑,伤精神也。’这大约是“苦吟”式文学创作的最早记载了。刘 概从“人之禀才”的角度把“桓谭疾感于苦思”作为“思之缓”的例子,井在《文心雕龙》中多次 讨论了这一问题。《颜氏家训·文章篇》录有批评何逊诗“每病苦辛,饶贫寒气”语。在诗成为文 人生活重要内容的唐代,诗人常以“苦吟”二字描绘竭力为诗之状。在一些有代表性的中、晚唐“ 苦吟”诗人笔下,这两个字复现率很高,并已表露出对这种创作态度有倾向的认识。那位“词意入 病,时人多笑之”(《唐撤言》卷六)的卢延让以《苦吟》为题,诗中“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 。险觅天应问,狂搜海亦枯”二联几成“苦吟”的释义。或言“吟苦”、“酸呻”、“t4吟”、 “冥搜苦”等,均鲜明地表现出对这类创作方法的肯定。对于“苦吟”式的创作态度和方法在理论 上有所表述,与文学创作被确认为一种专门事业相关联,则可上推至《文心雕龙》。此前陆机《文 赋》讲物、意、文相称之“难”,“沉辞佛悦”,“求易而得难”,“揽营魂以探陵,顿精爽于自 求,理缓缓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云云,结合其立警策、超凡俗、求完美的主张看,陆机对此问 题处于一个相对被动、如实描述又苦苦追求的认识层次,但毕竟启发了对创作方法和评价作品标准 的思考。刘猕则在此基础上得出了较为自觉的结论。他以自然心胜为本,也重视“积学”、“酌理 ”及谋篇定句、辞藻声律的悉心运用。他的理论大致有三方面意思:(一)“人之禀才,迟速异分 ”,并以古人为例分为“骏发”、“罩思”二二类。虽归于“博见”、“贯一”的必要,但也指出 “疾感于苦思’”、“气竭于思虑”的苦吟是“思之缓”者的必然。禀赋不同决定方法的迟速,此 中井无褒贬。(二)为成就“有秀有隐”的完美诗文,需有必要的思虑之功。《熔裁》、《章句》 、《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等篇都言及创作时的心力之劳,这与陆机 的认识是一致的。但自然心生是前提,也是最高标准。(三)从“自然”、“神与物游”、“虚静 ”出发,反对以苦吟求新奇。《神思》中即对“苦虑”、“劳情”、“雕削取巧”提出非议。《养 气》云:“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顾过分,则神疲而气衰。”主张“从容率情,优柔运会” ,摒弃“销铁精胆,梁迫和气,秉续以驱龄,洒翰以代性”的苦思。《物色》:“人兴贵闲”。纪 购评此四字曰:“四语尤精。凡流传佳句.都是有意无意之中,偶然得一二语,都无累版连篇苦心 力造之事。”指出了刘肥的创作观正与“苦吟”相背。刘概是文学理论史上最早的非“苦吟”论的 倡言者。在创作上对中、晚唐苦吟诗风影响最大的是杜甫。正因为他不仅是唐诗的集大成者,也是 失意而不失志的传统诗人形象的代表,所以他标举的“为人性瘤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 态度一经功力深厚、见见独造的诗作加以证实,必然产生特定的典范意义。中、晚唐众多诗人继承 了杜诗、特别是后期杜诗中句法变化、音律生新、炼字精当的意向,但他们的诗作整体上缺乏杜诗 的沉雄雅健,而往往把“耽佳句”、“苦用心”、“新诗改罢自长吟”的方法论推向了极端化的目 的论。如孙恒《读杜工部诗集序》所言:“公之诗支而为六家,……贾岛得其奇僻。”对于以“苦 吟”著称的诗人如孟郊、贾岛、李贺、方干、周朴、李洞、杜苟鹤、曹松、裴说等及其诗作,已有 不少知人论世的研究。而他们自己的诗文中,也有此类创作态度和方法的表述,这是“苦吟”诗论 的重要内容。由于他们的“苦吟门在论、作中都有相辅相成的反映,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风气(即 《唐才子传》所谓“岛洞之风”)。故言成派的“苦吟”,他们是主体。在诗歌理论中逐渐为人瞩 目的“苦吟”创作观,引起了创作风尚的变化。大历以后,律诗、特别是五言律大盛,在字句、格 律上“搜难抉新,誓脱常态”(薛能《折杨柳叙》)成为诗人的目标,由虚转实、求工务新构成了 诗坛整体风貌的重要方面。于是,遂有“赛涩”、“清奇僻苦”及后世“郊寒岛瘦”等众多语殊意 近的评语。晚唐、五代出现的诗格、诗法类著作中常见对诗法过分的条分缕析、花苑以求,除《风 骚旨格》外,王玄《诗中旨格咱称“平生于‘二南’之道,劳其形,酷其思”;文或《诗格》则提 倡“冥搜意句,全在一字包括大义”等,多为“苦吟”意识的方法化、理论化。作、评、论成为系 列,正说明了“苦l”成派。中、晚唐诗家的“苦吟”观,是特定时代诗学发展的必然。由盛及衰 的社会形态造成相当普遍的忧患意识和幻灭感,促成了士人的审美态度的变化。从孟郊成年、贾岛 出生的代宗时期以后,“衰代多祸,贤无曲词。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贤人, 由于时故。”(孟郊《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诗序》)除朝政驰懈、宦官专权等衰迹外,直接 关系庶族士人穷达的科举制度也趋于腐败。进士科成为更加单一的进身方式,而援引之风的再起显 然不利于朝中乏人的庶族学子。孙繁《北里翡序》指出:宣宗大中后,每岁进士“率多膏梁子弟, 平进岁不及三数人”。杜牧《上宣州高大夫书》提到“自去岁前五年,执事者上言,科第之选,宜 与寒士,凡为子弟,议不可进”,即证实了科举中士、庶矛盾的尖锐。《唐才子传》卷五也有庶族 士子张仲素贞元十四年进士,“以朝中无援,不调”的记载。仕途黯然给予有志于国的孟郊们沉重 的打击,这种忧虑使“下笔证兴亡,陈辞备风骨”(孟郊《读张碧集》)的文学主张转为“出门即 有碍,谁谓天地宽’(孟郊《赠崔纯亮》)的哀吟。《唐音癸签》卷二六:“以名场事入诗,自孟 东野始。”“晚唐人集,多是未第前诗,其中非自叙无援之苦,即告他人成事之由,名场中钻营恶 态,愤愤俗情,—一无不写尽。”另一位以苦吟著称的晚唐诗人刘得仁《陈情上知已》诗云:“性 与才俱拙,名场迹甚微。久居颜亦厚,独立事多非。刻骨搜新句,无人们白衣。明时自堪恋,不是 不知机。”它如“万物皆及时,独余不及春”,“忧人成苦吟,达士为高歌”(孟郊),“江湖苦 吟士,天地最穷人”(杜苟鹤),“岂料多才者,空垂不第名”,“志业不得力,到今犹苦吟”( 方干),“又看重试榜,还见苦吟人”(裴说)等,由名场不第到刻苦搜句,确是不加掩饰的肺腑 之OO此时的诗歌艺术,恰在鼎盛之后。“苦吟”的心态固然有现实之“怨”的意义,但已不尽是 “发愤以抒情”、“志思蓄愤而咏情性”、“哀怨起骚人”的积极外向,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足自 慰。因此,以苦思成篇为途,追求文本的意义以合乎内向的自省,从而开启了宋以后“诗穷而后工 ”、“秀句出寒饿,身穷诗乃亨”的创作观。就诗学源流而言,“苦吟”可以视为萌芽期的“发愤 ”走向成熟期的“穷而后工”的中介。这一关系或许可以表示为J创作目的更加内向;发愤以抒情 哀怨起骚人《内省性、理智性》苦吟——一穷而后工(诗学层次上的反本)\创作方法更重文本] (文学性)这一观念上的中介阶段的形成,除文学思想的演进外,尚有深远的文化史背景,首先表 现在与传统人格观念的关系中。在古代士人的人格(人品)观念中,有复杂的思想成份。而与“苦 吟”精神及诗论的形成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儒、墨二家。在立身原则上,儒、墨异于道家的自放以 求天然,皆自律以求合度,“三省吾身”(《论语·学而》)、“克已复礼”(同上《颜渊》)、 “劳身苦志”(《墨子后语》),成为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人格观念中的正统意识。讲“。立 德”为立身之本,也是求“立功”、“立言”而不得的归宿。在言辞上则显现出一种对穷苦的称扬,本食瓢饮不改其乐,“饭疏食饮水,曲肽而枕之”;“回也其庶乎,屡空”,岁寒知松,君子固穷,深刻地影响了士人的人格观。在中、晚唐“苦吟”诗人众多诗作中,孟郊《秋怀》十五首一类对穷苦生涯细细咀嚼、津津乐道之诗在数量上远胜于其它流派。“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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