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梦龙对小说理论中“虚”“实”观的继承与发展薛丽云冯梦龙（１５７４—１６４６），苏州府长 州县人。青壮年时期多次应考不中，曾参加过当时的复社，５７岁时才补了一名贡生，６１岁时以 岁贡选授福建寿宁知县。他一生著述十分丰富，尤其热心于民族通俗文化的整理，爱好民歌、小说 、戏曲、编辑了《桂枝儿》、《山歌》两本民歌集和散曲集《太霞新奏），整理改订了《平妖传》 等讲史小说６种，撰作改写传奇１９种，整理论定《情史》、《智囊》等笔记小品集５种。但他成 就最大、最有影响的作品是短篇白语小说集《三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喻世明言 》）。此外，他的主要贡献在小说理论上。一我国古代的小说理论出现比诗论，文论、词论及曲论 都晚。这与当时小说的地位有关，封建正统文人鄙视通俗小说，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 ，为君子所不齿。但最早的小说理论还是可以追溯到孔子的时代，以后一直持续、缓慢的发展。到 了明代，由于出现了许多长篇小说和拟话本小说，对这些作品有肯定的，也有否定的，这就引起了 理论上的争论，促进了小说理论的发展。当时的小说理论是以序跋和评点的形式出现，有名的是李 贽、袁宏道、冯梦龙等，贡献最大的是李贽，他开了一代评点小说之风。冯梦龙最推崇他，小说理 论也深受他的影响。冯梦龙没有专门的小说理论专著，他的小说理论，主要见诸序跋和批语，特别 是《三言》中的三篇序：《古今小说（喻世明言）序》、《警世通言序》、《醒世恒言序》中。概 括起来看，他的小说理论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强调了小说的通俗性和教育作用。二、主张小说 要写真情，反对写色情。三、提倡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事赝而理亦真”的虚构。“事赝而 理亦真”谈的是“虚”与“实”，也就是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问题。在我国古代，对这一问 题的讨论持续较久，许多人都较客观地论述了文学作品中的这一特点。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序》就 已经提出了虚与实的问题，《晋书·干宝传》在评价干宝的《搜神记》及这篇序言用了八个字：“ 博采异同，遂混虚实。”序中说“若使采访近世之事，苟有虚错，愿与先贤前儒分其讥谤。”已初 步认识到不能绝对排斥虚错。洪迈的《夷坚乙志序》中也强调了志怪小说不是简单的记录怪事异闻 ，而是“寓言于其间”有所寄托的。对志怪小说的“虚”与“实”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些故事 的来源尽管是“耳目相接”，似“皆表表有依据”，但实质上是虚的，只能问之于乌有先生。这说 明当时的人已经认识到文学作品不是完全的真，而是有“虚”在里面。到了明代，认识就进了一步 ，嘉靖年间熊大木的《新刊大宋演义中兴英列传序》中说：“余自以才不逮班马之万一，顾奚能用 广发挥哉？既而恳致再三，义弗获辞，于是不吝臆见，以五本传行状之实迹，按《通鉴纲目》而取 义，至于小说与本传互有同异者，两存之以备参考。”“或谓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余深服其论。 然而稗官野史实记正史之未备，若使的以事迹显然不混者得录，则是书竟难以成野史之余意矣”。 作者是从驳斥“小说不可紊之以正史”论出发，阐述了小说创作中的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 他认为，小说与史是不同的，不仅是可以，而且是需要发挥的。如何“发挥”呢？要以本传行状之 实迹，按《通鉴纲目》取义来进行。他认为，稗官野史是记述了正史中没有的东西，如果仅仅是史 实上有的才能记载下来，那么便难编辑成野史了。所以，“史书小说有不同者，无足怪矣”，不能 以“邪说”视之。这实际上是谈历史小说与历史的关系。历史小说可以采撷一些传说故事和作某些 必要的艺术虚构，但不能凭空虚构，要有史实作依据。李大年的《唐书演义序》中也谈到文学作品 中虚构的合理性。他觉得“《请书演义序》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出其一臆之见”，但 是仍然与《三国志》、《水讲传》相仿，未必无可取”，而且其中的“诗词檄书颇据文理，使俗人 骚客技之亦自得诸欢慕”。因此，不能“以全谬而忽之耶”。最早由天都外臣作的《水讲传序》中 ，谈到小说创作时说：《史》与《宣和遗事》俱不载所终，《夷坚志》乃有张叔夜杀降之说，叔夜 儒将，余之不信，《史》又言淮南，不言山东，言三十六人，不言一百八人，此其虚实，不必深辨 ，要自可喜”。这指的是小说中的虚实问题不要去深究，只要自己认为合理，抒发了自己的思想感 情，就是好书。这些看法都已经很接近冯梦龙的观点了。到胡应磷，已能对中国古代小说作较系统 的研究与较深入的探索，他在《少室山房笔丛》中说：“变异之谈，盛于六朝，然多是传录外讹， 未必尽幻设语；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这说明唐人已突破汉魏六朝人的认识＿ Ｌ的局限，开始自觉地虚构故事，有意识地创作小说了。而且，他认为作品“多虚”，就有很多可 观；“多实“就”殊乏”，不能吸引读者”。小说唐人以前，记述多虚，而藻绘可观。宋人以后， 论次多实，而彩艳殊乏。”嘉靖时期的五析，在《稗史汇编》中谈到小说的虚与实问题时，义提出 了一个新的概念“活”，这本来是流行于宋人评诗的，被他用来评价小说“惟虚故活”。他认为“ 虚”是为了“活”，“活”不仅指情节要变化灵活，也包含有形象鲜明生动的意思。开始由“虚” 深一层到了“理”。到万历年间的谢肇Ｚ制，便直接谈及“理”的问题，‘“小说野俚诸书，稗官 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尽管有许多虚构的东西，只要合乎“理”，照样是 好作品。他还辩证地谈到虚实的关系，“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 ，亦要情景造极而止，不必问其有无也……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 此，则看史传足矣，何名为戏”！（五杂咀）｝｝意思说小说戏曲如果事太实，读起来就无味，没 有一点艺术的享受。必须是“虚实相半”，既有虚，又有实，二者结合起来，才算是抓住了小说戏 曲创作的关键。评价作品的好坏，不是看其事实的有无，而是要看是否“情景造极”，也就是是否 有完美的艺术形象。他在这里将长期以来文学家讨论的虚实问题，作了比较公允的回答：小说、戏 剧与历史著作不同，小说戏剧必须有虚构（注意是“必须”，不是“可以”），这才算懂得文艺创 作的诀要、特点和规律，否则就不叫文艺作品，而是历史了。到李赞的《容与堂本李卓吾先生批评 忠义水讲传回评》中，对《水价传》为什么流传广、影响大，深受人们的欢迎，也谈到了原因：“ 《水讲传７）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第一回评），“《水讲传》文字原是假 的，只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以与天地相终始”（第十回评），论述了“虚假”与“情理” 的关系。小说要流传千古，不是靠事实的真实，而是靠情理的真实。”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既 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这也是生活真实与艺 术真实的关系，小说不必拘于生活中的事实，必须进行艺术的创造，才能使其具有戏居小娃，感染 力，伽ｌ才能给人以等的事沓。从Ｕ卜斯们可以看到，小说理论中的“虚”“实”问题在冯梦龙以 前，已有了一定的基础，对小说、戏剧与历史的区别已有了认识，对小说戏剧的特点已开始强调并 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冯梦龙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前人的成果，对“虚”“实”问题作出了简明扼要 的概括总结，可以说，在这一问题上，他是集大成者，对小说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贡献。冯 梦龙主张小说创作应“事赝而理亦真”。在《警世通言序》中，冯梦龙指出，“野史尽真乎？曰： 不必也。尽赝乎？曰：不必也。然则，去其赝而存其真乎？曰：不必也……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 丽其人。其真者可以补金匾石室之遗，而赝者亦必有一番激扬劝诱，悲歌感概之意。事真而理不赝 ，即事赝而理亦真，不害于风化，不谬于至贤，不戾于诗书经史，若此者其可废乎”！他主张艺术 虚构的合理性，“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丽，附着之意）。主张作品的情节不必尽真， 也不必尽假，认为情景可真则真，不宜于据实叙写的则虚构。实录和虚构可以并存，实录的，必须 具有年久的价值和意义，要能“为金鹰石室之遗”。他认为“《六经》、《语》、《盂》，谭者纷 如，归于今人为忠臣，为孝子，为贤牧，为良友，为义夫，为节妇，为树德之事，为积善之家，如 是而已矣。经书著其理，史传述其事，其授一也。理著而世不皆切磋之彦，事述而世不皆博雅之儒 。于是乎村夫稚子，里妇估儿，以甲是乙非为喜怒，以前因后果为劝惩，以道听途说为学问，而通 俗演义一种，遂足以住经书史传之穷”。这段话说的是儒家的经典只是单纯的讲道理，这理，是圣 贤之理，是符合封建道德礼教、风化的理。而史传呢？又是单纯的记事，这些只有专门从事于研究 的人或是士大夫之流才能看懂的东西，一般的平民百姓，妇人小孩是无法懂的。他们只能人云亦云 ，随着别人的喜怒哀乐决定自己的态度，受人支配。文学作品却可以弥补这一不足。因为文学作品 中有虚构的成份，虚构的必须具有激扬劝诱，悲歌感慨的内容，“里中儿代庵而创其指，不呼痛， 或怪之，臼：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夫能使里 中儿有刮骨疗毒之勇，推此说孝而孝，说忠而忠，说节义而节义，触性性通，导情情出，视彼切磋 之彦。貌而不清，博雅之儒，文而丧质，所得而未知孰赝孰真也”！只要能产生强烈的感染力，还 有谁来追究情节、人物的真与假。但这不等于可以瞎编乱凑，“真”和“假”都必须达到事真而理 不赝．事赝而理亦真”的要求。也就是说，不论是“真”是‘“赝”，还是“真、赝”的结合，都 要求“人、事、理”的统一，“貌与情”，“文与质”的统一。为什么史传、经传不能达到的目的 ，小说能达到，其中有一条就是“事赝而理亦真。”“事赝而理亦真”，赝者，假也，虚构、假托之意。理者，道理，规律、原则也，符合道德、礼教、风化、符合生活的逻辑之意。真者，实也，真实的反映生活，揭示生活的本质之意。“真”是冯梦龙提出的文学的审美特性，他把这一点作为衡量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成就的重要标准。在《太霞新奏》中总结自己的创作特点时说，“于犹诸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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