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政治态度研究陈雪奇被誉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和刘伶， 是汉未魏晋之际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名士集团。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为当代和后世所瞩目。宗白华曾 指出：“汉末魏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 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汉未政局的纷乱，是整个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统一体 被打破，分裂割据局面的形成，门阀世族统治的奠定，是一种历史的新选择。这个大的历史背景， 为政治观的多元化的出现创造条件，也给思想领域的多元化以可能性。在作为统治思想经典性儒学 统治地位动摇之际，在思想禁锢出现松驰的情势下，统一的价值取向减弱了。皇权钦定的思想标准 在被否定之中，儒学独尊的地位大有改变，因此，长期被压抑的庄、老、易等诸家思想学说重新崛 起，成为表达不同政治态度、叛逆思想的一种形式。所以有人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次 百家争鸣。“竹林七贤”集团性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他们掀起的反传统的玄风和个性解放的行为 ，成为当时的一种风范。对于竹林七贤，从表面上来看，他们是在讲玄，讲自然与名教的异同，但 实质上是政治观的曲折表白，是对专制主义统治的抗争，是要求思想的解放。陈寅格说：“对名教 与自然主张的不同，其实都是政治态度的反应。”②批判现实的嵇阮汉未，随着社会大震荡的冲击 ，儒学独尊的地位急剧变动而出现衰落，代之而起的玄学思潮对宇宙本体以及儒学的价值、名教与 自然的关系等进行了系统而深刻的反思。嵇康、阮籍是这一时期名士最杰出的代表，他们在政治上 拒绝依附王权而保持独立的人格，在思想上不尊崇儒学经典，而主张个性的发展。可以说他们代表 了魏晋一个时期部分士人的觉醒。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正是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才有内在 人格的觉醒和追求，”③“人（我）的自觉成为魏晋思想的独特精神，而对人格作本体构建，正是 魏晋玄学的主要成就。”④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嵇康、阮籍的政治思想和行为，将是十分重要的。 阮籍生于汉献帝建安十五年。据《世说·任诞》云：”阮仲客，步兵居南道，诸阮居迫北．北阮皆 富，南阮贫。”“诸阮前世儒学，善居室，内足于财，唯籍一巷尚道业，好酒而贫，”⑤他既学儒 而又不崇儒，因而对作为统治者的官方哲学的虚伪“名教”采取猛烈的批判态度。从根本上看，阮 籍并不是儒学的叛道者。东汉瓦解，传统经学的统治地位发生了动摇，但这并不是儒学思想完全被 排斥在统治思想之外，而是在土人中普遍积淀为内在的心理结构，处于被改造时期。“博览群籍， 尤好老庄”，但他更多地只是用老庄学说来解释、演绎儒家思想。纵观阮籍一生，他经历了由“济 世”到“不与世事”这样一个思想历程。所谓“济世”就是延续东汉土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 儒家理想信念，积极人仕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而“不与世事”，大略是在司马师执政时期，名 士大批遭到镇压，统治集团内部斗争激烈，阮籍经常处于一种生死不定的忧患之中，遂开始其变态 反抗。我们用阮籍的《咏怀》诗，证明他的少年济世之志。《咏怀》四十八：“岂若雄杰土，功名 从此大。”《咏怀》五十三：“壮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忠为百世荣，义使令名彰。垂声谢后世 ，气节故有常。”诗言志。这些诗的基调慷慨激昂、明快质实。它表达了对英雄的赞美，歌颂了英 雄的建功立业。反映了愿作良辅的志尚和为王业献身而获取荣光。《晋书》本传又载：他“尝登广 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 。”这不仅表达了阮籍对“英雄”“豪杰”的推崇，亦暗示着他自身渴望建立功名的政治理想。宋 人苏轼在评论时谓：“嗣宗虽放荡，本有意于世，以魏晋间多事，所以放于酒耳，”⑥明代杨维帧 论及此事亦称：“盖亦英雄自命，不在刘、项之下，慨然有济世之志者也。”⑦苏、杨二人都肯定 阮氏内心的这种政治抱负，这是来自于对儒家理想的崇尚和眷念。不过，阮籍没有找到他能够实现 抱负的机会。正始十年（公元２４９年），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状态。高平陵 事件，司马懿诛曹爽，并开始了血腥大屠杀。这就是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 的开始。司马懿为了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掀起了一次次大规模的政治屠杀，大批名士在政治清 洗中丧生，阮籍虽幸免于难，但处境亦相当困难。《晋书》本传载：文帝时，“钟会数以时事问之 ，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残酷的政治斗争，经常使阮籍置身于人生忧惧之中，一方面不愿与无耻 之徒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痛切地认识到了他的“济世志”的实现已不可能。因此，他在《咏怀》 中一再慨叹现实的黑暗，世事的无常和人生的忧患，“谁云君子贤，明达安可能？”（其三十）， “亲呢怀反侧，骨肉还相仇”（其六十六），“感慨怀辛酸，怨毒带苦多”（其十六），“终身履 薄冰，谁知我心焦”（其六十三）。处在险恶政治环境中的阮籍，没有可以依靠的强大政治力量。 他深知稍有不慎就会有杀身之祸，因此，他不得不设法全身保命。尽管他身入局中，但都竭力避免 卷入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做官不过是虚应事故而已。《晋书》本传记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 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这表现了阮籍伤心绝望的痛苦感受。司马氏集团毕竟没有杀阮 籍。这是因为籍乃名文之子，世传儒业，高才远识，声名藉甚，特别是他不象稽康那样直率地提出 “越名教而任自然”，而是采取依违避就的方法，对于司马氏的宠络，他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流合污 ，嘿尔不言；身处朝廷却成为不与世事的隐土。为此，他只有酣饮为常、遗落时事。嵇康饮酒是风 流纵欲，体现时尚；阮籍酣饮是排遗胸闷，以醉避祸。《世说新语》注引《竹林七贤论》曰：“籍 与伶共饮步兵厨中，并醉而死。”《太平御览》卷四九八引王隐《晋书》曰：“魏末，阮籍有才， 而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裎箕居作二千石，不治官事，日与刘伶等共饮酒歌呼。时人或以籍生在 魏晋之交，欲佯狂避时，不知籍本性自然也。”阮籍饮酒并不象王隐所言是本性使然，实乃借“醉 ”把自己真实动机掩盖起来，并以此排遣胸闷。司马昭曾论及阮籍说：“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 未曾评论时事，否人物，其王谓至慎乎⑧，”司马昭之所以认为天下之至慎者唯阮嗣宗，盖就其不 评论时事与不评论时人而言，并非指其处事之谨慎。故北宋陈师道认为是“嗣宗出自而纳智”。⑨ 阮籍不愿介入当时的政争，他没象嵇康那样，视世俗为龃龊，视官场如仇敌，而是采取了依违于可 否之间的态度，入仕后既不愿同流合污，隐又不能敛迹韬光。所以与其说他是耽于仕禄，毋宁说是 惧祸。余嘉锡说：“嗣宗阳狂现世，志求苟免，知事宜抟之无咎，故纵酒以自全。钱不免草劝进之 文词，这司马昭之狎客，智虽足多，行固无取。”⑩然而，阮籍对现实政治的态度也并非模棱两可 。他虽不象嵇康那样写了许多直接攻击司马氏的政论，却用“任性”、“痴”、“玄远”、“酣醉 ”来掩盖其不拘“礼法”，以表现对现实政治的蔑视和反抗，只不过表达方式更隐密谨慎罢了。其 实，他是那个时代最为清醒的人物之一。面对统治者所标榜“以名教治天下”，阮籍则以荒诞的行 为方式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批判．诸如《晋书》本传所载“杀父乃可，至杀母乎”、“礼岂为我设 邪”、居丧饮酒食肉等等。这些违反礼教的行为、言论自然会遭礼法之士的强烈反对。事实上阮籍 并非不孝，本传就载其“性至孝”，也并非真正破坏礼教。鲁迅讲得好：“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 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 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的，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１１）司马氏治 天下重“孝”，阮籍“纵情背礼叛俗”即是对现实政治的荒诞批判，是对“名教”统治的强烈抗议 。针对统治者虚伪名教之治，阮籍在思想上提出崇尚自然反对名教。他在《达庄论》中说：“天地 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者外，故天地名焉；天地者内，故万物生焉”，又说：“道法自然 而变化，候王能守之，万物将自化，《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阮籍 认为天地万物都生于自然，并没有某种精神力量主宰的存在。他还说：“人生天地之中，体自然之 形；身者，阴阳之精气也；性者，五行之正性也；情者，游魂之变欲也；神者，天地之所以驰也。 ”他主张崇尚自然，反对任何外在精神的束缚，实质上是反对名教的统治。在批判专制制度方面， 阮籍比嵇康似乎更为深刻。集中表现在其无君论等方面。他在《大人先生传》中说：“明者不以智 胜，暗者不以愚败。弱者不以迫畏，强者不以力尽。盖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物理”，“君立而 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欺愚诳拙，藏智自神。强者揆眠而凌暴，弱者憔悴而事 人。假廉而成贫，内险而外仁。”又说：“竭天地万物之至，以事声色无穷之欲。”他对君主专制 的虚伪、残暴性的鞭挞可谓深刻。嵇康虽与阮籍同为“竹林之游”，但他们在许多方面特别是政治 态度上有很大差别。由于家世、婚宦和哲学造诣等方面的区别，嵇康、阮籍在抨击现实政治的激烈 程度上有很大不同。嵇康与曹氏集团很有些渊源，故嵇康在政治上和曹氏集团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 ，其立场可说是完全倾向于曹氏一边。陈祚明以为：“叔夜情至之人，托于老、庄忘情，此愤激之 怀，非其本也。详竹林沉冥，并寻所寄；‘典午’阴鸷，摧戕何、夏，惟图事权不惜名彦。如斯之 举，贤者叹之，非必于魏恩深，实亦丑晋事鄙。”（１２）也就是说，嵇康的理想人生乃在入世， 而不像江淹在《拟嵇中散言志》中认为的是追求一种超尘绝俗的人生。向秀后来在《思旧赋序》中 说：“嵇志远而疏。”从对现实政治的抨击来看，嵇康比较明显地带有个人感情色彩，这一点就与阮籍不同。在哲学造诣上，阮籍执着于庄子的境界——充满了虚幻和飘忽；而嵇康是一个人间实有的境界——既有精神的自由、又有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嵇康所追求的是一种恬静寡欲，超然自适的生活，不是不食人间烟火，虚无漂渺，而是优游适意，立足怀抱，虽是超然独达，却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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