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如林大作匮乏──１９９２—１９９３年上海中长篇小说巡礼邱明正最近，我连续读了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年在上海发表和出版的中长篇小说。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这些作品视野有了新的拓展， 意蕴有了新的开掘，尤其在艺术上有了许多新的创造，真可调佳作如林，目不暇接，各有千秋，难 分仲伯。近年来我国文学正处于令人不安的萎缩状态，可是我们从这两年中长篇小说尤其是长篇小 说中却仿佛看到了希望：我国文学似乎有了稍稍振兴的势头。但是平心而论，当我阅读这些作品时 ，却很少发现大气之作，未能生发出那种期待已久的惊喜。也许是因为我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没 有经常读一些新小说了，艺术感受力已有些钝化，所以在阅读中很少引起令灵魂震撼和心潮激越的 感奋。一近年来，我在读过的一些小说中发现，有些作家常喜欢描绘那种同当今现实不很有关的乃 至相去甚远的生活图景，虚拟一些古老的略带沧桑感的历史故事，从中表现自己的某种生活感受或 某种特定的意念。这种作品当然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但与现实毕竞有了一段较大的距离。有的作家 则不然，他们怀着时代的使命感和社会的责任感，时时密切关注着当前现实的发展，近距离地描绘 了当今急剧变化中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在这社会巨大变革中的心理的膻变，我们从上海近两年的中长 篇小说中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这些作家所作的可贵的努力和探索。反映当前城市现实生活的作品我选 读了近十部。这里首先值得赞誉的当推俞天白的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大上海沉没》的续篇 ）。作品对上海近年来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两种体制的交错、矛盾、转换，各个领域内部的剧 烈竞争以及环绕产品、商品质量所展开的一场搏斗，都作了全景式的扫描，从工厂到银行、交易所 ，从大公司到商店、地摊，从办公室到家庭，从上海到外地，从市长到区长、经理，从企业家、金 融家到计量检测人员、知识分子……无不尽收笔底，多视角、多层次地展现了市场经济大潮中一个 个湍急的漩涡和暗中而动的潜流。尽管小说在艺术上还略嫌粗疏，作者对他所把握的素材还缺乏剪 裁和锤炼，对人物的精神世界也还缺乏深入的透视，削弱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市美意趣。但是作品 视用之广阔，信息之密集，气势之恢宏，实为上海乃至全国近年来文学中所罕见，一扫洋溢于上海 文坛的那种石库门气、市井气，呈现出一种“大江东去”般的阳刚之气，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尤其 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对上海经济领域复杂多变的生活作了广泛深入的考察，曾写有《上海：性格即命 运》的长篇报告文学，并在此基础上提炼为长篇小说《大上海漂浮》，这种创作态度、创作道路无 疑是值得借鉴的。反映当前城市现实生活较有特色的还有《我们曾经相爱》（王小鹰著）、《书生 》（赵长天著）、《白云苍狗谣》（池莉著）等作品。《我们曾经相爱》写新旧体制冲突中改革者 的悲剧和两种价值观冲突中家庭的分裂。厂长朱墨大胆改革并取得成功，却被老谋深算有后台的原 厂长赶下了台；他同妻子由于价值观上的分野，终于使这对在用难中结合的恩爱夫妻各分东西；模 范教师范书月在工作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在爱情上却是个失败者，顶着个“模范”的桂冠却无处 倾诉自己的痛苦，最后不得不一死了之。《书生》、帕云苍狗谣沛ｐ是写一个研究所内部环绕评职 称或选拔领导干部所展开的一场角逐。认认真真工作和勤勤恳恳做学问的人得不到晋升甚至降职， 不学有“术”、善于钻营的人却左右逢源。这些作品部不同程度地触及当今社会的敏感问题，再现 了人们价值观、伦理观的膻变和矛盾，表现出作家敢于直面人生的勇气和敏锐的洞察力。遗憾的是 这些作品的生活视野虽开却不够阔，提供的信息虽多却不怎么新，立意的开掘也虽用力却欠深刻， 还没有攀登到时代思想的制高点，终于未成大气之作。究其原因固然主要是由于当今社会正处于一 个急剧发展的转型期，作家对它的认识还需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历程，但作家缺乏足够的想象力和艺 术上的创新，可能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相比之下，反映我国农村生活的小说更引起我的兴味。中 篇小说《最后一个生产队》（刘玉堂著）的视角颇为独特，它不是象有些作品那样写农村实行生产 责任制后农民生活的变迁，而是写了８０年代初沂蒙山区“最后一个生产队”从坚持到分化再到重 新组合，向农工商一体化经营方式转化的过程；它也不是简单地评判集体与单干就优汰劣，而是以 重笔描绘了农村体制改革时期农民价值观、道德观、经营观的变化，揭示了这个生产队赖以存在和 演化的社会、思想、心理的根源以及农民“单干的时候想集体，集体的时候想单干”的心理状态。 小说写的是十几年前的“旧事”，读来却颇党新鲜而且饶有趣味。然而更使我感到兴味盎然的是张 沛的长篇小说《九月寓言》。这是一部十分耐人咀嚼的作品。它的故事并不算太新鲜，写的不过是 海滨一个未开化村落中农民贫穷、闭塞却又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对现代文明的隔膜以及在外来现 代文明冲击下所发生的分化，但作者却从这故事中揭示了历史形成的半原始性的生存方式和原生态 的土地文明同现代文明的冲突，及其终将被现代文明一步步所取代的历史必然。从字面看，它仿佛 是对特定地域农村混浊原野不加修饰的如实再现，但在那朴实无华的字里行间却渗透着哲学、人类 学、文比学的思考：土地乃众生之母，人与自然、人与土地浑然一体，万物生生不息，然而又亟需 现代文明来加以滋润，从而使作品具有了超越地域性的普遍性内涵。尤其值得我们思索的是，由于 作者长则深入山东登州地区农村，贴身于土地，贴心于农民，使作品的思想来自生活的意蕴，并被 生活所激活，而思想又使原生态的生活升华到艺术的境界，所以才使作品既有浓郁的泥土气息，又 有浑厚的哲理意味。这真可谓‘喇：瓜得瓜，种豆得豆”。这部作品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生 活终究是艺术之源，有源才有流，有生活才有思想，有源有思想才能开出灿烂的艺术之花。读了近 两年来的中长篇小说，觉得许多作品部有一个相通的主题，那就是对人的命运的思考和对人生价值 的探求。这大概也是一种势之必然。近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人民生 活的颠簸不定，主体性、自主性的失落，很自然地会引起人们对命运的沉思，而这种沉思又必然会 凝聚、沉淀到文学艺术作品中来。人们对命运有不同的体认，有的人在生命无常、命运多外的人生 旅途上向不可捉摸、不可抗拒的命运屈服了，认命了。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川川〕福贵老汉就是 这样一个历尽人生沧桑以后向命运屈服而安天乐命的人，他年轻时醉生梦死害人害己，年长后幡然 悔悟，勤俭持家，企望通过自己的劳动和儿女的发达过上舒坦的口子，可是到头来却是一场空，妻 子儿女一个个相继惨死，同他一起在战争中死里逃生的春生后来当了县长，谁知又在“文革’冲被 迫自杀身亡。他终于看透了人生，领悟到命运不可抗拒，只有安天乐命才能活下去。作品写福贵家 人的死亡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故事的编排也有意念化的痕迹，但它所昭示的人在自然、社会的巨力 面前生命无常和人对命运的无可奈何的屈从，却揭示了一部分人的人生感受和处世态度。储福金的 中篇小说《裸野》也是写人的命运的不可捉摸。图书馆员方锡坤地读诗书却一无成就、了然一身， 以致看淡利禄，随遇而安，与世无争。可是正当地陷入窘境的时候，却又突然时来运转，福星高照 ，三喜临门，妻子、房子、位子一齐自动送上门来，成了个“有福”之人。真是个说不清，道不明 的命运！人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命运却在主宰着人。８０年代中期以来，由于人们厌倦了极左政 治的喧嚣，在小说创作中曾出现淡化乃至疏远政治的趋势，开始转向探究人性和人的命运。这是可 以理解的。但是，人性、人的命运总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和文比氛围中形成和演进的，如果 真的离开了政治、经济、文比去探讨抽象的人性和玄秘的命运，那是难以把握人性、命运的奥秘的 。看来，上海这两年的中长篇小说开始摒弃这条玄秘之路，致力于从特定时期政治、经济的联系中 来探讨命运的根源。刘心武的长篇小说《四牌楼》就是这样的作品，它以北京四牌楼蒋家三代人为 抠轴，描写了蒋家的三亲六戚、朋友、邻居的生命史和随着政治、经济的变革而发生的命运的变迁 。建国前后那二代人执着于理想的追求，孜孜于事业的奋进，可是在那一个个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 中，他们经历了理想破灭的痛苦，饱尝了世态炎凉的酸辛，受够了命运之ｐｌＪ的愚弄，一直到“ 文革”后也难以平复心灵的创伤，却又面临着经济大潮的胁迫，命运之ｔ。１１再次驾临于他们之 上，真使他们茫然不知所以。现代的年轻人勇敢地投入了经济大潮，力图掌握自己的命运，可是又 有多少人能够如愿以偿呢？不用说《四牌楼》以及《活着》、《裸野》中写的那些会芙众生无法把 握自己的命运，即使那些在一定程度上能支配他人命运的有权者又何尝能主宰自己的命运？李晓在 中篇小说《叔叔阿姨大舅和我》里写的几个革命干部，就是这种在难以逆料的命运面前茫然失措的 人。抗日战争爆发时，他们还是中学生，为了挽救民族的命运而投身于革命，在革命战争中他们几 度历险，出生入死，终于幸存了下来，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料到在５０年代的政市和６０年代的“文 革”中却一个个在劫难逃。有的自杀了，为自己的命运历程打上了一个带血的句号，有的虽幸见于 难，但命运又将如何呢？他们“变得沉默了”，’‘只是觉得很累，非常累！”人的命运同他的人 生价值的能否自我实现有着内在的联系。命运制约着个体人生价值的实现，而个体在特定条件下局 部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却未必能从根本上改变他的命运，更不一定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叔叔 阿姨大舅和我》中的几个老战士虽在革命战争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我们曾经相爱》中朱墨、范 书月也在领导工厂改革和教师工作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但是他们都未能逃脱悲剧的命运。因为个体的命运并不完全取决于他个人顺应历史的必然所作的努力和曾经实现过自己的价值，更重要的还取决于社会、自然强加于他的巨大压力以及他的生命力或他所属的社会集团是否有足够的力量来战胜、消弥这种外来的压力。如果外来的巨大压力强加于个体而他又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抗拒这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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