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与市民社会生活的嬗变孟彭兴我国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 ，至明中叶后就出现了一种发达的封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存的局面，它顽强地侵蚀着 中国社会的自然经济基础．作者认为，商品经济的发达，集中反映在城市的繁荣上，后者对整个明 代社会风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然而，发达的明代城市始终没能摆脱中国传统的历史阴影，发育成 长为真正的工商业中心并产生市民阶级，但高度发展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诱导城市居民社会生活的奢 变。这说明当时资本主义萌芽是极其脆弱的。作者孟彭兴，１９４２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副研究员。一、商品经济赢得城市的辉煌商品经济的存在与发展，是一种社会进步的因素和力 量，又是日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前提。纵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与同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所形 成的曲线状轨迹。明代中后期。则是一种高度发展的封建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并存的局面 。这种经济的高度发展，实是对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自然经济基础的强大冲击。反映到思想政治上 ，当时人就有“纲纪凌夷”之感，认为代变风移，界临“天崩地解”，“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 ”①。朱明王朝建立以后，同历代王朝初期一样，采取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注意到 对手工业、商业和商人的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这样，商品经济获得了比先前较为开明和宽松的 发展环境，明代的商贸活动又重新活跃起来。张翰在他的（松窗梦语》中，描述当时商贾贩夫“趋 利欲，如众流赴壑，来往相续，日夜不休”，追逐辎妹之利至富的情状说：“财利之于人，甚矣哉 ……虽敝精劳形，日夜驰骛，犹自以为不足也。”正是由于这些人追逐利润的活动，才有山东牟丘 之铁器散遍奉天、直隶、山西、河南及江南数省；“福之绸丝，漳之纱绢，泉之蓝，福延之铁，福 漳之桔，福兴之荔枝，泉漳之糖，顺昌之纸，无日不走分水岭及浦城之小关，下吴越如流水”②； 而江南棉花纺织，仰给于山东、河南；广东蚕丝原料，求取于湖州；江宁毛纺织业，因陕西供应羊 毛而发达。《嘉定县志》中记述其织造的棉布，颇为自豪地说：“商贾贩自，近自杭、玖、清、济 ，远至蓟、辽、山、陕。”江西景德镇之陶瓷更是“自燕云以北，南交趾，东际海，西被蜀，无不 至”③。明代农业作物和手工业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商贸流通贸易的较高程度发展，无疑会刺激和 影响到城市面貌的改观。高墙市门，鼓征启关的严格控制，自北宋以降已有改变。墙围门禁制度的 撤除，使城市门面铺席，作坊市肆随着兴旺的房屋租赁业日渐获得扩散。一方面是商业网点渗入街 坊，在一些较大城市中形成一个个日常生产、生活用品销售的商业区。另一方面则形成象南京夫子 庙、苏州玄妙观、上海城隍庙、北京土地庙那样的庙集。柳人曾《游庙市记》说：庙集“月之市者 三，凡朔望及下午三日，布市籍者，骆驿捆载，殷殷隆隆，万货川徙，充物错峙。”各地庙市大同 小异，都是定期或不定期的物资交流的初级市场，平地张幕，画界成巷，炫采居奇，百货备悉，给 人们推销产品和购买日用品带来不少方便。中明以降，城市因此而更为繁华，北京城隍庙集市，由 庙东“直摆到刑部街上来卖”④。杭州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仅是，无虚空之屋，无一家 不买卖者。万历年间的临清城，布店就有７３家，缎庄有３３家。苏州“洋货、皮货、绸缎、衣饰 、金玉、珠宝、参药诸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⑤。同一行业又有众多专业性商 店：“南京罗缎铺、苏杭罗缎铺、潞州绸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贾皆争居之”③。 城市中的店铺，一种是作坊铺店；另一种是纯商业的“经纪市井之家”，还有就是一些娱乐性和服 务性行业。城市经济的繁荣，又表现在经营品种的多样化与季节性变换，店面装演与店堂陈设的讲 究以及营业时间的延长诸方面。金吾松弛，诱导了饮食服务与娱乐业夜市的兴盛，酒楼歌馆，设肤 觎廉幕，宴饮享乐，至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衙，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那些趁卖早市的 已起身开张。全国范围的商品流通量增加和市场的扩大，不仅表现在原有城去城区的扩张及街坊的 延伸，商业网的拓展与座商数量的增长，而且还表现在新兴市镇的崛起。在前资发达和交通要冲地 带，一些集市出现了简易的建筑和设施，有的地方逐渐发育成固定摊位、店铺，甚至街市；有的地 方出现一种地区突破性的商业集镇。总之，在明中叶可见的变化，乃以长江往北，沿运河一线及北 京、山西等地；往南如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也发展较快。最明显且具典型性的，又莫过长江三角 洲一带。成弘年间的黎里镇，已为“居民千百家，百货并集，无异城市”的巨镇，以后“居民更二 三倍焉”，还在发展③。这就是日本学者寺田隆信所称之的“都市化运动”③。中明以后社会经济 的巨大变化，势必影响到广大农村。大量商业利润转投土地，造成“通天下皆有”⑤寄庄户。土地 增值反映出兼并的加剧，意味着编户齐民丧失土地。另外，经明百多年发展，人户增加，贫富悬殊 日著，势豪骄纵，一般富户亦深被赋役困扰，何况贫农。因此，破产农民与逃户往往向城市移民， 造成明代“每以为优”ｏ的流民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据明人何良俊分析，至１６世纪末，吃商品 粮而不种田的人口已达到６０—７０％左右＠。明代封建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繁荣，而 城市经济的繁荣则吸纳了大量的非农业人口，反过来又促使城市及其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 剩余劳动力流入城市劳务市场，使一些官营和私营的手工业作坊及矿业有了扩大再生产的可能性， 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生长，也使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种类和数量增加。商品经济使整个社会 ，特别是城市社会，呈现出相当的活力。二、难以摆脱传统历史阴影的市民社会结构明代的商品经 济虽说已有相当的发展，城市繁荣兴旺，可是在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里，城市的发达却没有使它象欧 洲城市那样成为工商业的中心并形成自治的权力。明代大小城市依然是其周边区域的政治中心，接 受着封建中央政府的“大一统”指令。因此，在城市里座集着的一批代表统治阶级的王公贵族，军 政机构的大大小小官僚政客，以及作为其后备力量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便成了这些城市的上层居 民。城市经济发达，吸引了蛰居乡间无所事事而又富裕的地主，他们纷纷迁居城市，过起城里人生 活。他们与一些退职官僚一样，在乡有田庄，使用庄头雇工从事粮食或其他经济作物生产，为市场 提供农产品以谋取利润。周之垂说：“其田主及有力家城居者，仓极既设外乡，或设他县，每年不 过计家口所食谷几何，量运入城，余尽就座所变菜。”＠四川新都姓杨的乡宦，其外庄之一就是“ 满地种着红花（中药材），广衍有一千余亩。每年卖那红花，有八九百两出息”③的经济作物基地 。另有一些为逃避赋役的巨姓也举家向各地城市迁徙，如《海阳纪略》中记载的休宁大族，“挚家 藏匿各省，如上元、淮安、维杨、松江，浙江杭州、绍兴，江西饶州、济湾等处”。杨州小秦淮河 西的勃起，即是盐商们聚迁的结果。脱离土地束缚外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除封建赋瑶严重外，也 是商品经济发展，城乡差别所造成的一种结果。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经商从贾行列。一部 分投身于显贵富豪之家，导致明代蓄奴之风大盛。从奴仆、仆从、奴、奴婢、婢仆、仆者、仆人、 家人、家奴、家童、童仆、佣书、厮养、义孙、小奚、小厮、小郎、养娘、丫摸、丫头、女使、侍 儿、侍婢、婆娘、管家婆、门公、园公等称呼可见，当时社会使用奴仆相当普遍，且其社会地位相 当低下。明代法律尽管承认他们是人，而事实上进人主家后即是主人的财产和工具。他们以卑幼者 身份进入主人家中，以主子为“爹”、“娘”，须无条件供其役使。除充任家庭杂役外，还有使用 于手工业和商业活动的。奴仆中之层次，因工作位置、主人亲近信任程度、担负任务不同而有差异 ，生活待遇也有区别。除势要豪奴成为主人的爪牙帮凶有所蜕变外，一般都没有自己的独立经济地 位，是被压迫被奴役者。读书人登上仕籍做官后，便有人来投靠，多者可至千人，但不全是为奴婢 的。有些为门客、幕宾、师爷之类，有些则为助纣之行合和豪奴。中明以后，这一帮人的队伍大为 膨胀，如常熟一县即“合之得万余人”四。商品经济发达的地方，人们的法律意识要比闭塞的地方 较高，这便是史载中的“健讼”。打官司多了，讼师职业在城市中也旺盛起来。他们精通法律，筹 计一事，指天划地，势若悬河建领，生死阴阳，涛张为幻，百出不穷，往往都是衣冠子弟为之。“ 最高者名曰‘状元’，最低者日‘大麦’”，高者藉此“获厚利，成家业”，一般的亦能丰衣足食 ，“从无有落莫饥饿死者。”＠市侩帮闲的崛起植根于明代豪富财主对货币的暴敛与对享乐的追求 。这一阶层身份要比清客卑下，俗称蔑片，专门靠胁肩诌笑、逢迎承欢为谋生手段，出身大多是破 落子弟。《金瓶梅》中对此有精到的描写，例如“专在本司之院帮嫖贴食”的应伯爵。他们的本领 和手段各有高下，但附势趋奉，甜痔吸痈，“讨风流钱过日子”的本质却都一样，即想方设法使大 款、大腕们获得休闲乐趣，以奴颜婢膝挣得金钱。不过，他们却是自由民。李绍文《云间杂识》中 把万历年间如翟衍泉、朱沂川、吴卖婆之流称作男女帮闲，说明帮闲队伍的扩大，然其意义亦生衍 化。如“三娘子”吴卖婆，范激《云间据目抄》记之甚详，说她“日以帮闲富室为生。工制淫具、 淫药，纵酒恣欢”，甚至“佣身”帮人生孩子，“自是起家数千金”。其实，女帮闲与卖婆之间相 通，倚轻倚重则各有所不同。“近年小民之家，妇女稍可外出者，辄称卖婆”，似为小市民妇女操 持的一种小商贩和手艺性的职业，“或兑换金珠首饰，或贩卖包帕花线，或包揽做面蓖头，或假充 喜娘说合”。其中有些人除从事正当经营外，确实利用外出走街串巷，穿门入户接近人家妇女的方便，兼做一些说媒拉皮条，帮闲拐带的勾当。因此，向来又把卖婆列入三姑六婆中。田艺帝在《留青日札》里称“三姑六婆之害，处处有之”，还把“绣花娘”、“插带婆”、“瞎先生”都骂进去，以为坏人名节、有伤风比的魁首。实际上，除象帮西门庆唆使潘金莲上勾的王婆者外，她们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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