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
洛阳伽蓝记<》1>(以下简称《洛》)是历史名著、文学名著,也是一部文化名著 。作者杨之以其开阔深邃的眼光、真切丰富的情韵、清朗的文字,记录了元魏后期佛教的兴衰、王 朝的兴衰以及洛阳的风土人情。他巧妙地以佛寺为叙事、
写人、记物的中心和线索,由寺记事,因 寺写人,借寺状物,在叙写人、事、物上都表现了卓越的叙述技巧,从而深沉含蓄地用文字记录了 那已远逝的元魏王朝的历史、文化、
社会生活。《洛》描绘了元魏人物众生相,依其社会地位、社 会角色的不同,大体有四类人物群像:皇室者、仕宦者、僧尼、庶民。其中“有明确姓名者共得1 47人<”2>,为人们展现出栩栩如生的人物画长廊,几乎指向元魏社会各阶层人物。分析这些 人物形象,研究作者高超的叙事写人技巧及其文学成就,进而体会这部名著所蕴涵的丰富文化趣味 ,是系统研究《洛》的一项基础而又重要的子课题。藉此抛砖引玉,真诚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正。 一、《洛》对两类庶民形象的刻画及其文学特色这里的庶民大体是广义的,因其沉潜民间底层而与 皇室者、仕宦者分别开来,以其生活在尘俗而与僧尼相区别。《洛》的庶民大体分两类:一类是有 名有姓,单独出场,作品对其刻画有详有略;另一类无名姓,多以群像方式出场,往往成为一种背 景式人物群像。第一类人物有:士兵李苗(卷一永宁寺)、骆子渊(卷三秦太上公寺);隐士赵逸 (五次出场:卷一昭仪尼寺,卷二龙华寺、景兴尼寺、秦太上君寺,卷四宝光寺)、死而复活的崔 涵(卷三菩提寺);介于文士与庶民之间可称为民间文士的姜质(卷二正始寺);酿酒者刘白堕、 商贾刘宝(卷四法云寺)、屠匠刘胡兄弟四人(卷二景宁寺);民间音乐人田僧超(卷四法云寺) ;婢妾类女性形象徐月华(卷三高阳王寺)、朝云(卷四开善寺)、春风(卷五凝玄寺);三组夫 妇形象:挽歌孙岩及其狐妻(卷四法云寺)、韦英与其梁氏妻、侯庆与其马氏妻(卷四开善寺)。 合二十余人,有士兵、隐士、民间文士、酿酒者、屠匠、挽歌郎、商贾、民间音乐人、婢妾和职业 不明者。第二类人物出场大约有七次(不包括卷五宋云、惠生出使西域中的人事),以群像方式出 场,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佛教节日:如四月初八“佛诞日”,有“行像”仪式,伴随有众多民间 娱乐活动,如卷一长秋寺、卷一宗圣寺、卷三景明寺;又如佛教六斋日(每月初八、十四、十五为 佛教持斋修福日),见卷一景林寺。二是记叙一些灾异凶兆,人群作为现场目睹者,后面往往紧接 着叙述王朝变故、社会动乱等,如卷一永宁寺浮图被焚,卷二愿会寺神桑被伐,卷二平等寺金像三 度“佛汗”,作者以婉细近乎琐碎的笔触写奇幻荒唐之事,却暗示出元魏晚期的政治腐败、上流社 会的纷争,写出了民间张惶的社会氛围和百姓恐惧的心态,流露作者对昔盛今衰的浓烈感怀,诚如 曹道衡所言,“写佛寺的盛衰,以哀悼北魏之亡<”3>。杨之能充分吸纳古今文史著作在人物刻 画上积淀下来的优秀传统和丰富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洛》与《魏书》一道,在北朝文史著作刻 画人物上可谓有集大成的地位。(一)《洛》刻画庶民群像,兼具史传文学(尤其是杂传)、志怪 志人小说之优长,呈现文备众体的特色古代史传文学厚重严谨,将史家的情意寄寓在字里行间,关 注王朝兴废、社会变迁、民生疾苦;而杂传文学则关注各类普通人物,取材自由灵活,大可写社会 大背景和人的一生,小可写社会一场景、人物一生的某一片断。卷四法云寺:“周回八里”的洛阳大市,南有调音、乐律二里,“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焉”,有“善吹笳”的民间艺人田僧基本项目:川教科SA05-081重点研究课题——“洛阳伽蓝记研究”成果之一。超,又引出田的“知音”——征西将 军崔延伯。作者把一代民间艺人与一代名将绾连在一起,把看似琐细的笛声与军国命运关联起来, 使行文兼具正统史传和杂传写法:作者以厚重严谨笔法叙写崔将军领兵平暴的时代背景、朝野送行 的庄严盛大场面。用白描写崔“危冠长剑耀武于前”,田“吹《壮士》笛曲于后,闻之者懦夫成勇 ,剑客思奋”,又补叙崔将军“为国展力二十余年,攻无全城,战无横阵”,这一切又都与田氏笛 声壮军威、振士气分不开。最后写田氏阵亡,很快崔将军也阵亡,军败。叙述厚重严谨,叙写军国 大事和一代名将。本篇又可视为一微型杂传,选一普通小人物,撷取出征这一画面,在对比中写成 败,把笛声与军国命运关联在一块儿,兼用正面叙写和侧面烘托对比,读来厚重又轻盈。六朝志怪 写奇幻的人事,情节曲折,想象奇诡,给人诡谲风趣的兴味儿。卷四法云寺即有这样一则志怪小品 ,洛阳大市北“有挽歌孙岩,娶妻三年,妻不脱衣而卧。岩因怪之,伺其睡,阴解其衣,有尾长三 尺,似野狐尾。岩惧而出之。妻临去,将刀截岩发而走。邻人逐之,变成一狐,追之不得。其后京 邑被截发者,一百三十余人。初变为妇人,衣服靓妆,行于道路,人见而悦近之,皆被截发。当时 有妇人着彩衣者,人皆指为狐魅”。文中屡设悬念:孙妻为何不脱衣而卧?孙妻去时为何截岩发而 去(为纪念,为抒幽怨,还是恶作剧)?洛阳男子被截发何以达百多号人?在叙洛阳男子时又兼用 倒叙,以此强烈吸引读者,作者娓娓道来,一一揭明真相,作品以写实手法记怪异人事,既写出狐 女的怪诞妖媚、有些调皮习气,又讽剌市井男子的荒唐不本分,见出洛阳市井风情和时人对狐又爱 又怕的情态。崇拜狐古已有之,因北朝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时代氛围,狐狸的仙化也加快了进程,借 此我们似可管窥到丰富的文化意味。六朝志人小说,往往撷取社会中一小场景,选取人生一片断, 抓住最有特征的片言只语和一举一动,小中见大,以深入展现个性和内心世界,而且志人小说手法 灵活,篇什多短小玲珑,能多角度写人。卷四法云寺写刘白堕“善能酿酒”,先叙其所酿酒酒味盛 夏不变,“饮之醉而经月不醒”,为下文埋下伏笔,再叙京都以酒赠人的风习,点明“鹤酒、骑驴 酒”二名的由来,然后选一精彩又琐碎的小事,“南青州剌史毛鸿宾赍酒之藩,路逢贼盗,饮之即 醉,皆被擒获,因此复名擒奸酒。游侠语曰:‘不畏张弓拔刀,唯畏白堕春醪’”。全文紧扣“善 能酿酒”来写,把正面叙写与层层侧面虚写相结合,人事看去琐细,却鲜明彰显刘氏技艺的高超,与《庄子》写众多民间工匠异曲同工,有着经济史<4>(394-3 9 6页)、民俗、名物乃至社会生活史多方面的意义。无独有偶,《水经注》卷四河水条亦记刘氏其人 ,但二者在写法和趣味上却迥异。(二)把多种写人技法集于一书,手法活泼多变《洛》对庶民刻 画,注重正面刻画:直接写人物的肖像、言行和神态,重白描和细节描写。卷三菩提寺有一志怪小 品,记死去十二年又复活的崔涵。僧人发冢得崔,崔说人间亲人和死后在地底的生活。官府派人去 核实,崔父母先承认有这样一子,后又惧祸否认。崔至家门,父“门前起火,手持刀,魏氏把桃枝 ,谓曰‘汝不须来,吾非汝父,汝非吾子,急手速去,可得无殃’”,用白描、“把桃枝”以驱鬼 <5>细节描写、语言描写表现家人惶恐冷酷。后崔飘泊京都,“性畏日,不敢仰视,又畏水火及 兵刃之属,常走于逵路,遇疲则止,不徐行也”,写其有家不得归的可怜悲凄。后写市北奉终里“ 多卖送死人之具及诸棺”,崔言“作柏木棺,勿以桑木为木襄”、“吾在地下见人发鬼兵,有一鬼 诉称:‘是柏棺,应免’。主兵吏曰:‘尔号柏棺,桑木为木襄,遂不免’。京师闻此,柏木踊贵 。人疑卖棺者货涵发此言也”。可见民间棺商欲借重鬼言为营销之策,折射商贾的智慧或狡诈。所 叙人事荒唐怪诞,但蕴涵的意味却是真实的,情味儿却是丰富多样的:有荒诞、父母的惊恐冷酷、 崔飘泊的悲凄,商贾的奸滑。情节曲折,手法多样,读来妙趣横生。《洛》亦多侧面虚写烘托,有 借景物、场面、气氛来写人的,也有借他人他事来对比烘托的。卷一永宁寺,先描述永宁寺九级浮 图的高大华丽,暗示王朝和佛事的昌盛,中间以史家笔法详细叙述王朝一系列的动荡变故,最后叙 述公元534年2月,浮图被焚,“帝登凌云台望火”,长孙稚“将羽林一千救赴火所。莫不悲惜 ,垂泪而去。火初从第八级中,平旦大发,当时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百姓道俗,咸来观火,悲哀 之声,振动京邑。时有三比丘赴火而死。火经三月不灭。有火入地寻柱,周年犹有烟气”。终于七 月平阳王被挟奔长安,十月京师迁邺。文中把佛寺兴废、王朝兴衰、民心之悲三者紧紧关联,写庶 民群像,既有正面的“悲哀之声,振动京邑”,又有借“雷雨晦冥,杂下霰雪”的渲染,写出庶民 的震撼、悲悯和苍皇,暗示元魏王朝末日将至的惶恐不安的时代氛围,昔盛今衰对比强烈。正如作 者在《序》中所言,昔“笃信弥繁,法教逾盛”,“昭提栉比,宝塔骈罗,争写天上之姿,竞模山 中之影。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而今“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 。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 于双阙”,昔盛今衰,引发作者浓厚的“麦秀之感”、“黍离之悲”,从这段情蕴悠悠的表白中, 我们可发现《洛》的叙述角度,即作者站在追忆缅怀、痛定思痛的角度来写,强烈深沉的眷恋悲怆 之情灌注笔底。写庶民群像,能整笔、散笔结合。整笔指集中笔墨写人,如写田僧超、崔涵。散笔 指人物在书中多处出现,每次写出人物某一特点,合拢起来可见出人物多方面特点,以寄寓作者丰 富的情意。这一写法在《世说新语》(散笔在《儒林外史》、《茶馆》中也可见到)中运用得十分 巧妙,人物可分可合,分为玲珑剔透的小品,合则琳琅满目,写出人物的丰满形象。《洛》中隐士 赵逸在三卷共五次出现,有详有略,前后映带,成为全书一个神秘又重要的串联式人物,串联前后 内容。赵逸为晋人,至元魏已有250岁,在洛阳共三年,后不知去向。结合赵逸在书中的表现, 我们认为,赵有两重叙事功能:1、丰富了《洛》在时间上的层次感,正如上文所引序言,《洛》 以昔盛今衰强烈对比展开,时间层次上主要是洛阳在元魏时之盛与东魏时之衰的对比。赵逸作为超越时间界限的神秘人物,多说晋朝洛阳的掌故、风俗、人事,使《洛》的叙述时间上推到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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