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学史的宏观透视韩经太为了真正能够摆脱那种历代诗论纪述式的诗学史结构框架，为了最终使 中国诗学史成为对中华民族之诗意哲学和诗意人生的动态把握，我们有必要首先在宏观上确证一种 新而有效的关注与透视方式。不言而喻，确证行为须完成于探询实践之中，从而，以下的探询努力 也就是必要而值得的。一、广诗学体系与诗文化意识诗学史首先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文体自觉的问 题。狭义的诗学史，可以连词体都排除在外，而广义的诗学史则可以连辞赋（当然是指诗化的辞赋 ）都包括在内。我们倾向于广义的诗学史体系，因为诗学史实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民族来说，文体 自觉往往呈现为临界性现象。众所周知，楚辞与汉赋之亲缘很深，刘迅《文心雕龙·辨骚》尝道： “固已轩表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如果说这意味着楚骚之体乃是“诗人”与“辞家”之间的 历史桥梁，那么，骚人“好辞”而“从容辞令”的特性，由于正是春秋称《诗》之辞命的发展，而 汉代《诗》学又恰恰以此为经验基础，因此，站在诗学史的高度上，我们便不能不视“诗人”与“ 辞家”为一系。这样一来，由《诗》而赋《诗》，继而又为赋，在诗、赋别体的现象背后，分明有 一条彼此交合的历史线索。这种交合，并没有中上在汉赋大兴之际。魏晋以降，一方面是“诗缘情 而绔靡，赋体物而测亮”（陆机《文赋》）的别体之论，而另一方面则是肯索于“巧构形似之言” 而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为宗旨的诗学自觉（钟峻《诗品》）。体物之旨，乃成诗 学要义，南朝小赋，亦多取诗赋交合之体。有鉴于此，我们又怎能不合“诗人”与“辞家”之旨而 言之呢？历史演进，交合之势依然。随着声韵学之自觉而日渐成熟的艺术语言之声律美自觉，既导 致了五七言之格律诗的发达，也导致了四六言之格律文的发达，而这奇数字句律与偶数字句律的两 大系统，分明又在两宋词体新兴的背景下实现了历史的整合（参见拙文《词体：两大声律系统的复 合》，《文学遗产》１９９４年第５期）。前期词多是小令，其句律多主五七言，显然与唐人声诗 之以律绝入歌者有渊源关系，随着长调慢词的繁盛，四六言句律却又后来居上，以有目共睹的势头 挟骄偶之律以助自身艺术之优长，最终造就了词体兼奇偶句律之美的特殊体势。诚然，我们完全可 以而且应该本着“词别是一家”的原则去独构诗学之外的词学体系，不过，我们不也完全可以而且 应该基于词史之事实而来建构诗词合体的诗学体系吗？岂止如此，恐怕只有在对五七言律和骄俪辞 赋之历史交合的宏观把握中，才可能真正合理地去解释词体的声律意象之美，就如同不参诗赋之两 端则无从理清前期诗学之轨迹一样。于是，结论一目了然：诗学史的透视圈理当具备一定的广容性 ，也就是要以广诗学的描述与论述体系来建构诗学史。广诗学的体系，若要更进一层来展开，则必 然意味着跨学科的关注方式与透视方法。在这里，最关紧要者，便是对画学的含纳。无论在形象解 析的层面上，还是在观念论析的层面上，中国诗歌美学与绘画造型艺术的联系，是历来受人青睐的 课题。且不说来人论诗每及于画，且不说文学史上固有着咏画、题画乃至于诗境如画的创作传统， 即便就艺术哲学层面上的诗学本体自觉而言，也分明具有“眼睛的艺术”的基因。出自上古原始综 合艺术之理性的乐论中的感物心动说，在中古注重具象之美学思潮的引动下，使诗学中也出现了“ 即目”“直寻”与“窥情风景”这样的理论意识（见《诗品·总序》及《文，Ｃ雕龙·物色》）， 然后经过唐诗多就景兴情乃至于诗中有画的实践，即使在论诗而主“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的司 空图那里，依然在说：“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与投浦论诗书》）。不仅如此，那 最终成为道艺不二之思维模式的所谓“目击道存”，也显然已经包含着绘画造型艺术对视觉直觉形 象的执著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诗学史又岂能不去关注绘画透视学等课题呢？而问题的关键又在 于，通过绘画透视美学，我们又完全可以把握住我们民族的整体性艺术性格。具体言之，以往在这 个问题上的断语，无不出于中西艺术天然有别的意识，从而便先天地忽略了各民族必然共同遵循普 遍艺术原理这一点。其实，就象主张“以大观小”之法的沈括，同时又告诫世人必须明晓“折高折 远”之“妙理”而其妙处又“岂在掀屋角”（《梦溪笔谈》）一样，中国绘画乃至如画之诗境的取 象造型之透视法，只能是不违定点透视之基本原理的散点透视。从这一悟解出发，将可有关于中国 诗学乃至一切艺术之思维智慧解析上的连锁突破。唯其如此，引画学之理入乎诗学，不仅能够更透 彻地理解诗学原理，而且能在视野的开放中实现思辨中枢的健全化——最终在感物与神思并重而复 合的意义上来把握我们民族之艺术哲学精神。不难理解，广诗学的透视方法和论述体系，由于不是 人为地去追求涵盖面的广延，而是基于诗学史实本身的广容性和多维性，所以，当我们相应地提出 “诗文化”这一概念时，也就不必担心会引起追逐时髦而以“文化”包装一切的误解。应该看到， 从典籍载述中的采诗观风之古礼，到先秦之士的称《诗》专对，从唐代科举中的以诗取士，到宋代 理学家的吟咏义理，广诗学之历史真实的内在对应物无疑恰是这里所谓诗文化意识。中国之诗艺诗 道的发生与发展，走的是一条在秘响旁通中实现自我完善的道路，诗，始终处于传统艺术的中心， 作为主流，它既起着带动其他艺术流变的作用，又具有多方受力而不断自我调整以适应整体流势的 特性。这一切，都伴有自觉的意识行为，从而，我们便不仅要看到诗文化现象之确实存在，尤其要 看到诗文化意识之积极作为。当然，具体分析起来，诗文化意识的组构层面将非常丰富，诸如诗酒 人生之意志、吟咏养生之智慧、以诗会友之风习、以诗游戏之情趣，等等，都有生动的材料和深刻 的意义等待我们去发掘。不过，从宏观透视的角度出发，以下三项，当更值得重视：其一，诗之哲 学理念与思维方式。它体现出东方诗国在终极关怀层面上的特殊风格，在天人合一、心物合一、形 神合一的终极命题下面，蕴藏着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如何沟通、如何调谐的丰富智慧，它是中国传 统哲学的诗意呈现，尤其是老庄哲学，本身就是一种诗意哲学，究竟是从哲学角度出发去关照老庄 好呢，还是从诗文化学角度出发去关照好呢，这本身就是一个很诱人的话题。其二，诗文化心理的 历史建构。它既体现着诗人的文化角色自觉，又反映着诗人的人生体验和历史思考，诗人作为社会 角色的角色自觉乃以其作为文化主体的意志负荷为支撑，而这是深刻影响到主题范式与人格典型之 确认的，一部诗学史，倘若不能成为诗意化之心理史的抽象，那将是难免于内疾而残缺之讥的。其 三，诗的文化解读技巧。无论是孔子与子更言《诗》的“绘事后素”（《论语·’’偷》），还是 禅宗公案中的诗句机锋，也无论是魏晋人物品鉴中的诗意赞语，还是宋人对诗句的谐德发挥，除了 诗歌美学式的解读艺术外，中国文士更有着丰富的文化解读技巧，正是这种技巧，使诗艺与艺术化 的生活相交通了，而审美解读与文化解读的彼此影响，尤其展现了我们民族独有的艺术化生活智慧 。上述三项内容，当然是相互制约的，其中，诗文化心理处于中介性的重要地位，从历史的宏观角 度看，它是每一次新变运动的精神土壤。正是诗文化的心理的历史变迁，决定了一定历史阶段上文 化主体对诗的关注方式。总之，作为广诗学体系的内在对应体，诗文化意识以其含纳之丰富而体现 着中国诗学传统的生命活力。如果说我们应该以对象固有之存在方式去把握对象，那么，作为诗学 史的研究主体，自然也当有一种诗文化意识。任何类型的历史，都不只是为了描述。可被描述的历 史过程，如果已等同于既定事实，便失去了作为史学研究之对象的价值。历史，总要有种解秘的性 质。诗学史亦然。解秘，包括探询既定现象之所以然，也包括揭示未知现象以及其何以成为未知者 。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于诗学而言，便不能不从把握诗的内在与外在之生态环境入手，以是，很有 必要确认广诗学的诗学史体系和诗文化意识之透视的广容角度。二、诗学基本课题的历史擅变我们 认为，出于把诗学史看作研究主体积极参与的思辨史的基本认识，并本着最终能够揭示诗学自身之 思维历程的目的，诗学史研究理应以基本的诗学思维课题的历史檀变为探询之思路，诗学史之历史 分期，正可以此基本课题之转换为标准。人类文明之发生发展，一般说来，是先有经验而后有观念 的。具体到诗学史，按理，也是先有实用课题而后才有超实用的美学课题。简明而言，中国诗学史 的开山纲领，恐怕不是“诗言志”，而是采诗观风（这至少说明，中国诗学不是起于表现说，而是 起于反映论）。很多学者业已指出，以“诗言志”为帝舜之训的看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参看陈良 运《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实际上，细心体味就能发现，载于 《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一语，有两个特点：第一，“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乃环环相扣之四事，不宜割裂；第二，此连环推演中的关键词，正是“言”。这样，必然之推论 便是，最初的诗学自觉，乃是将不歌而诵之“诗”与“永言”之“歌”区分开来的“言”之自觉。 众所周知，独立的“诗”之“言”其脱胎而出的文化母体，乃是“百兽率舞”“神人以和”的祭把 礼乐中带原始宗教之神秘符咒色彩的“诵”，也就是巫视之官以悦通神灵的“口助称桔”（《周易 ·大有》）之话语方式。随着巫官文化之演进为史官文化，巫祝之官遂转型为春秋辞令之士，而这 样一来，与原始之礼乐歌舞混饨一气的“诗言志”之“言”，便相应转化为“不学《诗》，无以言 ”（《论语·季氏》）之“言”。与这一转化相关，起先无文本定指性的“诗”亦转化为专指三百 篇的《诗》，而这又意味着当我们以走出混饨的诗学课题为历史考察之起点时，所当关注的对象，不能不是以春秋《诗》用学为历史现实背景的“称《诗》以谕其志”（《汉书·艺文志》）之“言”。从原始巫视之“言”到战国纵横之“言”，学《诗》之士的称《诗》之“言”，乃是一种历史的中介。这一中介，一方面呈示为散见于诸子典籍及先秦文献中的称《诗》之例，一方面则显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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