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赋论述略何新文魏晋南北朝赋的创作与两汉大赋盛行的情形不同，抒情讽刺小赋的繁荣是 这一时期的基本特色。关于赋的理论批评，更在两汉赋论的基础上，在当时各种文学思想的矛盾斗 争中，取得了新的发展和成就。赋论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古代赋学批 评的自觉，也从此时开始。本文拟就魏晋南北朝赋论的历史发展及其成就特色，作一初步的论述。 魏晋南北朝赋沦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建安、两晋、南北朝三个阶段。建安，是由两汉赋沦发展 到魏晋南北朝赋沦的重要转折时期。随着传统儒学的衰颓，文学地位的提高，赋的创作的变化，建 天赋论家往重从真正艺术的角度提、。１题，探讨赋体文学创作的内在规律。发表了不少具有这个 文字”‘自觉时Ｋ”特点的赋论Ｖ眸。如关于赋的文体特征．曹丕继西汉扬雄“‘诗人之赋加以则 ．辞人之赋丽以淫”之后，人《典论·论文》中明确提出“诗赋欲丽”，以一个“丽”子突出诗赋 的美的特点，而摒弃厂”丽以则”、“丽以淫”的儒家文学标准。曹丕还从纯艺术的角度，从作家 才性气质等方面。。ｖ论了屈原、司马相如和建安七子的辞赋创作。如《典论·论文》云：王梁长 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染之匹也。如梁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干之《 玄猿》、《漏危》、《国扇》、《桔赋》．虽张、禁不过也。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孰愈？曰：优 游案衍．屈原之尚也；穷／极妙，相如之长也。然原据托譬喻，其意周旋，绰有余度矣。长卿、子 云，意未能及“这些议论，只从赋家才气、技巧方面立言．并注意到屈辞“据托肖喻一扣相如赋“ 穷侈’巧妙”的艺术特色，而再也没提讽谏尚用的老话题了。曹植在所作《七启序》中说枚乘、博 毅、张衡等人的“七”体作“辟各美丽，余有素之焉”．在《长乐观画赞》中说“辞赋之作．华若 望春”．在《酒赋序》。。ｎ扬雄《酒赋》“‘辞甚瑰伟”，都表明了他对赋作文辞中美的欣赏； 他还在《与杨德租书卜；。。。－‘卡赋小道，因未足以榆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对辞赋的政治 功利作用作了否认。曹氏兄弟的赋沦．从表面上看似个有些不同，实际上他们都是站‘一文学艺术 的立场上，主张“诗赋不必寓教训卜，都在怀疑乃于反对此前那些寓政治教化于诗Ｖ１；（学传统 ，从而充分强调诗赋作品要具有文采、具有华大电脉的沿西文辞之美。所有这些、。七表明建安赋 论与汉代人强烈要求讽谏、颂扬的传统赋论ＫＲＩＪ开来了．同时也对魏晋至齐梁时期重视赋作艺 术形式和赋家才性习尚、审美情趣的新型赋论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 能深刻理解鲁迅所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①两晋时期，赋论领域则呈现出一种颇为复杂的状貌：两 晋赋论家一方面在建安赋论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一方面却又远承两汉，仍然受到传统赋论的束 缚和影响。这时期的赋论比较丰富，值得注意的有左思、皇甫褴、挚虞及陆机、葛洪等人。左思《 三都赋序》是西晋很有影响的一篇赋论文献，作者在序文中着重论述了“依本”、“征实”的写赋 原则。左思认为，汉代司马相如赋《上林》、扬雄赋《甘泉》、班固赋《两都》、张衡赋《西京》 ，都有记载失实的弊病。他们“假称珍怪，以为润色”，“考之果木，则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则 出非其所，于辞则易为藻饰，于义则虚而无征。”这样的作品，“虽宝非用”，“虽丽非经”。因 而左思阐述自己的写赋原则是：“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左思主张 写赋必须真实可信，批评汉大赋虚诞无征、藻饰过甚，与汉人不满大赋“虚辞滥说”、“靡丽多夸 ”的观点相类；他要求写赋如同撰地理书、风俗志一样确凿无差，混同文学创作与学术著作的区界 ，其片面性亦不减于汉人之极端强调讽谏。这说明左思对文学创作需要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提 练、集中乃至艺术含构、想象的问题，认识不足。皇甫溢《三都赋序》是为推赏左思《三都赋》而 作。。’＆附和了左思征实依本的论调，肯定左思赋“可得技图而校”、“可得按记而验”的作风 ，并认为赋应该“纽之王教、本乎劝戒”，这与汉人强调赋的讽谏作用一脉相承。但另一方面，忡 ．又从艺术的角度，指出赋“所以因物造端，敷弘体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极关， 触类而长之，故辞必尽丽。然则美丽之文，赋之作也。”充分肯定了汉赋铺张美丽的美学风格与艺 术特征，而与左思相对立，反映了当时重视辞藻的文学风尚，体现着魏晋赋论的新气象。挚虞是皇 甫滥的弟子，但他的赋论见解却与皇甫滋有所区别。他在《文章流别志论》中，以较多的篇幅，论 述了赋的性质、源流，屈、宋、苟况以及汉代辞赋价值得失等方面的内容。关于赋体特点，挚虞承 东汉刘熙及郑玄《周礼注》的说法，认为赋是“铺陈之称”，“所以假象尽辞，敷陈其志”，从而 比较明确地道出了汉晋以来体物大赋的基本特点。他继承和发挥了扬雄的赋论，将赋分为两类，用 “古诗之赋”概括苟况、屈原、贾谊之作，用“今之赋”概括宋玉以下“多淫浮之病”的赋。他肯 定前者，而批判“今之赋”有“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丽靡过美”等“四 过”，指责它们“背大体而害政教”。挚虞还赞赏“司马迁割相如之浮说，扬雄疾辞人之赋丽以淫 ”，对汉晋大赋完全持否定的态度。这些观点．与皇甫温对汉赋铺张华美的肯定不同，从美学的角 度而言，它们正体现着儒家强调功利、主张“中和”的文学美学观。相对于建安赋论，在某些方面 还表现为倒退的趋势。但挚虞沦赋，内容比较丰富，且较具理论色彩，对刘概以至元代祝尧等人的 赋沦．均有一定的影啊。除左思、皇甫褴、挚虞而外，西晋博玄、陆机及东晋葛洪的赋论，很有一 些特点。傅玄《七漠序｝）对枚乘《七发》以来的“七”体作品，从艺术风格方面作了论析，以为 “若《七依》之卓陈一致，《七辨》之缠绵精巧，《七启》之奔逸壮丽、《七释》之精密闭理，亦 近代之所希也”，评价颇高。陆机则在《文赋》中通过与诗的比较，提出“诗缘情而缩靡，赋体物 而测亮”，区分了诗、赋的不同点．概括了赋的文体特征；还于其《遂志赋序》内，对东汉冯衍《 显志赋》以来的明道述志赋．作了简要评论。东晋著名思想家葛洪．其美学思想受王充的影响。他 也反对贵古贱今。而且是比王充更为自觉地从艺术鉴赏的角度提出问题的。他不以文辞为余事，而 重视文辞之美。因而，葛洪在《抱村子·钧世篇》具体分析和充分肯定了汉赋博富华彩的辞藻。他 说：“《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入《三都》之汪为博富也。 ……若夫俱论宫室，而奚斯路寝之颂，何如王生之赋《灵光》乎？同说游猎，而《叔败》、《卢铃 》之诗，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把，而《清庙》、《云汉》之辞，何如郭氏《南郊》之艳平 ？等称征伐，而《出车》、《六月》之作，何如陈琳（武军》之壮乎？”他从“古首事事醇朴，今 则莫不雕饰，时移世改，理自然也”的道理出发，高度评价了汉赋辞彩之“艳”与“壮”，并认为 超过了《诗经》。这都是前所未发的新见解。南北朝是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阶段，赋论也有了 新的发展。这时期，赋的创作走上了讲究艺术形式美的骄赋道路，出现了大量文辞繁丽的名篇佳作 。论赋者则注重赋的艺术形式如语言技巧、声律、对偶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将古代赋论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诸如沈约、刘雅、萧统、萧绎、颜之椎等，都是这一时期较重 要的赋论家。沈约是南齐时提倡和宣传声律最力的文学家。他认识到声律、词采之美是文学作品形 式美的重要因素，对诗赋骄文运用声律、具有和谐动人之美的特点十分重视，并在此基础上肯定了 讲究辞藻、韵律的辞赋。他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高度评价屈原、宋玉、贾谊、相如等人的 辞赋成就及其历史地位说：“‘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如后，英辞润金石，高 义薄云天。”并且概叙了汉魏辞赋的发展变化，认为“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 ：相如巧为形似之言，班固长于情理之说，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并标能擅美，独映当时”。当 然，有人肯定，就有人否定，有人提倡，也就有人反对。稍晚于沈约的梁代史学家裴子野，就是反 对辞藻、反对辞赋颇为激烈的人物。裴子野出身于史学之家，曾祖父裴松之、祖父裴ｇｏｐ是著名 史学家，子野也长于史学。恐怕与此有关，子野“不尚丽靡之词，其制作多法古，与今文体异”② 。所以，他很不满意当时的诗赋作品，而特别强调《诗经》“劝美惩恶”的教化作用，指责“后之 作者．思存枝叶，繁华蕴藻，用以自通。若徘侧芳芳，楚骚为之祖，靡漫容与，相如扣其音。由是 随声逐影之涛，弃指归而无执。”对屈原、司马相如都表示了轻视态度，并同意扬雄辞赋是“雕虫 篆刻，壮夫不为”和蔡巨“书画辞赋，才之小者—…·有类徘优”的说法，所谓“赋诗歌颂，百轶 五车，蔡豆等之徘优，扬雄悔为童子”。与裴子野有别，梁昭明太子萧统又很重视赋。他编辑综合 性文章总集《文选》，选文标准是“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虽说要文 质相称，实际上是强调了文采，所谓“以文为本”。故辞藻华美、铺张富丽的汉魏六朝赋在《文选 》列为首选，占有三分之一的篇幅。萧统还在《文选序》中，论述了赋的起源和发展。萧统之弟萧 纲、萧绎，处在骄文昌盛的齐梁时代，都很重视文采、辞藻、对偶、声律，因而他们往往也重视辞 赋。如萧纲（即梁简文帝）《与湘东王书》，以为“不尚而靡之词”的裴子野，“‘乃是良史之才 ”，却“了无篇什之美”；对“扬、马、曹、王”及当时“张士简之赋”颇为推崇。萧绎（即梁元 帝，初封湘东王）《金楼子·立言》，是南朝后期辨析文体的重要文献，也表明了作者对文学的认识。在《立言》中，萧绎指出：“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论述了“文”的特点，提出了很有影响的文学主张：“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于文者，惟须统部纷披，宫微靡曼，唇吻道会，情灵摇荡。”反映了他自己及当时人对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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