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歌─—关于王文兴小说中的“命运”主题孙永超台湾诗人杨牧认为，王文兴小说中表现得最为沉 着有力的主题是命运，“不论他的题材是什么，角色是什么，贯穿他的材料的是一根命运的线。” ①应该说，这是对王文兴小说的一个十分恰切的透视，不过，“命运”，一词的两大基本涵义，它 的宿命性与它的未来指向性，似乎并不为王文兴所过多关注。他的作品强调的是对人生的即时性感 悟，也就是他所谓的“对人生的主观的观察”，②一个个即时性感悟的交相叠加，构成了人的整体 生命流程，这才是王文兴的“命运”。一、成长之歌：《十五篇小说》王文兴说：“我把握住自己 二十八岁以前的经验已经足够了，以后剩下的有生之年应该用来把这些经验重新消化，投放到纸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王文兴是个我执型的作家。只是他所“执”的不是把自身的行为戏剧化，而 是精雕细刻自身对生命的体验，并将其见之于文字。《十五篇小说》的大多数作品便极好地体现了 这一特征。《十五篇小说》是王文兴早期两部短篇小说集《玩具手枪》、《龙天楼》的合集。其中 的《大风》、《海滨圣母节》两篇对下层百姓的生存进行了惟妙惟肖的状摹，大体上可以列入乡土 题材一类。《草原底盛夏》是可以令王文兴“挂几许微笑的篇作”。③这篇作品中，王文兴让“凡 故事、人物、心理，全部去它的”。④它所表露的是人与自然的极其微妙的关系。另外十二篇则是 对生命的感悟与思辨。它们又可分成两类，一类以纯粹外在于自己生命经验的虚构的故事，传载一 种空洞的理念。另一类，传载对生命体认的就是生命经验自身。确切他讲，前者仅是《龙天楼》一 篇。这篇小说中，几位国民党的沙场宿将，在龙天楼酒馆相聚，酒席间讲起了被此生命中最难堪的 一刻。也许，作者的用意在于将人物置于困厄之境，藉以展开曝光人性的主旨。但是，作品中虚构 的解放军虐杀俘虏与国民党军眷的残酷场景及穿插于行文中的貌似豪迈的反共言辞，给小说渲染上 了恶俗的政治色彩，不管作者有意与否，这部小说事实上与那个年代台湾流行的拙劣政治宣传品是 出于一辙的。后一类小说的绝大多数体现的是少年对他们所步入的社会及存在于这一社会中的他们 自身的悟察。这种悟察来自于作者对童年、少年生命经验的消化。它们具有着一个共同的主调：成 长之歌。对生命的思索是成长中少年习见的困惑。《日历》、《命运的迹线》两篇体现看少年在这 种思索中对生命的感悟。《日历》中的小男孩在一张白纸上画着日历，他发现自己的生命仅仅能装 满一张白纸，孩子哭了，他该是碰上了“人生苦短”这一困惑了古今多少文人的千古疑案。男孩高 小明用刀片拉长了手上的命运线。他被看相的孩子说成短命，因为命运线短。他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命运的有无，这又是一个沉重的问题，当孩子们背负上这一个个沉重的问题，他们离成人世界也 就不远了。《最快乐的事》、《大地之歌》、《寒流》、《践约》四篇都涉及到性骚动问题。性生 活的存在是成人世界的特征。少年要认可成人世界，就必需认可成人所必经的性生活。这种认可， 在王文兴的笔下实在不大乐观。《大地之歌》中的少年人被诱起的尚是纯粹的性骚动，谈不上清丽 的美，也谈不上污秽的恶，而是一种“活兽蹦蹿的饥饿”感。但到了《寒流》，少年性欲的冲动一 直和邪恶感纠缠在一起，小脱中的少年迷上了店堂里的一幅裸女图，并在簿子上涂沫了无数淫猥的 裸女。每次在他耽溺于这种肉欲的冲动之后，便是长时间的自责。他一遍遍地祈求圣灵赐他清洁的 一天，帮他驱除蛊惑他的“邪恶”，他甚至要对自己进行自惩，在寒流肆虐的冷夜里，裸身坐守， 以驱“邪念”，表示惩戒。《最快乐的事》标题本身即是对性也是对成人世界的反讽。小说中的年 青人在于完了“最快乐的事”之后感叹道：“ｂｕｔｈｏｗｌｏａ－ｔｈｓｏｍｅａｎｄｕｇｌｙ ｉｔｗａｓ！”（污浊丑恶至极！）青年人在成人的世界里找不到更加快乐的事，他自杀了。《践 约》中，主人公林邵泉的践约就是性的开戒，他和他的同学们是把这当作成人的仪式进行的。但赴 约者体验到的不是欣悦，而是无奈的屈从，并将其视作时间对纯洁的必然的腐蚀，是自身受污的开 始。林邵泉的女性观很象《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甚至比贾宝玉还绝，她们应该永远处在他小妹妹 的年龄，自然而天真，不但不能结婚，也不该长大，否则就会象他的女同学，“鼻头上长出酒刺” ，头发“烫成跟尼格罗似底圈圈”，成为俗物。依他的理论，在成人世界中，属于他的女人是不会 令他满意的，难怪他要对成人世界沮丧了。理智上，林邵泉把性视为淫邪，如同《寒流》中的男孩 。在他践约之前，他还在藉叨念祈祷词驱除“邪念”。最终，他把自己交给性欲的驱谴，不再挣扎 ，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觉得自己老了，已是成年了，而成年的世界中是该有性爱的，一如这 个世界该抽烟。当王文兴从他童稚、少年的生命体验中挖掘他对生命的感悟之时，明显地存在一个 他对于人之童年的基本体认作为立论的基点：人之初，性本善。换言之，儿童是善的，是完美的， 而且他们也在成人的世界中寻找着善与完美。《黑衣》中，五岁的美丽小女孩秋秋本能地讨厌着俗 气的黑衣人、某大学讲师晋先生。王文兴解释说，该篇隐喻的是灵魂对邪恶“由厌恶转为对抗”， ⑤王文兴以儿童为“灵魂”的喻体，亦可见出他对于儿童世界的情感趋向。在《欠缺》一篇中，十 一岁的个男孩“我”暗恋着一个开裁缝店的娴雅的少妇，他想尽方法与她接近，苦苦地嫉妒着与她 谈话的男人们，要把他们撂倒在地上，“胸口上插一把刀”。这是男孩性的萌动，但更是缘于男孩 对完美的追求。以是之故，男孩容不得少妇戴眼镜的形象，待少妇卷走他人钱财，男孩便渐渐对她 由爱转厌，他从那“白玉兰一股的面貌”中“看出丑恶来”。小说结尾，“我”感叹道：“啊，少 年，也许那时我悲伤的不纯是一个妇人的失望我，而是因为感伤于发现生命中有一种甚么存在欺骗 了我，发现的悲伤和忿怒使我不能自己”。我们不妨把王文兴与林海音二者题材相近的小说进行一 下比较。林海音是以表现儿童的情感世界见称于文坛的。在她的成名作《城南旧事》中，英子的世 界与成人的世界存在着差别．此种区别可以简化为如下的模式：单纯与繁复之对立。此一模式在同 类题材的作品中具有相当程度的共通性。到了《爸爸的花儿落了》一篇，“亲爱的爸爸去了，我的 童年也结束了。”英子的悲哀在于她失落了的单纯与她必须面对的对人生的独自承受。这是对人生 认识的深化问题，而不是道德与价值意义上的善、恶与完美与否的问题。至于王文兴的小说，不能 说与如上的模式完全没有共同之处，但在相当程度上，他笔下儿童世界与成人世界的区别就是完美 与欠缺的对立，而儿童约成长过程就是一个从完美走向欠缺的过程。一方面，他们逐渐了悟到成人 世界的不完美，另一方面，生理上的成熟把他们自身也拖入到了欠缺的存在状态中。但他们走向成 长的具体形式却是对完美的追求（实际上是失去），以及对欠缺的厌弃（实际上是朝向最终的认同 ）。《母亲》中的男孩猫耳排斥着溺爱自己的亲生母亲，同时又在亲近着一位洁白完美的离了婚的 女人。体现在他身上的既有逐母的趋向，又有寻母的情感。这是儿童走向成人世界的很难避免的一 步，同时又是极其漫长的一步。在《家变》的范晔身上，此种情感仍然存在，只是在范晔身上体现 出的是寻父与逐父两种清感的共在，这一点我们在下文中将详细论述，实际上，逐母、寻母与逐父 、寻父，二者都从属于对欠缺的厌弃与对完美的追寻这样的模式。双重的欺骗与背叛构成了《玩具 手枪》的结构框架：主人公胡昭生被玩具手枪欺骗，背叛了自己的感情─—肉体对伤害的恐惧使他 承认了他人对自己追求挚爱着的女子而不得这一凄美情史的滑稽住描述，胡昭生的情感被其所钟爱 的对象欺骗，背叛了胡昭生的自尊─—心中的女神拒绝了自己的示爱，却和自己心目中的俗物“打 Ｋｉｓｓ”（吻）。存在于其中的，还有着双重的厌弃。小说中，胡昭主疏离于他人之外，无法融 入周围哄闹的人群，这不仅仅因为周围的人并不真心接受他，也出于他对他人的厌弃，他将这些人 视为无聊者；与此同时，在他的内心之中也存在着疏离，他的求生本能所采取的行为恰是他的求善 意志极为厌弃的，故而他又是个自厌者。这篇小说实际上仍是对欠缺的厌弃与对完美的追寻这一模 式的衍化。与《母亲》不同的是，这篇小说中的完美者即是欠缺者，审判者也是受审者。王文兴笔 下的成长之歌并不是段欢快的旋律，而且它的主旋律已经积淀在成长者心灵的深处，继续纠缠着成 长者日后的岁月，直到他与欠缺的生存状态彻底认同为止。二、逐父悲歌：《家变》《家变》以范 晔寻父的全过程分段结构进他从爱父到逐父的整个情感历程（情感上的逐父，事实上的表现是对父 亲的虐待）。这一个故事与其说是一个家庭伦理的悲剧，毋宁称之为人的情感悲剧更恰当些。事实 上，上文中，当我们探究王文兴短篇小说中关于对欠缺的厌弃与对完美的找寻这一模式时，已经触 及到这一悲剧的根源。可以说，逐父是这一漠式的一个极端形式，是儿童向善情结在青年范晔身上 的延续。这部耗时七年的长篇小说中有一段描写范晔童年看戏的情形。当时，他深深地为一出叫《 岳飞》的戏中扮演岳飞夫人的女寅员夏佩丽迷住了：“她是个具鹅蛋模子脸儿，擦拭粉脂，非常美 丽底女人，她说话底声色清晰闪亮。他被她的惊人美丽吸摄住”。⑥随着剧情的发展，“他已经， 不可摆脱力，已爱着这女主角了。他深深他为她的举手和投足所震摄。他的眼睛追随着她的一举一 止。”⑦教场后，他带着这爱怅然离去。然而，阴差阳错地，返家的路上他碰上卸了装的岳夫人在 和一群演员边吃牛肉面边高声谈笑，其态不雅：“她喷出了一个哈其，然后用手把鼻濞甩到地上” 。⑧其词粗俗，“操他祖宗八代的！……”他的爱即刻幻灭了。范晔对女演员的爱出于在他的感觉中她的完美，而后来的幻灭则因见识到了她俗气或者说欠缺的一面，对应干这种完美与欠缺的是台上、台下之别。舞台上的世界是范晔所陌生的，他对演员的评价标谁更多的是出于外行者的新奇感而非内行者所操持的艺术尺度，因而产生完美感的可能也便极大。而完美的演员一旦吃起中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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