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汉文化与日本文化张宽信在语言学上，日语与汉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但是由于一些历史 原因，却使日语与汉语结下了不解之缘。相传大约在公元三世纪，日本民族还没有来得及创造自己 民族的文字时，汉字就传人了日本，日本民族的祖先便使用汉字来记录日本语言，使汉字成为日本 文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达四百多年的时间内用汉字记录日本语言的事实，给日本语言打下 了深深的印记，大量汉语词汇进入日本语言中，成为日本语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今天的日 本人早已将汉字视为日本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了。由于日本民族传统的守旧心理和对汉字汉文的崇 拜心理，汉语的许多古语古训，今天还活生生地运用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当我们阅读汉 语古籍时，对这一点体会得更深。如“天皇”一词，在我国史书中最早出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 》，到了我国唐朝，唐高宗称为“天皇”。日本真正使用“天皇”一词是在唐高宗之后。今天，日 本虽已成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天皇”一词却仍然留在日本语言中，天皇制也一直沿袭下来。由 于日本社会文化的变革，这个词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即日本的天皇制发生了变化。天皇不再是最高 权力的象征了。而是最高权威的象征，是日本国尊严、统一和永存的象征。效忠天皇是传统的日本 民族心理，汇成了一种以天皇为核心的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日语称自己为“小生”；这是唐代的习 用自称；以热水为“汤”，见于《孟子》；以完了为“济”，以热闹繁盛为“赈”等都是中国的古 语，现代汉语没有保留这些用法。《光明日报》曾转载《海外星云》题为（令人啼笑皆非的日本汉 字》一文，文章说：“日本的汉字虽然来自中国，但日本人使用汉字却是十分有趣的．许多字词往 往不能按中国汉字的意义去理解，有的甚至具有相反的意思。……原来‘娘’是女儿的意思，我要 问候他的母亲，却问候到他的女儿去了。”①据笔者考证，日语中确实有许多字词不能按中国汉字 的意义去理解，但日语用“娘”表示女儿却与汉语的古训有密切的关系。《玉篇》：“娘，少女之 号。”说明“娘”是指少女，不是母亲。《辞通》曰：“为母称，见十阳，俗或省为娘字，不知娘 是少女之号，与母称泅不相同耳。”原来“”作为母称是因为与“娘”混淆所致。既然“娘”的本 义是指少女，那么日语用“娘”表示女儿并不违背本义。一些利用汉字古训表示的日语词，从现代 汉语的角度看，也会觉得有些可笑，日语用汉字“走”表示跑的意思，“步”才表示走的意思。《 释名》：“徐行曰步，疾行曰趋，急趋曰走。”《段注》：“行，步行也，趋走也，二者一徐一疾 ，皆谓之行，统言之也。”现代日语中“步、走、行”三个汉字的用法正好与此相同，不过要注意 的是日语的“少”字多了一点。我国古代文人尊重传统，默守陈规，习惯于“法古不变”。尽管汉 字构词力强，但在这样一种文化心态支配下；并不轻易造词，总是以前人的语言材料为基础创造， 很多词都出自于典故。日本人尊重汉字，尊重汉语，发展汉语词时，也不轻易违背这条原则。日语 的“马鹿野郎”（八格牙鲁）的“马鹿”就是源于汉语典故“指鹿为马”。秦朝赵高”指鹿为马” 的故事是大家熟知的。“马”与“鹿”连用的语言现象出自《新唐书·元模传》。该书记载：“… …彼赵高，刑余之人，傅之以残忍披贼之术，日恣睢，天下之人未尽愚，而亥不能分马鹿矣；高之 威摄天下，而亥自幽深宫矣。”日语用“马鹿”一词骂人愚蠢、糊涂，可以说是将汉语“不能分马 鹿”的意义引申了。“驰走”是日本人饭后必用的一个词，即使在家庭内部日食三餐山不例外，用 来表示对准备饭菜的人的谢意。古汉语“驰”与“走”常作为一对相应的词同时出现。如店韩愈《 送张侍郎》诗：“司徒东镇驰书谒，丞相西来走马迎。”这里的“驰”与“走”都是表示驰骋的意 思。且汉语也有将“驰”与“走”连用的语言现象。《史记·项羽本纪》：“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 ，直夜溃围，南出驰走。”说明日语将“驰走”作为一个词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日本人发展了“驰 走”的引申义，准备饭菜要奔走辛苦，用“驰走”表示感谢对方款待的意思。“忠实地保存；日事 物”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象保存祭柏、塌塌咪、和服一样，中国的许多古语古训仍然忠 实地保留在日本语言中。二汉字是作为汉文化的载体传到日本的，日本人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学会 了使用汉字。汉字是汉民族文化的构成要素之一，它的产生和发展是在汉民族文化的广阔背景下进 行的。文化对于文字有着很强的渗透力和作用力，文字又接受了这种渗透和作用。日本接受了汉字 ，就会受到汉文化的约束。在吸收汉字、汉文化之前，日本还处于纯石器时代，日本民族文化还没 有定形，是汉字、汉文化带来了日本文化的黎明，使日本迎来了金属文化时代。这样，汉字、汉文 化成了日本文化的根基，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对汉字、汉文化的崇拜心理。我国唐朝时，日本学 习汉文化几乎达到了狂热的地步。日本朝野上下各个领域都在吸收唐文化的精华，使日本的“唐风 文化”曾风靡一时。也就是在此期间，日本基本上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尽管日本于公元８９４年停 止了遣唐使的派遣，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并未停止过，到宋代又出现了文化、科技交流的高潮。难 怪美国人克里斯托弗在《日本心魂》中说：“二十世纪后期的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仍为古老中国的 传人。”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已融合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在我们探索日本文化某方面的源流 时，看到的常常是中国历史文化的展现，日本民族忠实地保存了中国的许多传统文化。日本注重保 存中国古代文献就是一个极好的见证。欧阳修的《日本刀歌》中有：“徐福行时经未焚，逸书百篇 今尚存。”说明中国圣人之书流落到了日本。我国五代时就曾通过商人到日本去补抄浙江天台山佛 教经典。请末驻日公使黎庶昌曾辑录汉籍二十六种。共１８６卷，称为《古逸丛书》。杨守敬编的 《日本访书志》收录了三万多卷逸书。现在，日本仍保存了我国许多的古代文献。茶道，被誉为日 本文化的精髓，与日本的宗教、民俗、艺术等几乎一切传统的精神生活相关。茶道的根本在于自我 磨炼与相互尊重。通过茶道达到禅的意境、心的结合和美的礼仪，以表达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朴、典 雅气质。然而饮茶之风起源于我国西周时期，至陆羽的《茶经》问世之后，饮茶成为一种高雅时尚 。我国的饮茶习俗很早就传到了日本，日本关于茶的最早记载在《奥仪抄》中。书中记有天平元年 （７２９年）“召百僧于禁庭赐茶”之事。十二世纪末，人宋僧荣西将南宋新茶种带人日本，并根 据《太平御览》编写了《吃茶养生记》，被一为日本茶祖，禅僧村田珠光创立了不同于中国的“茶 礼”。千利休被誉为日本的茶道大师，他以珠光的“谨敬清寂”为基础将茶道精神发展为“和敬清 寂”。就这样，日本民族精神与中国的饮茶习俗融合，形成具有日本特色的茶道。今天，茶道仍以 其清寂淡雅的古典美吸引着无数的日本人。唐乐进入日本宫廷后，按日本风格稍变形式称为雅乐， 在日本世代相传，一直保存到今天。围棋，发源于中国，却兴盛于日本。至今使千万日本人迷恋的 相扑，亦酷似我国秦汉时期出现的“角抵”。这些例子真是数不胜数。中国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 融合于日本文化之中而构成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我们研究日本文化时，不能不被日本民族忠 实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所感动。如何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也是值得现代中国人认真思考的问题。 三日本文化的发展起步较晚，是在优秀的汉文化刺激下逐步成熟的，所以对汉文化有极大的包容性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日本民族对汉文化十分崇拜，在吸收古代中国精神文明的成果时，还是 表现出了强烈的“对外意识”，即日本文化的民族性。这种民族性是通过选择和变异来实现的。关 于选择，如日本采用了律令制度却不用宦官制度和科举制度就是明显的例子。关于变异，从生物学 的角度来看，就是使新生命、新形态产生。日本在吸收汉文化的过程中，并不满足于单纯地模仿和 复制，而是追求一种与汉文化抗衡的力量，通过融合产生新的文化形态。汉字传入日本逐渐成为记 录日本语言的文字。在日语借用汉字符号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借用汉字字音标记日语语音的“万叶假 名”。后来，表音汉字被逐渐简化、省略，最后演变成日本文字──“平假名”和“片假名”。假 名文字产生以后，日本使用汉字·假名混合体来记述自己的语言。这样，汉字、假名都成了日本文 字，因为汉字·假名混合体是一种新生命、新形态，它具有日本民族的特色。书法艺术是中国、日 本特有的文化积累。书法艺术的特点深深植根于汉字的特点之中，是中日两国人民审美情趣的集中 表现。日本的“三笔”，深受王羲之书法的影响，都可视为王书的流派。然而时代稍晚的“三迹” 却与“三笔”有本质上的不同。小野道风推陈出新开辟了日本化的“和样”书道，自成一派。藤原 佐理则在“小野派”书法中独树一帜，表现了奔放的个性。藤原行成推崇小野道风的书法，使“和 样”渐臻完美。我们可以看到“三迹”所处的时代的书风，已摆脱了中国书法的桎梏，树立了独具 日本风格的“和样”书道。“和样”书道便是与“唐样”抗衡的一种新形态。“大和绘”也是与“ 唐绘”抗衡的一种新形态。“唐绘”是按中国绘画技巧描绘中国主题的画。“大和绘”最初也只是 以中国的绘画技巧来描绘富于日本情趣的世俗画，到九世纪末，画风也成为日本式的了，形成了日 本独特的表现手法。奈良至平安时代，日本人用汉文创作的表达日本民族感情的“汉诗”曾弥漫日 本文坛。“和歌”则是日本民族纯文学的诗歌，是民间的一种无定形诗，当汉诗在日本诗坛占统治 地位时，和歌为取得与汉诗抗衡的力量，以汉诗的诗形来进行改造，运用表现日本民族感情风貌的 修辞方式形成“五七音音数律”，取得与汉诗并存的韵律形式。在八世纪文坛上，开创了和歌与汉诗鼎立的局面。抗衡力量的形成是民族排他性的生动体现。与中国文化相比，古代日本文化虽发展后进，但却表现出强烈的民族集团意识；尽管十分崇拜汉文化，但却并不“媚外”。抗衡力量的形成又是民族创造力的生动体现。应该承认，将已有的文化成果改造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也是一种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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