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说理论中的“发愤”说是明清小说家和批评家对小说功能的～种美学认识。作为一个重要的美 学命题，它直接导源于诗学理论中的“发愤”论，而其真正的滥筋则是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明清小说家接过太史公的“发愤”理论而用于小说创作，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 肯定小说存在的合理价值。从李昌棋的“宣郁闷”“到蒲松龄的寄托“孤愤”“，明清小说以“发 愤”精神为其重要特征而形成了自己的优良传统，并且其理论成为古代小说美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发愤”说反映了小说作家共同的社会感受和小说创作的一种普遍现象小说批评领域中 ‘“发愤”说的提出，是建立在这一事实的基础上的：几乎所有的小说作家都处在社会的底层，有 着穷愁困厄的生活境遇。“发愤”说注意到这种现象，并试图从理论上予以阐释，以总结小说创作 的经验，肯定小说的价值，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最早把“发愤”思想移之于小说的要算中唐的柳 宗元。他的“发其郊积”“说直接在小说领域开了明清“发愤”说的先河。明初霍佑、李昌棋正式 以“发愤”为理论，为小说创作辩护。霍佑认为小说能“哀穷悼屈”。”李昌棋“两涉忧患，饱食 之日少”，故借小说“豁怀抱，宣郁闷”。““发愤”说的最初提出，就把作家的生活与小说的创 作联系起来。刘敬虽对李昌棋创作小说有微词，但也肯定小说“特以泄其暂尔之愤速”。”至此， 明人初步提出了小说创作“发愤”说的理论，其核心思想有两层含义：第一，作家的生活遭遇与小 说创作密切相关，“穷屈”、“忧患”的生活经历是产生“愤促’的原因；第二，“宣郁闷”、“ 泄愤怒”是小说创作的动机和旨归。这种思想为明清两代作家批评家所接受，他们并为之作了各自 的补充和发展。有人从分类的角度将“发愤”之作单列一类，如佩熊子分小说为三类，其一即“英 雄失志，狂歌当哭，嫁笑怒骂，不过借来写自己这一胜块垒不平之气”。“明李维帧《广滑稽序》 说：“郁结不通，而寄思于滑稽”，这是从主体的创作心理机制讲“发愤”的。清末起风说自己写 小说是“聊以排余客游穷愁之感”o，这是从主体的表现宣泄角度讲“发愤”的。张潮谓“非穷愁 不能著书，以自见于后世”’‘，则主要是从作家的遭遇方面强调“穷愁”对小说创作的激发批碗 作用。李百11咱谓“穷愁潦倒”，“风尘南北，日与朱门作马牛，劳劳数年”，“蓬行异域，无 可遣愁””，乃作《绿野仙踪》；吴控“命安时乖”，“困场屋”19年0，乃编定《飞龙全传》 ，以“自抒其穷愁闸放之思”，自称为“发愤之所作”。o此二人都是以自己的创作经验来阐发穷 厄潦倒对小说创作的决定性作用的。批评家也很关注这一点。明雉衡山人说：“罗氏生不逢时，才 郁不得展，始作《水讲传》以抒其不平之鸣”。”湖海士说周揖“怀才不遇，蹭蹬厄穷”，“不得 已而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磊块，以小说见”。o清张竹被认为《金瓶梅）｝作者“有大不得已 之事，如史公之下蚕室，孙子之创双足，乃一腔愤怒，而作此书”。”余集说蒲松龄“落落不偶， 卒困于经生以终，平生奇气，无所宣泄，悉寄于书”，仿效屈原，借助“神灵怪物，倚伟橘诡，以 泄愤怒，抒写愁思”。”“卧评”称吴敬样创作《儒林外史》是“发愤著书，一吐其不平之鸣”。 ”此皆表明，“发愤”著书是小说创作的颇带规律性的普遍现象。古代小说长期被人鄙视，小说作 家也大都是穷愁潦倒，被人歧视的中下层文人，大多终生默默无闻，甚至连姓名都末流传下来。“ 发愤”说充分注意到这一点，无疑是揭示了小说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共同感受，揭示了小说作家普遍 不幸的共同命运。明情小说繁荣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严酷的政治统治和腐朽的八股取土制度 将为数众多的有抱负有才志有贤能的文人排挤在权力政治的边缘地带，使之被驱赶并被压制在社会 底层，从而保持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专业和业余的作家群，这却是明清小说繁荣的一个充分而必要的 条件。对于那些徘徊在权力政治圈外的人来说，小说创作是一种指斥现实，发泄不平，解脱苦痛的 有效途径。尽管有些作品很难从真正意义上反映社会现实，难具很高的思想价值，但毕竟是与上层 统治者保持大段距离的文人的一种抗争。而于更多的生活在底层的小说作者来说，正是穷愁潦倒的 生活遭遇帮助他们获得了对社会人生的新视角，加深了对社会现实的体验，并从而将个人的穷愁悲 苦，推己及人，升华为对社会现实和人民命运的执着关注。因而这种“发愤”之作必然充满了对社 会人生的强烈不满和批判，具有较高的思想艺术价值。纵观明清两代有关小说“发愤”创作的论述 ，其内容固然不尽一致，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其“愤”无疑是明清时期广大进步的中下层小说作 家批评家因个人遭遇的坎坷、社会的黑暗和世态的炎凉而产生的共同情感，它与作家的生活、与社 会现实或直接或间接地相联系，都是生活的反映。“发愤”说揭示了这种普遍共同的情感，并在共 同的生活基础上将“发愤”精神用之于小说的创作和批评。当小说作家拿起笔来描写社会生活时， “发愤”就成为他们的创作动机和创作目的；当批评家拿起笔来揭示和总结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 阐述自己的美学思想时，“发愤”说就成为他们的理论武器。＝、“发愤”说肯定和强调了小说的 社会价值和强烈的社会批判意义小说既为“发愤”之作，而“愤”的产生又是由于社会的不公和龌 龊，那么，这种“发愤”而作的小说必然或多或少，或显或隐，或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的社会 批判意义。不少批评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发愤”的。李费在《忠义水讲传序》中开宗明义地指 出：“不愤不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现乎兆水洗传》者，发愤之作也。”李赞 认为小说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作家基于对历史、对社会的深刻审视而发出的一种“愤”的强烈反映 。此“愤”与明初程、李等人所说的那种个人“穷屈”之愤不同，而是有着巨大的社会内容，具有 强烈的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意义的“愤”。他分析了这种“愤”产生的社会根源，指出：盖宋室不 就，冠后倒施，大贤处下，不肖处上。驯致夷狄处上，中原处下。一时召相，犹然处堂燕雀，纳币 称臣，甘，C屈膝于大羊已矣。施、罗二公，身在元，‘C在宋；虽生无日，实情来年。把《水讲 传》的创作与北宋末年腐败的政治现实联系起来，与尖锐激烈的民族矛盾联系起来，是其敏锐深刻 之处。这种腐败的政治现实和尖锐的民族压迫，既是“愤”产生的社会原因，也是“愤”所包含的 社会内容，“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滩之强人也”。李贫的“发愤”说，第一次揭示了《 水讲传》深刻的思想意义。思想家的李蛰，首先着眼的是小说的思想倾向和社会价值，他讲“发愤 ”，不着重于作者个人的穷通遇合，而是着重于不合理的社会现实政治；不是仅替一般怀才不遇的 穷厄文人鸣不平，而是从改善社会政治状态的角度替啸聚江湖的起义英雄仗义执言。这样，他对小 说“发愤”内容的强调，就从明初一些小说家哀怨个人穷通出处的狭窄视野转向广阔的社会政治生 活，从个人的“哀穷悼屈”的层次提升到社会批判和政治批判的层次，从而在小说理论批评中，发 展了“发愤”精神中昂扬而富有战斗性和艺术力度的一面。这种“发愤”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以后的 小说创作和批评，使批评家获得了充分肯定小说、发掘思想内容较复杂的小说的进步内涵的理论武 器。酉阳野史高度评价《三国志后传》为“泄万世苍生之大愤”。值陈忱接过李蛰的思想，并将“ 愤”的社会意义具体化，指出《水讲传》有六愤，《水待后传》有五愤”，其中既有对腐朽统治集 团嚼民饱壑的鞭挞，也有对外族入侵的愤恨；既有对世风贪，人情悍的贬斥，也有对释道不法之徒 淫奢班诞的批判。蒲松龄自觉地以“发愤”为创作目的，“刺贪刺虐入木三分”，其强烈的现实批 判精神，构成了《聊斋志异》最为深刻、最有思想价值的部分。儒林外史）｝对封建科举制和被功 名富贵毒化的社会风俗和世态人情烛幽抉隐，微辞狙击，铸鼎象物，毫毛不爽，擅处担切，毛发毕 现。金和称它为“嘻笑怒骂之文”，并认为作者“所阅于世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彰阅之权 ，无假于万一，始于是书焉发之，以当木锋之振，非苟焉，愤时疾俗而已”。“曹雪芹创作《红楼 梦》，自称“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似未声明“发愤”，然而《 红楼梦｝）中那个赫赫扬扬的百年望族坐吃山空，箕裘颓堕的历史悲剧，那一群叫。才微善”、“ 或情或痴”的“异样女子”在各自不同的人生遭际中被摧残被扭曲被毁灭的人生悲剧，那一个具有 叛逆思想的贵族青年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精神悲剧，无不深切地透射出曹雪芹对社会乃至于对人 生的巨大忧患、愤怒和批判。金圣叹发表过似乎反对李蛰的意见，说将《水份传＊‘并比干史公发 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②然而，他在《水柳传》的许多批语中，却一再地阐发“发愤”的思 想，提出著名的“怨毒著书”、“冤苦设言”的论点。“楔子”总批说：“为此书者，吾则不知其 胸中有何等冤苦，而为如此设言。”十八回批日：“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 口痛骂秀才，其才愤激，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样官又奚青焉！”而且着重揭示怨毒产生的社 会根源在于乱自上作。第一回高作出场时批曰：“开书第一脚色，作书者盖深著破国亡家、结怨连 祸之皆由是辈始也。”回前总批说：“不写一百八人，先写商城，则是乱自上作也。”金圣叹把这 一思想贯彻到作品的具体分析之中，展示“怨毒”的社会内容和性质，也多方面地展示了《水湖传 》的骂世愤世精神，体现了批评家深刻的历史眼光和锐利的批判锋芒。当然，在明清两代众多的“ 发愤”论者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注意并强调小说的社会批判性。如茵、李的“哀穷悼屈”即此。清 初天花藏主人认为作家创作才子佳人小说是“不得已借乌有先生以发泄其黄粱事业”＠，也大抵如是。总之，自李赘全面阐发了小说的“发愤”精神以后，“发愤”精神就一直是明清相当多的作家和批评家据以进行小说创作和审美评价的准则。他们在“发愤”精神导引下，从创作和批评上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法，对社会现实作了较为深刻而尖锐的批判。以致后来的史家在总结中国小说的历史
More summaries about the 明清小说理论中的“发愤”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