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文学时代风格的形成邵炳军文学风格总要受时代因素的制约，不同的时代因素会形成不同的时代 风格。那么，建安文学时代风格形成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一、世积乱离──作品的题材和主题“ 世积乱离”的社会现实为建安作家提供了相同而又广泛的创作题材。汉献帝建安年间，是我国历史 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后的第二个大动乱、大分裂的时期。黄中起义摧垮了东汉王朝的腐朽统治，统治 阶级内部分崩离析，军阀割剧，混战经年，使社会生产力受到了空前的大破坏，给人民造成了大灾 难。“人相食啖，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晋书·食货志》）“旧土人民死丧略尽， 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三国志·魏志·武帝纪》），足见惨祸之严重！士人们也不可幸免地 被卷到这场社会动荡的漩窝中来。他们在这艰难时世的颠沛流离中，亲身经历了悲惨的现实，有着 自己悲苦的体验。同一社会的相似经历，使建安作家具有共同的创作题材：战乱的残象，民生的疾 苦，建功立业的抱负，渴望统一的理想，壮志难酬的坎坷人生，征夫怨妇的痛楚……。多样化的题 材，使他们描摹出一幅幅现实生活的生动图画。曹操的《蒿里行》就是当时现实社会的生动缩影：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全诗概括了袁绍、袁术等军阀假借讨伐 董卓的名义，拥兵自重，争权夺利，互相混战的史实，把这次混战所造成的人口大批死亡，土地荒 芜的惨象突现在读者眼前。另如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阮的《孤儿行》、蔡琰的《悲愤诗》等 作品，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动乱的历史概貌，描绘出了一个诗歌的历史画廊，奏出了 一组悲壮的历史交响曲。故被后人誉为：“汉末实录，真诗史也”。共同的题材孕育了共同的主题 ──关心战乱给人民所造成的疾苦，表达渴望统一的政治理想以及为此而建功立业的抱负，描写男 女爱情的忠贞和离愁别恨，抒发个人理想的空落和个性受压抑后而引发的怨恨情绪与迁逝之感。曹 丕自幼跟随父亲转战四方，历经丧乱，常“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效法汉文帝“宽仁弘厚”的为君之道。其《上留田》一诗，对“富人食稻与梁”而“贫子食 糟与糠”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有所感慨，表现了他对劳苦人民的极大同情心。王粲亲临乱离，目 睹时弊，感触较深，其作品现实性颇为强烈。其《七哀诗》第一首真实地再现了关中地区遭受战祸 后“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的惨状，表达了自己“悟彼下泉人，咽 然伤心肝”的悲痛心情，他直斥虐民祸世的军阀为“豺虎”，表现了诗人的激愤之感。二、实现自 我─—作家主体意识的觉醒建安时期是我国哲学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后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是又一 个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一个思辨的时代，是一个人的自觉时代。在整个汉代的四百年中，儒学具有 统治整个政治意识领域的独尊地位，“通经致用”几乎概括了整个思想文化领域，文学更是步入了 循经据典，愚腐僵化的死胡同。汉末巨大的社会动荡把人们从昏睡中惊醒，“君权神授”的大厦在 农民起义的风暴中倾刻间土崩瓦解，儒学独尊的神圣光环顿时变得黯然失色。各种“异端思想却得 到了迅速发展，老庄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日趋兴盛。以曹操为代表的中小地主阶层受儒学的影响较浅 ，他们为了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治和文化两方面都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针，在选用人才时实行 “用人唯才”的政策。儒、释、道、名、法、阴阳诸学相互渗透撞击参融的哲学思想氛围，曹氏集 团的革除时弊和政治导向，这就使当时士人的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自由和活跃。他们的思想开始从 儒家礼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开始对政治思想、人生社会及自我价值进行思考，开始出现了儒学向 文学转化，儒生向文士转化的趋势。文学总是以哲学为理想基础的，而建安时期十分活跃自由的哲 学思想氛围和时代精神，反映在文学思潮上就是建安文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它包括有两个重要层面 ，首先是作为社会的一员，人对自我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和发现；其次是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建安 时期舍功用而执本体的思想观念使明本致用的儒学诗论得到改造，从而导致了对缘情感物之本体特 质的确认；对“清虚无为”“寂然不动”之道的体认，又使挣脱儒学致用观念束缚的诗学走进了释 道合一的新规范；强调个性，注重情性，突出创作主体意识，成为一种时代精神。时代精神的转变 导致了诗学精神的转变，而诗学精神的转变则必然引起诗歌创作的变革，进而使建安时期的文学艺 术世界成为一个时空参融而又心物契合的奇妙世界。建安文人对生活充满着信心和力量，他们开始 用自己的眼光和思维来审视现实；他们直面现实投身社会，向往未来，渴望在改造社会的实际行动 中来实现人生的自我价值。建安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直接表现在作品中，就是能够以主人公的姿 态来反映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能够大胆地直抒己见，认识自我，发表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和对 人生的深切感受，抒发自己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的喜怒哀乐之情和将个人投身社会的政治理想与远 大抱负，曹操代表了建安诗人这方面的主要特色。在群雄争霸之中，他“御军三十年”“登高必赋 ”，同时登上了政治和文学这两个舞台；被人斥为“赘阉遗丑”的不清白的身世，使他蔑视儒学正 统；儒、释、道、法诸子思想兼容并采，彻底冲破儒家传统思想，“性不信天命”。在政治上大胆 提倡革新，公开主张“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注）的人亦 可录用。在曹操的诗中，这种要统一天下，建立一个强大的曹氏帝国的雄心和达到一个人人宫足的 “太平盛世”的政治理想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如《短歌行·对酒当歌》，全诗围绕着“求贤若渴” 的主题，表达在短暂的人生之中，完成统一天下大业的雄心壮志，一唱三叹地展示了自己恢宏深沉 的内心世界。而这种内在的气度，正来自于作者心灵中强烈的主体意识的博动，同时也显示了诗歌 “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艺术风格。在建安文学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品表现了诗人自身价值得 不到实现，即理想的空落和个性受压抑后所引发的怨恨情绪及迁逝之感。这同样曲折地表现了建安 诗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曹植代表了建安诗人这方面的主要特色。那个空前的大转折时代，赋予了曹 植对人生更多的严峻思考和人生的积极追求。其思想似以儒家为主，兼以释、道、名诸家。他恪守 传统，“中和诚可经”；另肇异端，“滔滔固大节”；彼此对立互补，盘根错节，实为大时代思辨 意绪的折光。他是新时代中旧道德的典范，旧传统中新风格的先驱。他的诗歌以儒家诗教为主导面 ，注重理智和情感相统一的谐和，具有儒家的谨严弘毅、注重人格，又有道家汪洋姿肆、飘逸羽化 、超越伦理的“二重性格”。这“二重性格”除了充分显示着个性解放色彩的思辨怠绪，还有力地 呈现出悲剧美感的忧患特征。自公元二二０年曹丕继位后，“十一年中而三什都，常汲汲无欢”（ 《三国志·魏书·任城陈萧王传》）。这时，在他笔下流动的是高压政治压抑之下，一颗不屈心灵 的苦苦挣扎与呼号，怀才不遇，报国无门，壮志难酬，抑郁悲哀，愤懑不平之气充溢了整个后期的 作品。《赠白马王彪》典型地体现了他这一时期诗歌的基本情调。诗人通过对兄弟间生离死别的叙 述，抒发了自己满腔的悲愤抑郁之情、对自己命运的幻灭之悲和浓烈的迁逝之感。作者备受压抑的 个性心灵的痛苦挣扎，悲伤之中不屈个性的申诉，悲痛吟唱之中仍不失豪迈之气的慷慨之音，回荡 于整个诗篇之中，组成了一支逆境中不屈个性的悲愤豪迈的颂歌。即就是他笔下的“游仙诗”，也 是诗人在现实中倍受压抑的苦闷思想的曲折反映，是作者希图挣脱世俗罗网，现实中被压抑的个性 心灵和无法实现的理想情趣在幻想世界中的自由舒展。三、远绍旁搜──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建安作家既能在传统的宝藏中含英咀华，又能跳出传统的藩篱，开拓创作的新境界；他们的作品呈 现出既充满着古典情韵，又具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征的崭新格局。真可谓是远绍旁搜，自铸伟辞。 继承融汇诗、骚精神，形成独特的创作风貌。在建安作家的目中，“风”、“雅”具有神圣之位置 ：“击辕之歌，有应‘风’，‘雅’”（曹植《与杨德祖书》）。他们认为：“君子之作也，俨乎 若高山，勃若乎浮云，质素也如秋蓬，藻也如春葩，汜乎洋洋，光乎，与雅颂争流可也”（曹植《 前录白序》）。才算是达到了“风”、“雅”的艺术标准。他们经常在作品中引用《诗经》的篇名 ，化用诗经的句子，运用《诗经》的词语；特别是继承了《诗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以社会生活为内容、以现实人生为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其众多的作品组成了一幅宽阔的现 实生活画面。即使在他们的游仙诗中所描绘的辉煌壮丽的天国仙境，也带着人间现实的气息。所有 这一切构成了建安文学创作注重写实的总体倾向。但是，写实并非他们创作的终极目的。随着文学 意识的觉醒，他们意识到文学创作抒发感情的重要作用，并通过作品不断抒写胸中强烈的感情。这 方面他们对于屈原作品的学习继承相当明显。如曹植在人生遭遇方面与屈原的相似之处，使他对屈 原的悲愤的感情有着深刻的理解，产生强烈的共鸣。有时将他的感情假借屈原之口吻尽情的渲泄发 挥，更多的是他把屈原“发愤抒情”的精神融铸于自己的创作中，时时爆发出肺腑间的呼喊：“利 剑不在掌，结交何须多”（《野田黄雀行》）的仰天浩叹，“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杂诗 》其六）的壮怀激烈，“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赠白马王彪》）的愤怒指斥。这种感情主 要由个人的不幸命运产生的，其本质显然是与屈骚的精神一脉相承的。诚然，建安文人在忠实继承 传统的前提下，更多的是对传统的发展，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貌：既以《诗经》的注重写 实为基础，又以屈骚的抒发情志为灵魂；既保持温柔敦厚的底蕴，又不乏悲歌式的慷慨激越。２．总两汉之青华，启六朝之先路。我们知道，建安诗歌有两个直接源头：汉乐府民歌和古诗十九首。建安作家将二者有机地融合并提高升华之，结出了自己独特的艺术硕果。他们完成了诗歌由民间向文人诗歌的过渡。就内容而言，他们将诗歌从汉乐府民歌“哀民生之多艰”的外向忧患意识，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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